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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科技革命，中国为什么没有赶上？

闭，裁革郎中及杂造局官吏……地租银征收解部，买铁支用。而与此相反，民营铁业得到迅速发展，芜湖已逐渐成为民间冶炼中心，专业炼铁钢坊不断扩大。著名的濮万业钢坊从濮家店迁到古城西郊濮家院，后因炼钢规模扩大，又在西城外设置总作坊，而以濮家院做东作坊”。26而在明朝这样的私营钢铁大作坊还有许多家。

“金银矿是禁止民间开采，但这只是法令规定而已。盗矿之事，史不绝书，而且遍及各省，大都是银矿。他们有的是在深山偷挖，有的则凭借势力占领官家的矿场，有的更建立武装公然和官府对抗。……在广东顺德，有的豪强勾结势家经营银矿，达30年之久。不过积少成多，占数量最大的，恐怕还是民间的零星偷采，只是没有系统记载而已。”25p175

“铜的开采，后期转盛。民间铜器的制造，当是出自民矿。……即使朝廷铸币，也仰仗民铜了。据嘉靖间记载，铸币‘黄铜照例行户部买办’，以至有时‘铜价太高，得不偿费’。到万历时，有人说：‘天下铜在民间为供具什器者，不知几千万亿。其产于各处名山者，豪姓大贾负贩以擅厚利，又不知几千万亿。’‘今云南、陕西、四川、广东各省有铜矿，为奸商专擅’。”25p176

还有煤矿开采，“大约自始就是民营，仅知在北京附近的门头沟曾有过一二座官窑。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对民煤十分取二，……永乐十三年（1415）改定为三十分取一，其税又远较金属矿为低了”。到了万历以后，“矿税也已改为征银。万历二十五年（1597）朝廷谕旨说：‘煤乃民间日用所需，若官督开取，必致价值被增，京城家户何以安生’，这是指京西的门头沟矿区。万历三十一年，这里曾经发生一次采煤矿工、运煤脚夫拥进北京城，抗议游行示威的局面。”25p178－179

2.盐业

“在以往受官府控制最严的制盐业，万历年间也出现……向民营变化的迹象。”28食盐的生产销售，“官盐销量小，征税面狭窄，盐商靠私盐买卖谋取暴利。全国食盐需求量大约有18亿斤，而官盐固定行销量只有5亿斤左右，食盐市场的2/3为私盐独占，严重影响盐税收入。嘉靖以来，政府一直努力采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增加官盐销量，以期提高盐税收入。……可是人口一定，食盐市场有限，价廉质优的私盐在市场竞争中胜过价昂质次的官盐，政府的种种努力总归失败。”29

3.制瓷业

瓷器而言，根据《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引用宋应星的记载“民窑发展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窑大的多，以青窑为例子，官窑每座烧盘，碟样器二百多件，尺碗三十多件，大覃十六七件，小酒杯五六百件，而民间青窑每座可烧器皿千余件。”

“景德镇陶瓷业中一般民窑的窑身和每窑产量要比官窑大3-4倍。明后期景德镇3000座窑中，官窑仅有几十座。崔、周、陈、吴4家民窑的产品畅销中外，质量远远超过官窑。这时京郊门头沟煤窑很多，官窑只一两座，余皆民窑。”28

4.纺织业

明代“纺织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缫丝的缫车比元代更精良和完善，已研制成功‘一人执，二人专打丝头，二人主缫’大缫车。《天工开物》记载的花机由两人共同操作，提花小厮坐在花楼上提花，织工门楼下织丝，两人配合可织出各种花纹的丝织品。”30

“明代各种新搅车，‘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两人可当八人。’有的地方还使用水转大纺车。……由于明朝政府的鼓励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城市棉纺业得到普遍发展，江南一代成为全国棉纺中心。”27

“民间的丝织能力，即使在明初官手工业最盛的时候，也是超过官织染局。这种历代也包括明代征课绢帛作为赋税的情况就可看出。而到了明后期，民间机户有了发展，即使不计农村副业，单机户的生产，也逐渐超过官织染局了。25p152

5.印刷业

“在印刷技术方面，也有了极为重要的发展。首先是铜活字的应用。……万历年间又流行起来木活字印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大部头书籍也都有了木活字印本。崇祯年间又用木活字印行《邸报》，这可以认为是中国用活字版印报纸的起源。”然后是套印术的应用。套版印刷品出现后，到了17世纪得到广泛的发展。31

“明代造纸印刷术空前发达，出现不少大规模民间印书工场……印书工场很大，可分三个部门。”32“毛晋汲古阁，不仅抄书、刻书，也售卖书籍……有着一套规模十分广大而完备的机构。从亲自投资、招聘人才、组稿、校勘、编审、书写、镌刻、印刷、装帧，分工细致，工序环节紧密。书籍刻成之后，直接进行销售。从编、印、出版、发行，全部由自己成立的机构运作完成。已经具备了初步的新型资本主义经营的性质。”31

6.商业的空前繁荣

明代中后期，农产品呈现粮食生产的专业化、商业化趋势。江南广东一大片原来产粮区由于大半甚至八九成都用来生产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而成为粮食进口区，其它一些地方则靠供给粮食成为商品粮食出口区。

“嘉定地区因植棉业发展，‘邑中种稻不能什一’，加上商业人口剧增，本地产粮不足以自饱，必须仰食四方。”27“长江三角洲一带是当时桑、棉经济作物和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步，常思患粮食不足，……区域内调剂甚繁。但整个区域仍有不足，须由湖北，江西，安徽运入，所谓‘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栗’。”25p91

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南北都出现了一些以经营工商业驰名的城镇，成为商品集散和手工业制作的中心，如北京、天津、武汉、芜湖、苏州、杭州、松江、广州、佛山等。城市中也形成了包括行商坐贾、作坊主等在内的比较富裕的工商业者，并且日渐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不少土地主缙绅也逐步将资金投向工商业，“富者缩资而趋末”，33以徽商、晋商、闽商、粤商等为名号的商帮亦逐渐形成，并在一定地区和行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农业人口转移为工商业从业人员的数量也急增。明代戏曲理论家何良俊比较正德前后，说“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而言，已六七分去农。……今一甲所存无四五户……则空一里之人，奔走络绎于道路。谁复有种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污莱，民不土著，而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矣。可不为之寒心哉。”也就是百姓里面已经有六七成的人口不从事农业，只有百分二三成的人从事农业。应该说这个估计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34

“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35万历时期“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

徐晓望说：“晚明的福建与江浙商业气氛颇浓，福建商人，一向将江浙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领域。何乔远说，‘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其民啬，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从其话中，我们可知道安平商人活动范围相当广，而南京与吴越是其重要活动区域。”“明代闽浙间的海上贸易是十分兴盛的。”36

徐晓望又说：“福建丝织业的原料主要来自湖州。福建丝织品的进口量很大，明末清初思想家唐甄回忆明代：‘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这样看来，福建每年从江南输入的丝绸可达数百万两银子。当然，其中多数商品又被闽人售至海外国家，换回美洲及日本的白银。”“江南对福建的棉类商品输出。”“吴梅村的《木棉吟》说，明代隆庆、万历年间，闽商至镇洋一带采购棉花，‘州赖以饶’。在前引有关商人的史料中，我们看到两位徽州商人到福建做棉花生意，其中如张沛‘财本数千两，在瓜州买棉花三百馀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36

“江浙输往福建的商品有生丝、绸缎、棉花、棉布、粮食等项，这些商品中大多是民众的日用商品，消费量巨大。闽人为了购买这些商品，支付了大量的白银。于是，从海外流人福建港口的白银便通过这一渠道流向江浙。繁荣了江南，也繁荣了中国多数地区。”“福建输往江浙的商品有水果、木材、纸张、蓝靛等项。”“明末的福建与江浙二地已经结成深厚的贸易关系，双方经济的发展，都有赖于对方的市场、原料、资本。……传统理论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自然经济社会，商业贸易对这一社会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我们切实考察明末福建与江浙的经济互动，就可知道这一理论的荒谬。”36

据万明等人引述《铅书》的记载，晚明方圆几千里的各种大量名、优、特产等汇萃于山陬一隅，很能反映明后期商品的繁茂景象。其它如铁器、瓷品、纸张、食糖……也在由生产它们的原产地源源不断地贩运到全国各地，进入大小城市中的千店万铺，供当地市民消费。

当时的西方人记载：“中国人天生好经商，不仅从一省到另一省做买卖，获得大利，甚至也在同一城市做生意。商店里有的东西，街上几乎都有售卖……富有的商人信用良好，很守时（葡人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点）。”

三、商人地位的变化及影响

1.明初商人的社会地位

“重本抑末”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长期奉行的一种经济政策。明开国之初亦是如此。朱元璋曾言：“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朱元璋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深恐“民急则乱”。为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在制定统治政策时，主张“农为固本”，37认为农业生产如不能恢复和发展，其政权难以支持。由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小农经济在中国长期存在。封建主靠压低商人的地位来防止农业劳动力外流，以维护剥削。再加上惧怕商人的经济实力对统治者构成威胁。重农轻商是明代封建统治者为巩固其封建统治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商人的社会地位屈居末位。

但明朝统治者奉行“重本抑末”政策，并非一概不准商业进行，而是在经济政策上充分发挥商品经济对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经济的补充、调节、支持作用，使商业为巩固其统治服务。明初规定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38。设宝钞提举司，造大明宝钞，便利民间贸易和商人贸易。这样，商业就在有限的范围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与此同时，商人逐渐发展和改变着其社会地位。

2.商人对国家权力影响的增强和社会地位的提高

明中叶以后，由于明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作用的扩大，商人对社会的影响力逐渐增强，甚至通过钻营仕宦，或通过其代理人(亲属、乡亲、观点一致仕宦职者)，对国家政权发挥影响，以逐渐改变其社会地位。东林党是明末统治集团中为巩固封建王朝统治，适应历史发展潮流，推行有利于经济发展政策的政治集团。其首领人物顾宪成就是商人家庭出身。

商人对自身社会价值的估量也越来越突出。当时的四民观排列已是：士、商、农、工，士、商为社会上层阶层，农工为社会下层阶层。特别是在商人势力比较强的地区，出现了商人已在四民中排列在前的社会现象。例如，《歙风俗礼教考》称：“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万历《徽志》称明中叶商人在徽州“昔为末富，今为本富”。在盐商汇集的扬州“俗喜商贾，不事农业”；39此类记载于各地地方志中数不胜数。

3.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使一些原来重农轻商的封建士大夫也开始热衷于商业活动。一些儒生士子在“竞事商贩”潮流的影响下，弃儒经商。明代散文家归有光（1506-1571）说：“虽士大夫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40山西蒲州任光溥，“幼盖尝攻举子业，有成绪矣，乃不获究其志，弃而服贾”。41

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造成了区域民众心态的转变，汇成了一股汹涌的拜金思潮，冲击着晚明传统社会。如薛论道在《题钱》一文中描述道：42

人为你跋山道海，人为你觅虎寻豹，人为你把命倾，人为你将身卖。

人为你亏行损，人为你断义寡思，人为你失孝廉，人为你失忠信。

人为你心烦意恼，人为你梦扰魂劳，人为你易大节，人为你伤名教。

由于捐纳之风盛行，已使官场酷似市场。明人周顺昌说：“方今仕途如市，人仕者如往市中贸易，计美恶，计大小，计贫富，计迟速。”43这种拜金观念的思潮，还反映在民间传说中。明末赵南星在其《笑赞》中说：唐三藏西天取经，到了雷音寺，迦叶长者索要小费，三藏无奈，只好将紫金钵给他。猪八戒忿忿不平，在释迦牟尼面前告了一状。“佛说：‘佛家子弟也要穿衣吃饭，向时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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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0 15:52:37 作者：嘉林出处：林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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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