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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科技革命，中国为什么没有赶上？

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新通讯手段电话电报的发明，科学同技术开始密切结合。世界市场的出现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进一步扩大了对商品的需求。生产力迅速发展，生产关系进一步调整，垄断与垄断组织形成，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一些国家两次工业革命交叉进行。这一时期，列强发动一系列侵华战争，并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二部分明代科技（军事）发展成就：

一、明朝的科技发展情况与成就

有很多学者认为，15-16世纪的中国，是封建制走向专制时代的开始，专制的政治儒学成为统治中国的主体，一切由统治者认可的知识发展都是围绕儒学核心进行，而作为生产技术发展重要理论基础的自然科学，则被国家体制排斥在知识分子的学识之外，从政治体制和人才的俸禄机制上、甚至从治学的价值取向上，遏制了知识分子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欲望。

其实这些看法是没有多大根据的。在近代“五四运动”时，中国人提出了请“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主张，其实最早引进的是晚明。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100年间，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高峰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与西方相比并不逊色。

明朝知识分子开始接受和研究全新的西学，其学术环境比西方当时教会统治下的要好得多。以著名的桐城方氏为例，方家以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的程朱理学传家，即方氏拥有中华文化的厚重衣钵。“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曾师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汤若望、毕方济等很多传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识》尤为杰出。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师从波兰人穆尼阁，其数学专著《数度衍》系统介绍了对数的理论和应用。”……这一切说明，有着厚重中华文化衣钵的方氏并不排斥西学，反而是当时的西学大家。

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在一封信中说：“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他们以不同于我们西方人的方法正确地计算日食、月食。”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说：“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中国。”“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在日常生活及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们不分伯仲。我们双方各自都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在缜密思考和理性思辩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实践哲学，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拙。”1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也认为：“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在明代，中国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中国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和欧洲的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2

二、明朝人创作和翻译的科学著作

明朝末期，正是西方科技文化理论大发展的前夜，而明朝广大士大夫阶层已经普遍研究西学，中西方在科学发展上各有千秋。中国明朝，尤其是晚明67年中出了不少世界级水平的著作：

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

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

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

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

屠本畯《闽中海错疏》(1596年)；

徐光启《农政全书》(1633年)；

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

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

吴有性《瘟疫论》(1642年)。

这些著作相对于近代数学、化学、物理学和哲学都还没有发展起来的西方是颇具亮点的。1643年前的西方科技发展还很不明朗，牛顿和莱布尼兹尚未出生，波义耳和帕斯卡尚处孩提阶段，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笛卡尔隐居荷兰。而同时的明朝已经进入了西学东渐的高峰，学术环境开放，政府支持，士大夫阶层普遍接受、研究和翻译西学著作，共有七千多种西方图书进入中国。

在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思想原则和“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的目标指导下，和明政府的组织支持下，中国人对西方的数学工程等书籍进行有意识有目标的大规模翻译。翻译的书目中有：

《测量法义》利马窦和徐光启，1607年

《表度说》熊三拔，1611年

《泰西水法》熊三拔和徐光启，1612年

《几何原本》利马窦和徐光启，1613年

《同文算指》利马窦和李之藻，1613年

《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

《圆容较义》利马窦和李之藻，1614年

《天问略》阳马诺，1615年

《职外方纪》艾儒略，1623年

《远镜说》汤若望，1626年

《寰有诠》傅泛际和李之藻，1628年

《名理探》傅泛际和李之藻，1631年

《奇器图说》邓玉函和王徵，1634年

《主制群征》汤若望，1636年

《寰宇始末》王丰肃，1637年

《五纬历指》罗雅谷，1637年

《性学粗述》艾儒略，1637年

《建筑十书》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维

《数学札记》荷兰数学家军事工程学家西蒙·史特芬

《矿冶全书(共12卷)》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

《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意大利工程技术专家拉梅里

《原本》(拉丁文本) 科隆版

《测量全义》罗雅各

《天体运行论》哥白尼

《哥白尼天文学概要》开普勒

《地中海航海术》罗马版

《比例规解》罗雅谷

《地球表周与其直径的关系》

《宇宙仪》雅克·贝松

《皮埃尔+勒孔特发明陆，海双用几何天文测辐仪制造与用法》

《磁石测量法》纪尧姆·德诺吨涅

《神功催吐药》萨拉·安吉鲁著

《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盐度，涨落潮海流流动因果实论》克洛德·举雷

当时创作和翻译的还有《崇祯历书约》、《物理小识》、《数度衍》、《名理探》、《寰有诠》、《泰西水法序》、《坤舆格致》、《旋韵图》、《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资》、《远镜说》、《远西奇器图说》、《学历小辩》、《日月星晷式》、《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等七千余册。

而在清代出版的著述只有：南怀仁《仪象志》、《仪象图》、《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和利类思《狮子说》，等等。数量相比明代可以说是极少，且基本都只是传教士所作。

在徐光启的科学思想中，“翻译”是基础，是向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学习的必由之路。作为皈依传教士利玛窦的基督徒，徐光启并没有选择宗教典籍，而首先选择翻译《几何原本》。他说：“《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3第一次向中国说明了几何学的本质。他说：“下学功夫，有理有事。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怯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4尽管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差异使得封建士大夫并不普遍理解，“而习者盖寡”，但徐光启认为“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即又以为习之晚也”“窃意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4，即认为《几何原本》是百年后人人必读之书。

“今天，当中华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当我们认识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的时候，徐光启‘会通超胜’的科学思想就更加闪射出熠熠的光辉。”5

三、明朝政府组织修编《崇祯历书》

在天文学方面，与伽利略（1564-1642）同期的是中国的徐光启（1562-1633）。1629年6月21日（崇祯二年）北京发生日食，钦天监预报不准使崇祯帝震怒，明王朝决定修改历法。是年，崇祯帝批准了徐光启提出的宏大的修历计划，并要求他“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徐光启奉崇祯帝旨，在钦天监开设西局。于1629年-1634年由徐光启、李之藻和李天经，先后以西法督修历法，任用西方人汤若望（德）、罗雅谷（意）、龙华民（意）、邓玉函（德）等修成《崇祯历书》共46种137卷。

《崇祯历书》是在以崇祯帝为首的明朝政府组织支持下修纂的一部引进西方数学天文知识的大型丛书，被誉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其中参考了当时在欧洲都很尚未被完全接纳的天文知识：开普勒1619年的《宇宙和谐论》、1621年的《哥白尼天文学纲要》、第谷弟子龙果蒙塔努斯（Longomontanus ）1622年的《丹麦天文学》等。并用1/3的篇幅阐述了第谷的太阳系结构系统，计算方法则使用了哥白尼和开普勒的西方近代几何学方法。《崇祯历书》大量引用《天体运行论》中的章节和图，并把哥白尼视作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天文学家之一。

《崇祯历书》分为基本五目：

一，法原：基本理论，包括数学，天文，宇宙观等方面的基本理论；

二，法数：天文学、数学用表；

三，法算：天文计算所需的数学知识，主要是球面三角学和几何学；

四，法器：天文测量仪器和计算工具；

五，会通：中国传统方法和西法度量单位的各种换算表。

在徐光启看来，修编《崇祯历书》不仅是为修历，他说“事竣历成，要求大备，一义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本，兼能为万务之根本。”《崇祯历书》正是按此目标来编写的，作为基础理论部分的“法原”，占据了核心部分，共有40余卷，占全书的1/3。这在中国历代修历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崇祯历书》中《大测》、《测量全义》、《割圆八线表》、《八线表》、《南北高弧表》和《高弧表》等引入平面和球面三角学，《比例规解》《筹算》引入两种计算工具。

《崇祯历书》所达到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先进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可贵的是，明朝科学家对西方的科技知识加以批判地吸收，政府为科学研究提供良好的环境氛围。

如方以智（1611-1671，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祯十三年进士，曾受邀担任南明内阁大学士）通过深厚的自然科学和哲学修养，对当时西方传教士传播的科学知识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他说“远西学人，详于质测而拙于通几；然而志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如他通过对《崇祯历书》中第谷宇宙体系的分析认为，绝对静止的天是不存在的，所谓“大造之主”不过是运转不已的自然天体。传教士所谓的上帝不过是臆说。他用理论用逻辑批判了传教士的创世说，讽刺他们“详于质测而不善言通几，往往意以语阂”。

崇祯时也有人反对西方历法。当时有个平民魏文魁写了《历元》、《历测》两本书，献给朝廷，并且和徐光启进行了辩论，却未受到行政干涉。政府为他设立一个历法机构东局，和徐光启组织领导的西法历局，和原来的大统历局及回回历局四家机构平等、公开地辩论。正是在这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好气氛中，徐光启、李天经等人组织的历法变革征服了人心。

李申说：“统观明代的改历过程，这里没有神学观念的干扰，也没有政治权利的无理干预。无论是皇帝还是礼部官员，都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虽然某些人因为个人利益或其他因素为改历设置过障碍，但一般说来，这些障碍都是新事物成长中所必然碰到的正常障碍。”“明政府设置四个局，让各家互争雄长、百家争鸣，其措施也是正确的。其间可能有某些人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阻挠新法的情况，但无论如何，改历的阻力，不是政权的无理干涉，也不是什么传统观念、保守闭关、盲目排外的情绪。”6

《崇祯历书》于1634年修编完成，徐光启时任“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他崇祯五年当上内阁大学士，深受崇祯信任。他生病了，崇祯却不放他回家，以至让他死于任上。“崇祯皇帝对徐光启去世深表悲痛，闻丧后辍朝一天，追赠‘少保’，谥‘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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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0 15:52:37 作者：嘉林出处：林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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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