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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科技革命，中国为什么没有赶上？

收税人员伙食用。

同政府的税收相比，明代商人的收入则“高”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宋应星《野议·盐政论》中记载：“万历盛时，（盐商）资本在广凌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1542年，根据官方的报告，在四川课税的茶叶数量超过500万斤，还不包括政府茶园生产的茶叶。然而在1578年，省级官员征收的茶叶收入总共还不超过2万两……16世纪中期，四川巡抚也承认广泛存在私贩茶叶现象。

其他省份的茶课名存实亡。绝大部分地区仍然沿用宝钞来评估地方税额，当16世纪折成白银时，税额减少到了可笑的地步：云南17两，浙江（产茶大省——引者注）约为6两。当时的一位学者对此作了如下的概述：‘内地茶户不知官茶、私茶之说久矣。天下之言生财者，亦罔闻知’。”57p338正税本身就低，而偷税漏税现象也是相当普遍。

崇祯时期的西方传教士曾德昭记载：“在海关……有更多的方便。没有堆放、过磅和检查货物的房间，也不需从船上取出货物，只察看一下并根据商人的簿册，征收一笔适当的税。若旅客不是商人，即使他一人带着奴仆，载运五、六口箱子以及许多其他物品，他从一地赴另一地时，一般都把东西留在船上，并不打开检查，更不付税。这对欧洲的海关和税务所是一个好榜样，欧洲的穷旅客遭到凶狠野蛮的劫掠搜夺，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还抵不上向他索取的税。”22p14这说明当时明朝的税收比同期欧洲的要低得多。

而郑芝龙集团“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郑氏家族下面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27

“明代后期有所谓的‘三饷’加派，可以算是封建社会晚期最臭名昭著的田赋加收了，但心平气和的分析，三饷所加，不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但是无论是明人、清人、或是今人，好象都认为明代的灭亡，三饷加派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当国家发生战争时，适量的增加赋税并非全无道理。”58

无论和同时期的西方比，还是和日本比，明朝时期的赋税尤其是崇祯时期的赋税和所谓横征暴敛没有半点关系。

3.低税收的原因：

有人分析明朝低税收原因时认为：这是朱元璋的个人的原因及重农、保守的儒家观念，即意识形态的问题。实际上这种分析是没有多大道理的，首先夸大了朱元璋个人在明朝几百年历史中的作用；其次又无视明朝中后期工商业的巨大发展这一基本事实。

“如果一个中国的朝代，对工商业征收的赋税很重，政府对私人经济的发展控制的很严密，干预的很厉害，这会被作为中国重农抑商的证据而提出来，说是政府的严厉管制，政府施加的沉重税收严重抑制了工商业顺利发展（尽管公认的事实，一直在明灭以前，中国始终是世界上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如果一个朝代（比如明朝）对工商业征收的税收很轻，轻到甚至可以忽略的地步，政府对私人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无力控制无力干预，那么这同样可以被作为中国传统重农抑商的证据而提出来，说是政府既然主要从农业中征收赋税，这表明国家对商业根本不重视，根本轻视，政府对私人工商业不加以管理控制，则说明政府不扶持工商业的发展，这是反商业思想导致的结果。

相反的事实支持相同的结论，尽管这看起来很荒谬，但却是中国历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种最真实的现象。”d

明朝的税收数量基本上是在建国初期就确定，以后基本不变，或者逐渐减少。“1393年，田赋收入达到3227万8900石，洪武皇帝对此很满意，宣布北方各省新垦田地永不起科。自此各地定额税收作为不成文的法律固定下来，后来也偶尔进行过小的调整，但基本定额从来没有被摈弃。”57p055

而政府试图增税时的阻力来自两个方面，分别是代表商人利益的文官集团对皇帝施加的压力和基层特别是商人阶层的抵抗阻挠。（下文详说）

4.低税收造成的后果：

对明朝经济来说，低税收促进经济重心不断向工商业偏移，劳动力不断从农业向工商业转移。而低税收对政府及国家的影响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政府机构精简。为了缩减政府开支，明代的官员数量始终维持在相当少的水平上。“明代的文官很少，1371年地方官员总数仅有5488名，即使在16世纪早期，各个部门的规模已经很明显地扩大了，但整个帝国的文官也仅有20400名，吏员总数虽然达到51000名，但既包括供职于文职衙门的吏，又包括供职于军队的吏。”57p57

其次是严重的财政困难。明朝政府过低的赋税，使得国家稍微遇到自然灾害或者大的军事行动就陷入困境。甚至皇宫的财政开支亦受牵掣。这就是万历时期和崇祯时期几次增加赋税的背景，以及所谓万历贪财原因。而从现有各种史料记载来看，李自成进占北京后掠得的数千万两金银是从大量富商、勋戚、官僚、宦官处严刑逼勒而来。

“中央政府的财政经不起些微的变故，很快出现入不敷出的困境。”“国家财政用于社会公益的开支并不突出，而一遇到一些局部战争，国家财政的危机马上显现出来。这种捉襟见肘的财政困境，是与一个人口众多土地辽阔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极不相衬的。”58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明神宗自称‘今典相维，工作浩繁，费用不敷，若不权宜指办，安忍加派小民？”经费无着，不得已而行矿税，故又“屡下明诏，待三殿工成，奏请停止’。

明末袁中道云：‘万历中，两宫三殿皆灾，九边供亿不给，外帑空虚。天子忧匮乏，言利者以矿税启之，乃以侍充矿税使，分道四出。’财政困难，御用缺乏，使明神宗派出矿监税使。”29

崇祯时期，“‘吾尝司计，请发内帑，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59、60p230又有“予监督节慎库时，为甲申三月十五日，与主事缪沅交盘，库中止银二千三百余两，又钱作八百，国家之贫至此，可发一笑。”61

最后则是最致命的后果：由财政危机导致的军事危机。精简的机构和困难的财政使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无力，并引发一系列危机。

由于“17世纪中叶的气候异常，导致农作物减少变成了一场大灾难，发生饥荒、瘟疫和政治与社会的动荡不安。”56p151-153明政府却无钱赈灾。财政困难也使军队得不到足够的给养，甚至陷入衣食无着、饥寒交迫的悲剧情形，甚至在李自成逼近北京时，“调吴三桂勤王之议，终于因为经费没有着落而暂时作罢。”16p1120因此明末民变和兵变此起彼伏。

顾诚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一书中探讨明末农民战争起点时间的问题上，就指出明末农民战争的起点，很大程度上并非习惯认为的1627发生在澄城县的农民起义。明末崇祯年间北方的大叛乱，发端是饥兵，其后才是饥民的不断加入。而此后由朝廷拖欠军饷导致兵变的记载几乎不绝于书。甚至处于要害位置的重点精锐部队的军饷也无法保证。这其中包括了对后金作战最前线的辽东宁远军，崇祯时期明朝最先进的在登州训练的精锐火器部队。

驻宁远的士兵因四个月无饷而哗变，后来通过向商人借了五万两银子才勉强化解危机，巡抚毕自肃则因此事件而自杀。而登州兵变对明朝的打击则是极为沉重。

在崇祯帝、徐光启、温体仁等朝中大臣的支持下，孙元化在登州着手训练的使用先进发技术和武器武装的新军。明朝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不仅给这支部队配备了大量最先进的火炮、火枪，还从澳门聘请几十个葡萄牙炮兵教师，中国本土的大量技术专家也云集于此。但就是这样一支明政府重点训练培养的部队也还是因为军饷不足而发生兵变，最后携带大批明朝最先进的火炮装备以及上万士兵投降了后金。这是对明朝军事最沉重的打击，不仅损失大量先进武器，改变了与后金之间的力量对比，而且牺牲了大批优秀人才。而孙元化也因严重渎职而被处死。徐光启策划的训练火器新军的计划永久搁置，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进程也被拖后了数百年。

5.张居正的改革

有人说，张居正当政时期，没有提高商业税，依然做到了国家“财政赢余”。“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这国库积银四百万两，可明代当时一些工商业巨头的财产资本远超过四百万两，国库里的银子居然还不如私人银子多，这已经是很不正常的现象了。

这样的“财政赢余”是从张居正改革的两项主要措施：一是尽可能收缩政府开支，提高行政效率，二是尽可能在农业上榨取更多的油水。张居正的改革仅仅是在保持原有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挖掘原有制度的潜能，提高原有制度的效率，修补原有制度的漏洞。而对于真正需要改革的核心问题，即已经和经济现实与国家需要严重脱节的税收结构制度，张居正则并没有触动。

这样的改革所带来国家财政困难的缓解，是相当脆弱的，因为它完全建立在国家财政的收缩，及无意外事变发生的基础上，治标不治本。一旦发生大的军事危机，或者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或者国家需要大规模的工程建设的时候，改革带来的财政好转假象马上就会消失。故而当戚继光要求训练更多的军队和更大的军事行动来彻底消除北边游牧民族的威胁时，张居正坚决不同意。

明英宗以后政府甚至丧失了对货币的控制权。“对明朝的禁私钱政策，商人便联合起来予以抗拒，而且往往这些商人甚至能够迫使明王朝让步。如嘉靖八年禁私钱，由于奸‘党私相结约，各闭钱市’，以至‘货物翔踊，其禁遂弛’，乃至于七八年后，明朝官吏再次提出严禁‘私钱’时，不得不担心他们‘昔既得计，今必踵而袭之’。（《明世宗实录》卷191）”62这也是爆发财政危机的原因之一。

6.千年罕见的自然灾难

17世纪初期到中叶，也就是明朝晚期末期，中国连续发生在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的超大规模自然灾害。而且当时的自然灾害是全球性的。许靖华在《太阳、气候、饥荒与民族大迁移》中说“我和我的同事过去30年来一直在瑞士联邦技术研究院湖沼地质实验室从事古气候研究。通过与欧洲、亚洲、南美、北美的同行合作研究，我们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观点，我们的数据表明，自大约一万年以前的冰川融化期以来，存在全球变暖时期和变冷时期的交替。全球温度变化对地区降水有可预见的影响。”“在近4000年以来有4个全球气候变冷的时期（也即小冰期）”。63而明末所处的17世纪上半叶到中叶正是这样一个向“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尤其以末期的1580-1644最为寒冷。这段时期在一千年里是最冷的，在一万年里也是第二位的，在一百万年里也能排进6-7位，是相当寒冷的，可以说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以来，这是最寒冷的时期。整个气温回暖是在明灭亡后的1650年左右。

李隆生说：“17世纪中叶是一个全球政治动荡不安的时期，几乎整个旧世界和新世界的部分地区都发生动荡和暴乱。例如1648-1653年法国投石党运动；1642-1660英国发生的大反叛（英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1633、1634、1637、1645、1648年发生在莫斯科的动乱；1628-1644年中国的农民暴动；1624、1647、1664发生在墨西哥的暴动。”

“17世纪中叶，普遍发生的全球性危机（17世纪危机），除了每个事件背后的地区性原因外，一定存在一个共通的因素。……17世纪中叶的气候异常，导致农作物减少变成了一场大灾难，发生饥荒、瘟疫和政治与社会的动荡不安。”

“Romano考察欧洲的国际贸易、工业、农业，发现如下的三项重要结论，……大概在1600年以后，欧洲的农业发展停滞，在失去农业部门的支持，商业和工业部门在1620年以后也失去成长动力；1620年以后的17世纪，除荷兰外，整个欧洲经济处于停滞状态。Romano因此认为1620年前后，‘不仅代表一个世纪的断裂，也决定一个新世纪的特性’。”

“1630年代末期和1640年代初，日本北方一连串不寻常的凉夏以及其他地方的旱灾、水灾、减少谷物收成，特别是1641-1642年的大饥谨，造成许多人畜死于饥饿与疾病。……到164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开始复苏。”56p151-153

在这场全球性的灾难与危机中，中国的情况最为严重。“远东地区也没能逃过全球变冷的冲击。17世纪明朝末年华中地区又冷又干。最后两位皇帝天启和崇祯统治期间出现了最恶劣的气候。在40多年里（1601-1644年），历史学家记载了两次‘八年大旱’，即连续八年的严重干旱。在河南，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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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0 15:52:37 作者：嘉林出处：林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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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