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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性的倭寇战争

后面的长矛兵的行动，可以让他们更好的进行刺杀。加之狼筅易得，戚继光把它规定为制式武器；
　　镗钯：这是一种古老的武器，有三个叉。戚继光规定它的形制是长七尺六寸（约2.5米），重五斤（3公斤），末端直径一寸，至尖端逐渐变细。木杆必须深深套入中锋下的孔洞（库）中，用钉钉牢，这样就不会脱落了。铁锋剖面为四棱形，从后到前逐渐磨细，而不是只磨出尖锋，这样就不容易变钝了。镗钯的好处是因为前面有铁叉，所以不容易被砍断。而且铁叉上正好可以承放火箭，点燃后远远的伸出就可以避免灼伤；
　　超长刀：仿自大太刀。戚继光规定的形制为刃长五尺，柄长一尺五寸，共长2.1米有余。重二斤八两（约1.5公斤）。他建议将这种刀作为鸟铳手的自卫兵器。对此我是不理解的，因为它比人身还长，行军时只能扛在肩上。那么火绳枪放哪？如果用肩带背在背后，也必然会磕磕碰碰。况且射击的时候该放在哪？鸟铳手本来就不是近战兵，要自卫的话为什么不用腰刀呢？
　　除这三种武器以外，戚继光对传统武器也都有所建议。有的是对制作技术的敦促，如火绳枪制法，提出必须用两张铁板卷成枪管，镗孔必须仔细用心；有的是改进，如佛朗机改进型无敌神飞炮；有的是根据实战做的改动，如根据倭寇基本不着甲的实际情况，提出腰刀剖面应磨成三角形，以增锋利；除武器改良外，他还把每种武器的用法、练法和考核办法都详细的写出来。无论哪种，都出自实践，件件都可以检验，绝非文人的虚言可比。没有深厚功力，以及对军事高度的责任心，怎么能写得出来！？
　　武器得到保证，士兵严格训练，就很有战斗力了。但如果没有合适的战术，依然不容易打胜仗。戚继光根据战争的需要，创造了鸳鸯阵法，其名字意为阵内士兵如同鸳鸯一般形影不离，彼此用心保护。其基本阵型为狭义上的鸳鸯阵，这是一种以队为基础的小型纵队。编排如下：每排二人，共列六排。第一排为青年兵，使用标枪和腰刀、圆盾，他们之间是队长。队长自选武器；第二排二人为狼筅手，选年龄较大，身体强壮的士兵为之；第三、四排为长矛手，选力气大，速度快的士兵充当；第五排为镗钯手，速度要快，胆子要大；他们之间是预备兵。这12人的用法是这样的，队长在最前排中央充当人质，若队长阵亡，全部11名士兵都要斩首，以此驱使全队士兵奋力苦战；两名青年兵在逼近敌人时突然投出标枪，然后抽刀砍杀敌人；他们后面的狼筅手负责伸出狼筅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狼筅手后面的长矛手趁机猛刺敌人；如果敌人穿越上述士兵直扑长矛手，镗钯手必须把他们刺死或至少使他们无法接近。阵列中左侧狼筅手、长矛手、镗钯手的长兵器都指向左前方；右侧的同类士兵则指向右前方。预备兵都是炊事员，他们没有作战任务，只需持一件兵器协助其他士兵作战，并观察战斗的场面，积累实战经验，日后升为战兵。若因故需要排列横队，则有两种编法：两仪五行阵，以伍为基础，一伍为一五行阵，两个五行阵为一两仪阵——这其实是一种文字游戏。右侧五行阵以青年兵为核心，其右边为狼筅手，他们二人后各有一名长矛手，把长矛指向前方左右，长矛手后面是镗钯手。左侧五行阵除狼筅手位于青年兵左侧以外，没有区别。队长和预备兵处于两名镗钯手之间。这个阵型的基本原则同鸳鸯阵；三才阵，仍以队为基础，以队长为核心。队长后为两名狼筅兵，他们将武器指向前方左右。狼筅兵后面为镗钯手。这是中央小队。其左右为两翼小队，各以一名青年兵为中心，两名长矛手在其左右。
　　鸳鸯阵法的长处是明显的：因为阵型小，在南方森林、山地、田野间行军可以无所顾忌；突然遇到敌人，几乎可以在瞬间就从行军状态转入战斗状态；亲密的战友间彼此保护，在心理上有很大的安全感，尤其是狼筅的存在更是使青年兵心安；因为兵与兵、阵与阵之间有较大空隙，便于士兵发挥个人武艺；安排更多的人进行战斗，只需简单的把若干鸳鸯阵排成一个大纵队就行了，方便易行。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强调进攻的阵型，但在进攻中又处处考虑到防守。对南方水网、山地作战可谓相当适宜。
　　但同时，鸳鸯阵也是一个缺点相当明显的阵型。因为长兵器向左右伸出，因此横列的两个鸳鸯阵之间必须保持相当大的空隙，以免误伤。这些间隙容易成为敌军最佳的突破点；队内武器太杂，需要长期训练才能配合良好，否则只会彼此搅乱；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因为鸳鸯阵只能简单叠加，不能组合成更大更复杂的阵型，因此无法阻止敌军强有力的侧翼突袭。尤其在北方大平原上，因为空隙太大，一旦遭骑兵突击，鸳鸯阵只能变成尸体阵。但在南方这算不得是缺陷，因为倭寇的人数很少，而且受地理限制，也少有大举侧击的可能。
　　其实如果从军事史看，即使是在明中叶的东南，鸳鸯阵是否是唯一合用的阵型，也有商榷的余地。以现代人的眼光，至少有一个选择：统一采用以标枪、刀剑和盾的武器配置。这样士兵几乎可以不考虑阵型问题，简单的排成疏开的方阵，敌军的弓铳命中率将大为下降，每个士兵都得到盾牌的保护，受伤概率降低，安全感增加；接敌之后又容易变成密集阵型，使敌人的精湛刀法无用武之地。如此配备，军队行军和转换队形都和鸳鸯阵一样方便，却无需考虑武器的配合问题。而且倭寇一般没有盾牌，也没有盔甲，“裸身而战”，标枪无论从实际杀伤还是心理影响看，都是相当可怕的。戚继光也说标枪投出之后立即抽刀冲入敌阵，则敌长矛兵必败。但“每每仓皇不及取刀，是一大病”。之所以有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刀剑都较长，拔出较慢。明军为解决这个问题，临战时刀不入鞘，而是倒持在左手上，即使如此，临敌取刀，仍嫌太慢，所以刀盾兵必须由长兵保护，才能从容拔刀。放眼世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缩短刀长，一把全长约60厘米的刀剑别在右腰，容易用右手迅速拔出——也就是罗马军团士兵的佩剑法[89]。当然这是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所看到的，明人无法看到。从那时的实际知识看，戚继光做到的确实已经是最好了。
　　军队里从来就不会只有近战兵。射击兵种也具有重要作用。16世纪50年代明朝的射击兵作用仍没有明显的提升，在野战中只能承担主力交战之前的预先打击，他们本身不是军队的重点。戚继光规定的近战兵与射击兵比例为4：1。射击兵器，50年代以前以弓为主，以后逐渐过渡到以火绳枪为主。因为各种火炮都嫌太笨重，在南方难以机动，所以基本不用于野战。只有战斗状态下重约50余斤的虎蹲炮可以在每500个士兵中配备三门，用于守卫营地或隘路。作战时，射击兵列成长的横队，在各鸳鸯阵前准备射击，敌军逼近到50步（约80米）内，根据号令统一射击。然后退入主阵间隙之中，让近战兵冲锋。近战兵也负有保护射击兵的任务。战斗结束后，将获得的人头分十分之二给射击兵——这可能是那时肉搏与射击造成的伤亡的比例。
　　除了基本条令外，戚继光还事无巨细的规定了一支军队存在下去所要注意的几乎全部事项。包括宿营要修工事、守卫瞭望塔不能困睡、不能滥用马力、守城时监视灯必须悬挂到城下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古代作战的基本常识，一一记入书中，说明那时的明军已经堕落到一个令人吃惊的境界。但我们也应该感谢戚继光的热心和阔达。按照儒家，尤其是后期儒家的爱好，一个有志向的人不应当拘泥于细节，不应当关注技术（除农业外），不应当对不祥的军事感兴趣。只有完全扑到文事上，一心一意地想该如何做个好儒士，温文尔雅的度过一生，以文章和正直留名后世，才算是真正成功。这种思想也作用在军事上，人们心目中的伟大军事家，是《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那样的变态怪物：坐在轮椅上手摇扇子微笑，坐在家里就可以知道天下大事，永远从容的事先就知道一切，只用奇计而不是蛮力取得胜利。肌肉发达、满口军事术语、两天两夜不睡觉熬得双眼通红，在文件堆里声嘶力竭的下达命令、几天不洗澡，全身发臭的顶着太阳行军，坐在马上睡着了。。。这些形象被认为是粗人、俗人的表现。因此军人要么没有足够的文化写不出什么东西，要么为了出名写诗文；文人自然也不会热衷于写军事书，这样军事书作者就很少，尤其有军事实践和才能的人更少。就算写了，也必须文学化、玄虚化，只要看上去显得高深就可以，细节写得太多，那是俗气。就算有细节，也必须尽可能对仗化，理想化[90]。因此不难理解，武力强大的汉、唐、元、清，兵书诞生并不多，而兵书著作丰富的宋、明却武力羸弱了。在古代中国，兵书往往是脱离实际的。而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却没有这个毛病。其中的规定都是具体而微的，都是切实可行的。我们今天甚至可以不依靠其他古书，就据此复原出一支当时的军队来，还可以把这支军队八九不离十的按照当时的方式存活和行动。可贵的是他写书尽量用通俗的语言，即使现代人也可以不费力的看懂。按照传统观点，用如此通俗的语言写书是要被鄙视的，但戚继光不在乎。从《孙子兵法》以来，两千年间象他这样有魄力、有学识、有经验的人，实在是太少了！《纪效新书》完全可以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著作之一——如果不是最伟大的话。
　　戚继光的成就，主要在军事法制、技术和战术几个方面，就战略他没有说更多。在以文、大、玄、空为荣的古代，这是一种难得的实用精神。但并不意味着他就对战略完全无知。从后来的实践看，1559年以后的倭寇战争其实相当“乏味”，在福建的模式是：倭寇在某地登陆，建立根据地，出动骚扰，被官军击溃，官军进而攻克该根据地……如此反复。这样的战斗其实并不需要什么通盘考虑。在广东，战争曾达到很大的规模，双方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会战来决定胜负。陆上战斗跟传统的官军镇压起义军的模式差别不大，海上的舰船交战则是新出现的事物。对此，戚继光和俞大猷等表现出不同的风格。从战争爆发时起，人们就发现倭寇的船舶无法与官军抗衡，海上制胜论也就随之而起。周珫在著名的《十难三策疏》中提供的上策，就是以数百艘福船、苍山船等大型战船在外海倭寇常走的路线上巡逻，歼敌于海上，不使其登陆。中策、下策也都强调船只的作用[91]。后来俞大猷也建议用闽广大船（也就是尖底海船）数百艘，水兵数万，在海上歼灭倭寇[92]。如果这些建议得到实施，官军固然会在海上获得轻易的胜利。但问题是：倭寇来源于沿海，只要海禁依旧，土地兼并继续，几千里内的贫民、海盗、走私商就都有随时起来造反的可能。海上封锁固然断绝了他们快速机动之路，但无法阻止他们在陆上流窜。也就是说即使有了大水师，仍需要充足的陆上兵员。那么花费重金和大量时间来建立和维持如此庞大的水师，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吗？况且在倭寇战争期间，明朝的经济已经到了抓襟见肘的地步。建造数百艘大船，集中数万水师，钱从哪里来！戚继光与他们不同，他从来不会费心去考虑现实“应该”怎样，朝廷应该给我什么样的条件。而只是考虑如何利用现有的条件，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反映到他的《舟师篇》中，所描写的装备，战法，都是实际可用的。明朝船小，不足以放置强力大炮，他不是建议造大船，而是设法改进小炮，减轻重量，以便上船——反正倭寇的船生存力都不强，小炮在近距离内射击，效果也是显著的；他也从不幻想几百艘大船出海，威风凛凛的场景，只是规定了水兵训练和演习的程序——对抗倭寇无需进行大规模的正规海战；最后，他也没有提出建造巨型船只，书中开列最大的一号船，不过有士兵88人，水手17人，携小炮16门——他不需要满足后代青年人上网时的虚荣心。戚继光的水师建设，立足于他的现实主义和敏锐的眼光，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服务于实际。国家不需要给他大量经费，不需要从零开始，长久等待大水师的出现。即使只有几艘战船，训练两年之后，就可以使用，一样可以打胜仗。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戚继光的战略思想：他不指望有一种获得全胜的妙法，也不指望通过某种技巧在短时间内彻底结束战争。他只需要用自己的几千军队，每战都重创敌军，同时又尽量实现有利于自己的伤亡比。这样，兵源不足的倭寇就会逐渐衰竭。不断的胜利足以恐吓不满分子，使他们不敢再造反。因为军队规模小，伤亡少，战争开销不大，即使显著提高士兵待遇，也不会形成沉重财政负担。
　　就这样，戚继光指出了一条赢得战争的光明大道。在他之前，官军的陆战已经被认为是绝望了，只能通过水战和阴谋来打败倭寇；在他出现之后，官军将重拾自信，斗志昂扬的向最后的胜利进发。
　　于戚继光一心一意的训练他的新军的同时，战争在继续着。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三月，倭寇在崇明岛三沙登陆。四月初，一路进扰通州、一路进扰海门。凤阳巡抚李遂估计他们可能在如皋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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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0 20:18:18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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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