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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性的倭寇战争

，胡宗宪感到沮丧，只能解开包围的一角，让倭寇冲出。此时因为长期的作战，岑港物资已十分匮乏，人员伤亡也很多，倭寇也只能放弃这个根据地。撤退途中，被俞大猷的水师截击，损失了一条船，其余的人平安退到福建，历时近一年的岑港保卫战至此结束。尽管王直系的倭寇拿出最大的勇气作战，尽力杀伤了官军，没有辱没自己的领袖，也没有让敌人获得任何光荣，但他们的损失也很大，而且这些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在三年之内，浙直倭寇的两支主力或被歼灭，或遭重创，重要根据地先后丧失。从此他们再无法对浙江发动大的攻势，战争的重点向南转移到福建、广东。
　　在岑港被包围的同时，只有一支倭寇对他们进行了间接援助。春季，这股倭寇在浙江温州府、台州府之间活动，并数次包围了太平县。四月，侵入福建的福州、兴化、泉州等地，每次都是劫掠之后就退去，没有进行坚决的战斗。五月，攻击惠安。知县林咸率兵守城，倭寇无法攻克，便使出了传统的伪退技巧。林咸中计追击，在县内的鸭山中伏战死。倭寇随即出海，参将尹凰已经带着舰队在海上拦截，击沉了他们八艘船，杀死70多人，之后展开追击，又杀死百余人。六月，倭寇又骚扰兴、漳、泉三府，攻陷了福清、南安两县。但这些战斗都没有能够把官军重兵吸引过来。到七月，其他战场上的战斗就终止了。
在浙江倭寇遭到重创的同时，广东形势发生变化，饶平张琏、大埔萧雪峰、程乡林朝曦相继起义，倭寇战争的战场扩大了。
　　以岑港的失守为标志，倭寇战争的第一阶段结束。在6年的战争中，朝廷和人民都遭到惨重的伤亡和严重的财产损失。倭寇方面的损失不祥，但张经为总督半年，斩首五千；俞大猷到1558年为止，杀敌已四五千，这样看来倭寇的总损失也相当惊人。

俞大猷与戚继光戚继光的军事成就在福建的战争
俞爱松的儿子俞大猷，字志辅，福建晋江人。1503年生，世系军官家庭出身。从小学习儒学，20岁时因为父亲死去，家贫再无法供他读书，只能弃文从武，这对他来说是不幸，对明朝却是大幸。从军以后他很快表现出不同于同僚的地方。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他考中武进士，担任了保卫金门的千户，那里的人民一贯被认为是嚣张难制，俞大猷却能在5年时间里保持稳定少讼的局面。不久，因为海盗逐渐活跃，他向上级上书陈述对策，却被斥以“小校安得上书！”杖责一顿，剥夺职级（明朝官场的等级森严和高官的懒惰傲慢可见一斑）。后来明廷策划入侵越南，俞大猷再向主持军事的兵部尚书毛伯温上书建议，请求从军。毛伯温看了建议书，相当佩服他的才识，但因为入侵行动取消，也就没有给他什么职务。直到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蒙古军大入山西，皇帝下诏召集武举勇士，俞大猷再次自荐，才经过巡按御史的推荐，到宣大侯用。在那里受总督翟鹏召见，语言间表现出很高的军事学修养，打动了翟鹏，翟鹏激动地说：“吾不当以武人待子！”从座位上下来对他作揖，此事在宣大全军中引起轰动——由此也可以看出明朝军人社会地位的低落，不被看作武人，竟然被认为是一种褒奖！虽然后来他没有谋到官职，但已经引起朝廷的重视。回到福建后，俞大猷被毛伯温任用为汀漳守备。从此走上了与海盗对抗的道路，在几年时间里打垮了若干海盗和起义军，培养了实战经验，并且得到升迁。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朱纨任他为备倭都指挥。同年击溃了窜入中国的越南武装，紧接着又镇压了海南岛黎族的起义。连战连捷，表现出过人的军事能力。而且他并不只是会作战，而且武艺高强，对心理学和政治深有研究。击海盗、击越兵、击黎人，他都敢于数人数骑，乃至单骑进入敌营谈判或劝降。还曾在单挑中杀死骠悍的敌将。特别可贵的是，在镇压黎人时，他提出：“黎亦人也，率数年一反一征，岂上天生人意？宜建城设市，用汉法杂治之。”并单骑进入黎区签订和平条约。作为一个善战的武将，表现出了难得的人道主义精神。
　　倭寇战争爆发时，俞大猷任宁台诸郡参将。他几乎参加了战争中的每一次大战斗。那时绝大多数将领，包括卢镗和汤克宽这样的名将在内，都常常遭到挫败。惟有俞大猷保持了长胜的纪录，而且越到后来，越少遇到挫败。他在军事理论方面也有大的贡献。我认为他在镇压倭寇时作的贡献，实际上比最著名的官军将领戚继光更大。但俞大猷道德高洁，对部下仁爱而不阿谀上级，这引起了很多麻烦，使他的官途跌宕起伏。击溃越兵的时候，不知何故，也许是因为他不行贿，不献媚，严嵩不给叙功，只褒奖了50两白银；初期，俞大猷用水师击杀了不少倭寇，而报答是坐失事停俸；不久焚毁五十余艘倭寇船艇，没有任何奖励；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的普陀之战，因为损失了三百人，被勒令戴罪办贼；幸好不久因为吴淞所的胜利，撤销处分，奖赏了银币；后因战功升为副将。旋即遭到金山卫的失败，尽管在王江泾奋勇作战，仍被贬为事官；1555年，因为周浦之战的失利，惊动了皇帝，被剥夺世荫，以死罪勒令立功自赎；幸好随之取得了水战的胜利，在三十五年（1556）因为朝廷大臣们的一致推荐，代替无能的刘远为浙江总兵，兼辖苏、松；之后以胜仗恢复了世荫，年底，率绝对优势兵力歼灭了坚守舟山的徐陈叶系倭寇余部。因功加授都督同知衔；1558年，因为进攻岑港不顺利，被削除职级，虽然在惊恐中驱使士兵奋力作战，仍然没有实现皇帝一月内平贼的诏令。因此被捕下诏狱，再次被剥夺世荫[84]。
　　至此，俞大猷仍是官军最强的将领。但他经过长期战争，对陆战中战胜倭寇，已经不抱多大希望。在他看来，陆战是倭寇强项，与之进行陆战是不合适的。相反，倭寇的船小而弱，官军的战船大而坚固，进行海战才是对抗他们的最佳方法。这反映了官军方面对陆战的绝望心理。但很快，陆战的劣势就要扭转了。主要原因，一是倭寇的主力和名将已经在浙江被毁灭；二是一个军事天才登上了历史舞台。
　　戚景通的儿子戚继光，字元敬，山东蓬莱人。1528年生。与道德高洁，饱读诗书的俞大猷不同，他虽然也是家贫好读书，但从小大气活跃，有领导才能，从来没尝试过从文，官途也要坦荡许多。自任都指挥佥事以后，因胡宗宪的举荐，改佥浙江都司，任参将，主持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军事。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倭寇侵入乐清、瑞安、临海，戚继光没有及时赶到救援，以“道阻”不罪；1558年参加了岑港攻击战，因久攻不克被免官，勒令戴罪立功。不久因另一股倭寇掳掠台州，被给事中罗嘉宾等弹劾，理由除无功外，还有通番。却因平王直这个不是理由的理由而复官，并改守台州、金华、严州三府[85]。
　　至此，戚继光的表现和其他平庸却懂得圆通依附的武将没有什么区别。但他与那些庸人将立即分野。岑港之战使倭寇的精悍勇敢再次得到验证，连俞大猷都放弃了在陆上克制倭寇的想法。而戚继光却开始迎难而上！他也承认官军的素质低下，但并不因此气馁。为了胜利，必须设法练出一支精兵。练兵的第一步，就是选兵。卫所世袭军人已经一再被证明为不堪一击，积弊已久，而且其中关系深厚，难以治理。因此必须建立一支士气高涨、素质高超的新军，才能作战。在建立新军的过程中，戚继光处处针对官军的弊病进行大手术，终于获得成功。建军的成果被总结在《纪效新书》中，我们可以通过这本书来了解戚继光新军的面貌和详情。
　　首先，军队的起点是募兵。他认为从地域上说，可用之兵以处州人为上，因为这里有矿，在私矿纠纷中常发生争斗，勇悍之气，正可用于作战；其次为义乌，勇气稍逊但耐力持久；再次台州，其勇气一般，必须严明纪律，多加鼓舞，方为可用；再次绍兴，绍兴人怯懦，但聪明而能忍受劳苦，必须用重刑恐吓，建立威信，才能期望他们进行肉搏战。其余东南各处的兵，更是必须用心力训练，改变其本性才能用。但戚继光也不认为地域是选择士兵的唯一标准，比如处州兵后来常被招募，多遭失败而有怯弱颓废之名，他痛心的指出这是各处官员指望其天生勇敢，不加严格训练，且指挥不得法的缘故。地域之外，士兵的阶层更被他重视。戚继光所用的兵，要么是乡下老实的农民，要么是经过战阵的旧军兵。前者习惯于艰苦生活，而且没有心计，害怕官员，容易以纪律约束，也容易被严刑恐吓，被恩赏感动；后者虽然对战斗有恐惧心，但熟悉军事生活，也有战斗经验。不可用的人也有两种：一是城市里的聪明人，也就是那些肤色白皙，头脑灵活的人。这种人见识广博，有手艺。并不需要仰仗服役获得收入，也懂得如何规避法律，平时用虚假的勇敢口号蒙蔽官员，战时精心选择逃路，一旦战胜，揽功于己，一旦战败，可以迅速逃脱。还策动老实战友一起逃跑，以便被追究时可以以他们顶罪；二是乡下“奸巧”之人。这种人不怕官，难以驾驭，害处与城市人相同。[86]其实农民好用而城市人不可用，是古代军事家一致的看法。从维格蒂乌斯到曾国藩，都有类似观点。但明中叶的募兵，习惯以体质和言行表现为标准。不问其出处，只要体格强壮、头脑灵活，就格外重视的拉拢入军队。戚继光强调用老实人，正是对这种歪风的否定。
　　兵选好之后，就可以进行编排。戚继光军队的编排与明朝惯用的编制类似，但也有不同。每队12人，分成两伍，由队长指挥；每三到五队为一旗，由旗总指挥；每三到五旗为一哨，由哨官指挥；每三到五哨为一司，由把总指挥。每三到五司为一营，由大把总指挥[87]；司与营都有辅助兵和军官随从。这样每营约近三千人。营以上便由将军亲自指挥[88]。
　　编排军队之后进行宣誓。从营的把总到普通士兵，人人必须宣誓具结。从此军人便与他的同级和直接上下级结成紧密的战友关系。一人犯法，众人连坐。军官对属下普遍的罪行，也须连坐。为杜绝军人逃亡的旧弊，戚继光特别规定兵员入伍必须登记住址，并且具保。明中期募兵普遍有保人制度，但并不严格执行。于是士兵从入伍开始就视纪律为无物，戚继光也知道这项措施实行起来很难。之所以把兵源限制在有限的几个地方，并不全然是出于那里的人天生勇敢，而也有便于控制的原因：同乡有同乡之情，在战斗中抛弃战友，有所顾虑；如果平时逃亡，因为来源单一，也便于抓捕。
　　自入营开始，戚继光的士兵便处在一张恐怖的军纪网中。除初犯可以免刑以外，平时稍微犯错，便捆打二十到一百。平时睡觉前不准唱歌；不准煽动乡愁；乃至禁止除“寓教于乐”的条令歌、战歌、武戏之外的一切娱乐！战斗中处处有死刑，凡是表现出害怕者几乎一律处决；犯重大过失也都处决。如演习或实战中用鸟铳（火绳枪）不符合教程的，一律斩首，队长若发现不告发的，与犯兵一起处决；不仅自己犯错要被斩，而且失职也要被斩。如火绳枪队后一一对应保护的近战兵（杀手），若火绳枪兵阵亡，便将其处决偿命；战后，若杀平民冒功、奸淫妇女，包括未经分配的“贼妇”，一律处决。不仅纪律，而且等级森严，平时士兵向军官报告、听令，一律下跪；下官对上官报告、听令，也必须下跪。士兵告军官，除克扣军饷军粮外，不管有理无理，一概先捆打二十。但军官自己的责任也很重。不仅下属犯罪常有连坐，而且平时考核，下属成绩在中下以下，都必须捆打。军阀之严酷，在明中后期可谓罕有。然而也正是这样残酷的军法，使习惯于懈怠和逃跑的士兵，重新知道了什么是纪律，什么是军队。并且培养了对军官的畏惧之心，作战时更容易指挥。那时，也只有强壮豪迈的戚继光，有这样的魄力敢于扭转一百几十年间逐渐形成的颓废之气。
　　士兵服从纪律，如果没有适当的指挥，军队仍然无法战斗。嘉靖年间明军指挥体系之接近崩溃已如前述。凭借这样的指挥，不仅大军基本无法运用，而且连基本的阵型排列都无法完成。戚继光用很大的力气把指挥体系恢复过来。他制定了各种旗帜的规格，使之容易区分；规定了各式乐器和号炮的用途和练法；还规定传令兵必须有令旗、令箭、令票三证合一，才能传送命令。
　　有了纪律和良好的指挥体系，军队就恢复了明初的精锐和悍勇。接下来必须解决武器和战术问题。在武器方面，戚继光的创见不多。经他推广的武器主要有以下几种：
　　狼筅：即附上大量枝叶的大竹竿，前面有尖锋。戚继光规定形制为长一丈五尺（约近5米长），重七斤（约4.2公斤，铁制更重），附枝应有7-11层，重心应在末端。这种武器其实相当笨重可笑。但它的附枝能够阻碍敌人的视线。人的心理，总是首先攻击比较显眼的目标。倭寇看到一大团枝叶向自己伸过来，不清楚其中是否有刀锋，长矛兵自然心慌，持刀兵必然挥刀试图砍断它。但因为枝叶繁茂，难以砍断。在这其中耽误的时间足以令狼筅兵前面的刀盾兵拔刀上前砍杀了。而且枝叶遮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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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0 20:18:18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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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