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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科技革命，中国为什么没有赶上？

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生丝价格国内约每担60银两，到日本可卖到五六百银两，毛利达十倍。从日本输入中国的有：“互市华人的货物有金银、琥珀、水晶、硫磺、水银、铜铁、白珠、青玉、苏木、胡椒”以及土产、海货等。

据《晚明史》记载：“生丝、丝绸、瓷器等中国特产，遍销西班牙本土和它的各殖民地；棉麻匹头为西属殖民地土著居民所普遍消费。”“1592年这个总督报告西班牙国王说，中国商人收购菲律宾的棉花，转眼就从中国运来棉布。棉布已成为中国货在菲律宾销路最大的商品。”16

在这一时代，中国的外贸大量出超，导致美洲与日本的白银以空前的规模输入中国。“中国纺织品还经过马尼拉销售到西属美洲殖民地去，早在16世纪末叶，中国棉布已经在墨西哥市场上排挤了西班牙货。”

“至迟到1580年代初，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威胁到西班牙产品在美洲的销路了。17世纪初，墨西哥人穿丝多于穿棉，所谓穿丝，大多是穿中国丝绸。”“实际上，中国对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贸易关系，就是中国丝绸流向菲律宾和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的关系。”“以至于墨西哥总督于1611年呼吁禁止中国生丝的进口。但是到了1637年情况愈发严重，墨西哥的丝织业都以中国丝为原料，墨西哥本土蚕丝业实际上被消灭了。邻近墨西哥的秘鲁也是中国丝绸的巨大市场，中国丝绸到秘鲁的价格只抵得上西班牙制品的1/3。从智利到巴拿马，到处出售和穿着中国绸缎。”“中国丝绸不仅泛滥美洲市场，夺取了西班牙丝绸在美洲的销路，甚至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西班牙的丝绸生产。” 16p52-53

“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正式开放海禁，准许人民前往海外贸易，——正式向海澄县的海防同知纳税，使之成为官方认可的合法贸易。”“随着贸易的发展，福建商人逐渐移居菲律宾，专门从事商业中介职业，与西班牙人约定价格，回国代为采办。不少商品来回运输不便，就由福建人移居菲律宾在当地生产、供应，于是出现了一大批华人经营的织布、服装、铸造、彩绘的作坊商店。此后从明代的中国大陆移民不断增多。”

“Theveuot在《奇异的旅行》第二卷记载，当时马尼拉城有西班牙2000名（包括军队在内），……中国人则有2万名……”16p54-p57“从马尼拉海关每年对中国货物征收的进口税来看，平均每年占该港进口税总额的50%以上，17世纪初上升至80%，最高年份达到92.06%，贸易额超过100万比索”16p60“中国商船在马尼拉港的进口税中所占的比重是最高的，1586-1590年中国商品进口税在全部进口税中占36%，到了1611年，中国商品进口税占全部进口税的91.5%。”16p62

“无可争议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商船牢牢控制了马尼拉贸易，因为西班牙人需要源源不断地把中国的生丝、丝织品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运往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马尼拉生丝市场的繁荣，吸引了中国移民前往马尼拉经商发展，无怪乎有人说，17世纪时的马尼拉城，与其说是欧洲式的，不如说是中国式的。”

西洋人曾德纲也记载：“（福建省）这个省滨海，是中国输出大量商品又一个优良港口，当地的勤劳百姓，把货物运往马尼拉、日本等地区。”27p11

明末的对外贸易量是惊人的。《晚明社会变迁》一书说“综合粗估结果，1570-1644年美洲白银总共大约有12620吨流入了中国”。55p241李隆生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认为“整个明季由海外流入的白银可能近3亿两。”56p165美国的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凭籍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各研究结果虽有差别，但足以说明当时的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地位。

“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将晚明时期的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而具体地说明了中国吸纳了全球的白银。然而我们切不可忘记，这么多的白银，是用中国的商品交换而来的，因此晚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发展，过去显然是低估了，应该重新给以评价。”55

“明代，中国海商资金雄厚，对南洋各地土产有很强的购买力”，西方的公司没有办法和中国商人竞争，根据当时西方人的记载“1640年，一个中国商人在暹罗收购大量皮革，最初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表范佛里特想用高价收购的办法来彼此竞争，但没有成功，这个中国商人更由此不还价的收购。”27

2.郑芝龙集团

私人海上贸易如此发达，国家又无法控制，走私盛行，在巨大利润的诱惑下，为暴利铤而走险者越来越多，官商勾结，亦商亦盗；海盗集团层出不穷，他们用雄厚的资金组织武装，并在海上沿海抢劫杀人。

亦商亦盗式武装走私贸易是当时明朝所谓海禁的产物。正所谓“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倭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越严而寇愈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私人海商在海上有时为商人，有时是海盗。但在内地为他们组织货源与销售商品的则是沿海居民、商人，甚至边防军人和地方官吏。“他们依靠沿海各地窝主，收购出海货物，屯积番货，销售商品”。在杭州，“杭城歇客之家，明知海贼，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如铜钱用以铸铳，铅以为弹，硝以为火药，铁以制刀枪，皮以制甲，及布帛、丝棉、油麻等物，大船装送，关津略不盘讯，明送资贼，继以酒米”，“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甚至边卫官有投以红袍玉带者”。这种合作式或勾结式的走私贸易是海禁愈严，走私愈炽，获利愈多的主要原因。

这时，浙江巡抚朱纨是少数希望通过严海禁来打击海盗和倭寇的人，但他的行为触犯了沿海贸易商业集团和官僚的利益，他们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动用大量言官对朱纨进行弹劾攻击，导致朱纨服毒自杀。此事件结果是“中外不敢言海禁事，海防废弛，倭寇更加猖獗，荼毒东南沿海十余年。”朱纨生前说：“去外夷之盗易，去中国之盗难，去中国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难。”

但是海盗集团的猖獗，对沿海贸易集团本身的利益也有巨大的损害，他们希望通过政府的介入来保护他们，而要此则先要使海上贸易合法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才有了隆庆初年（1567）开关。如然后他们又通过利益代言人把税收压低到极低的地步：明政府年市舶税（海关进出口税）只有四万两。

郑芝龙集团在得到中国明朝官方的支持以后，以空前的速度壮大起来，不断吞并各大海盗集团和其它海上贸易集团。天启七年，郑芝龙被明朝政府授为海上游击。崇祯元年，荷兰人和汉人许心素联手在东山岛海面上向郑芝龙船队发动攻击。郑芝龙则在盛怒之下出动千艘船只进行还击，捕获荷兰人两艘大船和85名荷兰船员，不久又攻入厦门港，把许心素抓获处死，捕获一艘荷兰船和一艘快艇。崇祯二年，郑芝龙集团消灭李魁奇海盗集团，同年六月消灭吞并杨六杨七海盗集团，八月消灭褚彩老集团。崇祯三年消灭钟斌海盗集团。

荷兰人与刘香勾结，在1633年7月12日突袭厦门，把港内郑芝龙水师的二三十艘配备有16门、20甚至36门的大炮的战船击沉或烧毁。遂发生料罗湾海战，两三个月内，郑芝龙对荷兰人连续发动两次庞大的反攻，出动包括50艘特大战船在内的150艘战船和几万士兵，而荷兰人方面印民总部派遣了最强大的武力，共计数十艘最新式带加农炮的战舰，规模不亚于鸦片战争，结局却迥然不同。强大的刘香海盗集团被彻底消灭，荷兰殖民强盗也受到沉重打击，荷兰人被要求赔偿战争损失。这种战果奠定了郑芝龙集团的海上霸主地位，使其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的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荷兰人在见识了郑芝龙的厉害之后，改变敌对的态度并与他合作，以求在几乎完全由他垄断的贸易中得到一些好处。

根据当时书籍记载，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的地步。对比一下明朝政府，全部商业税收加起来，一年也只有三百多万两（其中的市舶税只有4万两）。

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无论在军事上和贸易上都不能和郑芝龙集团竞争。德国学者Aldree he 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

“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三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一千四百担，糖五千担，糖姜一千担，绢绫五千担，荷兰人支付29万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27当时就连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

接替郑芝龙的郑成功集团，虽然实力至少缩水一大半，但仍旧拥有惊人的财力。郑成功为了抗清，筹集资金，发展海上贸易，设立“裕国库”和“利民库”，相当于现在的大银行，为海商们提供资金进行贸易，顺治十一年，海商曾定老一次就领出25万两白银，进行出海贸易；顺治十二年领出5万两商贩日本，十一月又领出10万两。

六、明代的税收与财政

人们常认为明朝税收繁重，甚至导致农民奋起反抗。但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中对这些陈腔滥调进行了驳斥。事实上，明朝的税收和财政收入一直很低甚至在下降。税收的减少，跟明朝的政府机构精减有关，但主要是因为政府试图增税时（尤其是晚明）遭受到的阻力越来越大。

1.农业税：

农民税在洪武初原先有三至四斗，后来民田税收减为每亩一斗米，约18.9斤。官田为一至三斗多一点。明初，“田赋收入达到3227万8900石。”57p055到明成祖以后，“每年的计划收入一直保持在2700万石左右。”57p56“1600年以前，基本税额为粮食2600万石。”57p226万历初期农业税收是2217万两。57

“按照这些数据计算，明初的时候税率为3.16%，明代晚期平均税率约1.97%，可见无论是明代初期，还是明代晚期，平均的农业税率都低于1/30，而明代晚期（不包括崇祯时期）甚至低于1/50。”

“自从明初洪武年间根据宋元以来的征赋情况制定了所谓的赋税原额以来，虽然明代经过一二百年的社会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土地不断开垦，但是政府所能赖以征收的赋役的‘原额’，却基本上是不动的，其实际征收量不但不能随着人口增长和土地开垦的实际情况而增长，反倒是有所下降的。”58这说明，越到后期平均每人的赋税压力越小。

明代粮食税大多是折合成银子上交，而缴税前后粮价的差异和南北粮价差异使政府的收入减少，而商人则从其中获利。晚明时期逃税、漏税情况非常严重，“在16世纪后期，即使完纳税收任务的80%也被认为是很大的成绩。1570年，仅未收之税银总额就超过200万两。当然，由于对小户的税收减免，可能降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这样的办法在16世纪是很不切合实际的。”57p192

2.商业税：

明朝的商税原先是30取一，即3.3%，后来皇帝与内阁考虑减轻国用以减少百姓负担，万历时降到了1.5%。小商小贩年营业额在40两白银以下的免税。从总体上看，万历早期的一些数据在整个明代比较有代表性：“商业税收入包括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市舶税4万两、通过税60万两、营业税20万两，总额不过340万两”，最多时是480万两。29

“虽然许多学者批评明朝税收过重，但是他们主要是从道德层面进行批评。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揭露征收者的贪婪和民众的艰辛，而不是去探讨税收制度本身所固有的问题。他们的描述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主要的问题都是税收过重造成的，而实际上这些困难的产生更可能是税收过低造成的。应该指出，杂色岁入的378万两白银（商业税——引者注）如果按照16世纪晚期1亿5千万人口平摊，则平均每人只有17文铜钱。”57p341

“在帝国早期，有400多个税课司局，但到了17世纪早期仅存112个。其余的因无利可图而被关闭。1568年，户部报告某个税课司巡拦每年俸粮工食费不下400余两，而其征收折钞银仅为110两。”57p306征收的银子竟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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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0 15:52:37 作者：嘉林出处：林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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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