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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性的倭寇战争

发布日期：2008-7-20 20:18:18 作者：出处：

当朱祐杬的儿子朱厚熜执政的第三十年，在整个东南沿海发生了巨大的战争，这场战争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很多财产的毁坏，并且对中国人的心理造成了很大冲击。过去从来没有在海滨发生如此可怕的事件，也没有一个皇朝从海上遇到如此大的危机。尽管孙恩和卢循的起义给东晋以很大的惊恐，但他们并不全然是海盗；而钟相、杨么的起义与他们类似，却只维持了六年半。在明朝中期被称为倭寇的人们，几乎纯粹依靠海上实力，动摇了整个皇朝的国本，这场战争也就因此而应该被记录下来，弄明白它的起因和胜败之道，让后人知道其中的教训，好使同样的悲剧不至于再发生。

　　　战争前夕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日本的情况贸易与交通的不畅
朱厚熜的年号是嘉靖。他执政44年，是明朝执政时间第二长的皇帝，然而这对明朝来说是个不幸——尽管明朝的好皇帝本来就是不多的——因为朱厚熜只着迷于迷信，他从17岁的时候开始就积极的为自己寻求长生，长生不死的欲望冲昏了他的头脑，把大量的金钱白白的浪费掉，并重赏一个个的骗子，从而伤害了自己的国家并把自己搞成了全国最大的笑料。在嘉靖年间的祭祀开销，光是香蜡，就曾达到每年黄蜡二十余万斤、白蜡十余万斤、香品数十万斤的惊人数字[1]。而朱厚熜最宠信的两个道士：邵元节和陶仲文，所擅长的不过是愚昧的迷信，然而朱厚熜却给他们加官进爵。前者死后追封了伯爵，而后者更是身兼三孤，这是从前从来没有人——即使是立下大功的贤臣，获得过的殊荣[2]。而从24岁开始，就大量的选进少女，来进行淫邪的迷信，并且以此满足自己的淫欲。1547、1552、1555、1564年都是国家局势紧张，战争规模巨大的年份，但他却进行了4次大选，选进处女1080人。而且年龄多在8到14虚岁之间（约相当于7到13周岁）。之所以选如此之多的幼女，原因之一是因为朱厚熜听从道士的迷信说法，想用她们的经血炼成长生不老药；之二，大概就是他本人的荒淫本性所致了。除开淫乱之外，根据朝鲜人的说法，朱厚熜对宫女相当残暴，宫女稍有过错，就会遭到毒打，因此被打死的人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以前已经达到二百多人[3]。于是不甘受辱的宫女在这一年制造了被称为“壬寅宫变”的谋刺事件。谋刺失败之后，朱厚熜害怕自己的宫殿，搬到西苑燕王旧宫殿中，从此除了蒙古军兵临北京的时候外，直到临死，都没有回到宫中。不再去祭祀祖先，也不再与大臣会谈。只是懈怠的批阅奏章，其中批语又常常有莫名其妙的愤激之词，让人摸不着头脑[4]。这样，正直人得罪了他，老实人无所适从，权力就渐渐移到擅长迎合他的奸臣手中去了。奸臣中最著名的就是严嵩、严世蕃父子。严嵩的专长是写青词（道教中祭祀祈祷所用的一种文体）。而擅长迎合君主的佞臣，照例是难得有政治才能的，严氏父子也是如此，他们除了贪污和党争，没有其他成就[5]。1548年，和严氏竞争的夏言被杀之后，严氏掌握了大权，上行下效，明朝的各级官员除了贪污、行贿受贿、以及进行种种龌龊的官场和人际关系斗争，好事就难得一见了。明朝就是在这种政治状况下迎来了倭寇战争。
　　明朝的经济，和其他朝代一样，没有质的变化。是以地主、农民所有制的封建农业为基础，以官营大手工业、民营小手工业为要件，以大小商贩、合法或非法的营运商组织的商业为补充的典型的封建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封建农业因为巨大而稳定的产出，成为中国这样的大陆国家必然的主要经济来源。并且其稳定性和封闭性，对保持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的老实闭塞，具有决定性意义，所以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保护。然而，因为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兼并，没有土地的农民就变成了流民，到处寻找工作机会，而且因为生活困苦，对社会和统治阶级有必然的仇恨。失地农民越多，国家就越容易出现不稳定因素，因此历代统治者也无不专注于防止过度兼并以及避免失地农民的贫困化。然而，因为皇帝和朝廷远离了人民，成为高高在上的必须依靠层层官僚机构支撑的中央，他们无法制止巨大国土上到处发生，缓慢进行的土地兼并，同时古代的技术也无法满足对中国这样巨大的国家进行全面的数字管理的要求，合法的、灰色的[6]或完全非法的土地兼并就会随着不可避免的政治腐化而日渐加剧，直到大量农户变成了佃农或流民，加上人口增加造成人均资源减少，越来越多的人每年获得的生活资料少到只能勉强满足自己需求的地步。当偶然发生某种不良的政治事件或自然灾变，生活资料稍一下降就会跌到生存必需线以下，起义就开始了。而且越是到皇朝后期，起义规模就越大。土地兼并无法遏制，而能满足生活需要的人民比例随着土地兼并变得越来越低，潜在的起义者就越多。这是古代无法解决的死结，时间本身成了皇朝的最大杀手。在手工业方面，因为封建帝国只能依靠中央集权来维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而权力本身具有无限扩张的特性，于是统治阶级习惯于对手工业进行限制。武器的制造，因为事关重大，自然常常限制在官营手工业中；矿冶因为往往需要集中大量工人，容易成为流民的集中所，也常被限制；对国家经济有重大意义的项目，比如贵金属开采和造币，为了避免被地方割据势力或各种“奸民”利用，限制尤严。但手工业所需产品是人民必须的，因此又不可能完全禁止，所以民间的小手工业仍是遍地存在，而且被“理解”的。最后，商业因为它天然具有的不确定性、流动性和投机性的本质，而与封建社会的需要构成直接冲突。从而被历代所压制。小商业是无法禁止的，但大商业的发展则一向遭到重重阻力。长途贩运的营运商，尤其是与外国进行交易的涉外商人，尤其被严格限制，生存空间狭窄。以上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一般原则，它对于理解倭寇战争前夕的经济具有指导意义。
　　明朝的统治进行到16世纪中叶的时候，无需多说，土地兼并是在不断进行中的。明朝除了官僚地主无孔不入的剥削之外，可恨的是大官僚与贵族的“庄田”。本来人有勤懒智愚，自然之理。勤奋聪明的人上升为地主，懒惰愚笨的人下降为佃农或流民，也算是正常的经济现象。但皇族和勋臣没有特殊的才干，世世代代掌握大量田地；皇帝加恩赐田，对象良莠不齐。无论恶人好人，只要皇帝喜欢，一律得田。这些人获得了竞争中巨大的天然优势，加上自己的政治地位，即使是善良的人，只要不是特别倒霉，田地也会不断增加。更何况有意占田的恶人呢？国家既然无法阻止土地兼并的发生，自然只能是占田多的是聪明人、占田少的是正常人、不占田的是白白亏待子孙的笨蛋了。最可恨者，皇帝本人是全国最高的，权力不受制约的独裁者，不缺钱用，国家就是他的私产。但明朝皇帝竟然也积极占田。正德九年，京畿内的皇庄占田已经有三万七千五百多顷；正德十六年，贵族庄田面积达到二十万零九百余顷[7]。嘉靖年间，田额不及明初一半，尽管明初田额可能有虚报，但在人民世世代代开垦，国民经济逐步发展的情况下，国家统计的田地如此之少，大户瞒田是主要原因。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御史黎贯上奏：“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8]国家统计的田地面积减少，必然带来收入的下降。对于农业国家来说，这是严重的损失。然而，从总体上看，嘉靖年间的农民生活还不是无法维持的，这点可以从那时的几次农民起义规模不大，迅速被敉平看出。明代的土地兼并要到朱翊钧统治时期，才会达到无法收拾的程度。
明代的手工业，发展到嘉靖年间，大体情况如下：农具制造、器械制造、日用品等方面的进步和变化不多（如果扣子的运用算是一个进步，那么在嘉靖年间还看不出来它有较大的影响）。陶瓷制造技术稍有进步，海禁解除以后，以及清代，这项技术将为中国带来大量货币。但手工业方面与倭寇战争相关最大的，还是矿冶行业。明朝法律禁止人民开采金、银、铜、铅、锡、水银矿。违者以“盗掘”罪名论处。按折合钱钞数额准窃盗定刑。朱佑樘统治时期进一步规定：持杖拒捕、或聚众三十人以上、或分矿砂至三十斤以上者，一律发边卫充军[9]。重要金属矿产中，只有铁矿允许民营，但限制依然很多。采铁、冶铁必须得到州县官批准、矿首必须是矿山的所有者、每处只能开一座冶铁炉、雇工不得超过50人、不得雇用外地流民、开炉时间限于每年农闲季节的阴历九月中旬到来年二月初旬[10]、民间贩运生铁，必须向当地官府申请旗票，否则比照贩运私盐罪处刑等等。隆庆年以后，皇帝与朝廷认为全国铁产已经足够多，就不再批准开设新铁冶场了。因此冶金业的发展，是受到人为制约的，以福建为例，明初铁课收入每年12.43万斤[11]，嘉靖元年达到29.92万斤，之后直到明亡，一直都保持着这个数字，只是遇到有闰月，则加收1.78万斤[12]。但经济规律不是政法律令所能控制，为了追求最大利润，矿主必然积极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灵活性。因此超人、超时、超地域经营的事例屡见不鲜。而受法律处罚的人，往往心怀怨愤，导致了多次矿变的发生，在倭寇战争期间，就发生过矿工响应倭寇起义的事情。在这点上，矿限和海禁颇为类似，都是因为严厉的政令限制和禁止，在现实中违反经济规律，无法贯彻执行，而且容易被贪官污吏和违法分子利用，反而成为他们谋取非法利益的渊源。
　　商业方面，明朝强调重农轻商，依然对盐、茶、巩实行国家专营，因此国内贸易与从前变化不大。
　　因为国家对手工业和商业的限制，因此明朝的货币收入相当有限，在嘉靖初年，每年户部收入折合200万两白银左右，还可以每年留存30%，以供不时之需。但因为朱厚熜愚蠢的迷信活动开销太大，以及蒙古的入侵，年支出剧增，朝廷千方百计筹钱，出卖官田、允许以金钱赎罪，都无法弥补亏空。到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年支出达到595万两白银的可怕数字，户部没法可想，只能在南直隶、浙江增加税收额，折合白银120万两，这就是明朝加派的开始[13]。之后，年收入没有增加，但年支出，多则五百万以上，少则三百万，明朝的加派也就只能越来越多。尤其可恨者，朱厚熜为了进行他荒唐的迷信活动，常常随心所欲的挥霍，一点不顾及国家的困难。有时半夜里一时头脑发热，就写一张便条去要钱。而官吏又不敢不给[14]。
　　在这以前，已经有人提出了解决办法。嘉靖十年（1531年），御史傅汉臣在奏疏中提出了被称为“一条编法”的新税收手段。其主要原则是：以地域为单位，算清其中应提供的人力和物力，除粮食外，统共作价折合为白银数字，一并征收[15]。这种税收办法比之原来，好处是明显的。其一，简化了征收的计算；其二，除国家必须的粮食和少量特殊贡品外，人民的负担简化为白银一项，也方便了他们的纳税；其三，有利于减少易损物品在储存、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其四，由于把人力折合的白银数量在不同程度上摊入田亩，实现了税收的公平。田越多，需纳税额就越大；其五，很重要的，国家掌握的贵金属货币可以大大增加，从而缓解经济危机。不过在嘉靖年间，因为国内白银数量还不很多，所以一条编法还不能推广，只能在个别地方试点。直到海禁解除，中国的白银有了稳定的来源，数量也明显增加之后，才于万历九年（1581年），由主政的首辅张居正加以推广，成为全国共同的税收制度。
　　经济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接下来我要说明当时的军事。明朝尽管是以驱逐蒙古，消灭元朝建立起来的皇朝，但他的军事力量很快就衰退了，而且衰退的速度相当惊人。朱祁镇的土木之变，距离朱棣的第五次北伐只有25年。而倭寇战争爆发的时候，离土木之变已经百余年了。明朝的军事实力继续下降。
　　就武器方面来说，16世纪中的明军比起从前是有进步的。这主要表现在火药兵器的普及化方面。因为各种大型管状火器的运用，这时投石机和所有的弩都已经从军队的正式装备中除役了。到倭寇战争爆发前，明军主要的火器有：
　　子母铳：这是一种有长柄的木制火药框，在其中填充火药，点燃引线之后可以喷出火焰，因为有长的手柄，使用者不会被伤害，而正好在它前面的敌兵会受伤。但它主要的功用还是发出巨响来恐吓意志不够坚定的敌人；
　　六合铳：一种厚木条围成，用铁箍加以固定的管状火器，长3尺，其中身管2尺，手柄一尺，口径6寸；
　　火箭：也就是在箭支上捆绑火药筒，点燃后凭借火药向后喷射的反作用力射出。当时没有大型火箭，而只有小型的。和普通箭支一样，它的箭头可以有不同的类型。据戚继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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