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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科技革命，中国为什么没有赶上？

化优越感”而不是“种族优越感”。在这个优越感的背后,实质上仍然有很大的灵活性和辩证的观点，即是始终承认“化外”可以通过接受中原的“教化”而转化为“化内”。在这种“有教无类”的族群观基础上，中国文化传统认为中原王朝的使命就是通过“教化”而不是武力使“生番”成为“熟番”，成为“天朝臣民”，并最终实现理想中的“世界大同”。108

赵丰年说：古人先贤也很清楚地指出，文明和野蛮不以血统来划分。夷蛮只要放弃弱肉强食、杀人抢劫的生活方式，遵守华夏礼法和道德规范，孝敬父母、尊敬长辈，就可以算做华夏。而华夏民众采用野蛮的思想意识，放弃华夏文明的准则，就是夷蛮。华夏没有自己的文明秩序，还不如夷蛮有文明秩序的社会。这就是所谓“华夏之无君、不如狄夷之有君”。所以，华夏文明的显著特点就是对天下各个民族一视同仁，不以血统和群体来划分人类高低，而是以文明标准来划分。颇有些民族虚无主义的特色。109

晚明时期，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利玛窦身穿儒服传播科学和教义，受到了晚明士大夫的普遍欢迎，他们把他引为良师益友，当作同类，所以瞿太素说：“其人而忠信也，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110认为忠信明哲的人，就算相隔遥远，肤色风俗和中国全然不同，也是诸夏。

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111易姓改号也只是皇帝和当官的人操心的事情，和普通百姓没有太大关系。最后一句即著名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显然瞿太素、顾炎武在这里表达的华夷之辨不是国家、民族之辨，不是地域、血统之辨，而是文明与野蛮之辨。中国传统观念里的“华夷之辨”，从来排斥的不是其他文明中优秀的先进的东西，恰恰相反，排斥抵制的是野蛮的落后的东西，对文明，哪怕是来自再遥远的地方的其他文明，中国都是抱着开放的态度来接纳和吸收的。

明朝末期四大思想巨头之一的王夫之提出了在当时相当大胆惊人的思想：“大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麋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则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

他说中国人曾经是麋聚鸟集的野蛮人。这段话本质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即“文明是由互不相知的各民族分别创始的多远独立发生论”。并且包含了两个具体方面，一是文明在空间上的波动起伏，当一个地区处于蒙昧野蛮状态时，别处的文明已经相当强大；二是文明在时间上的波动起伏，从野蛮进到文明，也可能从文明退回野蛮。

王夫之说：“在近小间有如此者，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也就是王夫之根据考察，通过分析推广说，当中国处于混沌野蛮的时候，遥远的别的地方却处在文明状态，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他提出“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也就是说中国的文明一会儿明亮，一会儿熄灭，将来必定消失退化到没有文明的状态，人也退化返回到轩辕以前，没有一个不是夷狄（“蔑不夷矣”）。显然这里的“夷”正是和文明对立的野蛮的同意词。明朝时期中国被西方传教士看成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度，到满清末期，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却成为了一个野蛮的国家，人民都是野蛮的半开化的人。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王夫之悲痛的预言。

再看王夫之已经接近生物进化论门槛的文明进化论观点。他说：“故吾所知者，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禽兽不能备其质，夷狄不能备其文……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者，亦直立之兽而已。”也就是说，中国这块地方，在轩辕以前，也就是夷狄，太昊以上，就是禽兽（明朝正德年间王廷相已经提出了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概念，可以说是进化论思想的先驱）。很显然，王夫之这里的所说的夷狄不是国家、民族和地域概念，而完全是一个判别文明程度的概念，夷狄就代表着野蛮。

正是从文明进化，防止野蛮民族对文明的破坏，使社会发生严重倒退停滞的宏观大视角出发，王夫之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地提出“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也就是说，一个文明国家的政权，可以让出来，可以继承下去，也可以革命造反加以变动，但决不能让野蛮加以统治掺杂。那样就会导致文明停滞倒退甚至毁灭的灾难性的后果。

根据王夫之评传一书的作者所说，事实上“在王夫之看来，纯粹的‘夷狄’文化尚有其长处，而如果华夏的文化退化为‘夷’，为‘野’，那所产生出来的乃是一种更加不祥的新劣种”，中国在明灭亡之后，悲剧性的历史发展进程，也证实了王夫之的这种观点，不能不说王夫之的思想实在是具有相当的洞察力。

但他并未因此陷入绝望，一方面“他深信‘日照月临之下’，必有文明的存在”，他充满激情的预言“尽中区之智力，治轩辕之天下，族类强植，仁勇竞命，虽历百世而弱丧之祸消也。”也就是只要能族类强植，仁勇竞命，就算经历一百个世代，中国的文明也终有消除弱丧之祸，重新崛起的时候。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完全明白满清统治以前中国“华夷之辨”的观念实质就是文明与野蛮之辨。只有到了满清统治下，这个概念才被阉割歪曲成一个愚昧狭隘盲目自大的排外观念，才炮制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不伦不类的口号，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二、我们批判的封建糟粕与满清文化的关系

从前面诸多事实的介绍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封建糟粕其实更多的是批判满清文化。鲁迅先生说“满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他所批判的“吃人的历史”实乃满清遗毒；五四先烈的文化革命本是要革“辫子文化”的命；真正的汉族文化早在三百年前便戛然而止了。传统文化自然有糟粕，但不应遭到全盘否定，尤其文革继满清之后给中国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现今多数人所了解儒家文化中部分是满清统治者歪曲的。如著名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一直说成是儒学教义，常被某些人义愤填膺地用以揭批宋明理学、讨伐孔孟儒学的把柄。但是查遍儒家经典、朱熹理学著作，并没有此话的出处，孔子、孟子更没有说过。g

儒家经典教材《左传》对于“君难”的看法：“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就是说国君为了社稷国家去死，死得其所，我们就应该与之共同赴难，如果是为自己的私利而死，死的就不得其所。这就是儒家对于君臣生死问题的态度。《孟子·万章上》说：“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 按儒家的看法，君权并非至高无上，在君权之上，还应该有“道”。对于德高望重的得道贤人，君主应该恭敬如师，不能以臣子对待。

孔子教育曾子说：“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殪死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112父母有服从“天下大义”的义务，对父母的错误儿女有责任纠正。但父母的子女是天子之民，非父母之私有，父并没权力要求子亡。《孝经》中曾参问孔子：“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答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於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这段显然是说“孝”是有原则的，有约束的，不能推到极端。这是对所谓的“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说法的不攻之击。

满清入关后，为了维护其满清部族统治，奴隶制残余，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肆意歪曲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为其所用。康熙自称：“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113他自封是圣人在世：“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114从此传统儒家在君权之上的道统被其颠覆，满清皇帝在政治上合理合法为所欲为，败坏了儒学思想。于是晏子所说的大臣不是君主私人的奴才，就不再是事实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仅仅成为臣下不得不执行的命令，而且还成为起码的伦理道德要求，要心甘情愿、感激涕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和奴性成为整个社会的精神要求和共性。

满清皇帝在把持了儒学语言解释权之后，满清“家有天下”、全面**的观念也发展到了顶峰。诗经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有了新的内涵。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说：“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他将天下一切都归于满清一家，彻底歪曲了这句名言。满清皇帝把明代以来主流的儒家“民本思想”变为“君本**”说，满清皇帝既是教主，出言成“经”，从此儒学被阉割成了“奴学”。

满清王朝康雍乾之世“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实际上是试图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凡是这种政权都是封闭的、保守的，极力压制任何异端思想的，这和文明进步是背道而驰，同历代中华政权有根本性的不同。满清的种种所为，使得令人把“满清奴学”强加到历代中华政权，强加到传统文化，栽赃到儒学，将儒学当作满清黑暗统治的替罪羊。

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王文元先生将儒家文化概括为：求美，求善，求仁义；忧国，忧民，忧天下；重文，重礼，重气节；畏天，畏地，畏天命。115明代有着厚重文化传统的中国人能够发现和批判封建糟粕，并且有能力逐步解决问题，使中国继续保持发展和领先于世界。

但是“野蛮的侵略不仅蹂躏了中华大地更彻底改变了中华文化和文明。中华文明和文化被抹杀被扭曲；现在的中华文明是扭曲奴化的文明。比较元清和汉唐的中华文明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和中国人有四个方面的根本变化。首先，中华文化由俯视或平等的文化变成了仰视的文化；第二，中华文明和中国人由襟怀宽广和开放的变成了狭隘和封闭；第三，中国人由自尊自信变得怯懦自卑；第四，中国人由崇尚高风亮节变得奴颜卑膝、由宽厚仁和变得阴柔鄙琐。”116

三、历史上落后、野蛮的游牧民族对文明世界的侵犯、掠夺以及巨大破坏

在世界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三大文明区域和三大游牧区域。分别是：中东文明、中华文明、欧洲文明，和欧洲森林地带的印欧民族、阿拉伯沙漠的闪米特游牧民族、中北亚大草原的突厥蒙古游牧民族以及通古斯渔猎民族。

这六大板块，此消彼长，牵一发而动全身，造就了世界文明的主体格局及发展脉络。直至近代西方文明彻底战胜游牧民族之前，世界五千年文明史其实也可以看做是三大文明区域与三大游牧区域的角逐史。这一历史的时间跨度长达3500年（从公元前18世纪到公元18世纪），此后仅仅是文明之间的较量了。

游牧民族需要不断地进行周期性的迁徙、放牧，他们组织严密、实施准确，并有严格的纪律，能征善掠，是天生的战士。游牧民们只要被一个有力的领袖组织起来，就是天然的军队。游牧民族的妇女能照料生活的一切，可以让男人们专事剽掠。

游牧生活非农业方式生活，却离不开农业，它存在的前提是周围必需有一定的粮食、铁器等用品。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繁华景象对于他们并不陌生，而且随时会激起他们的贪欲。游牧民在能够交换的时候就进行交易，当他们饥寒交迫之时就会劫掠。

游牧民族始终是文明世界的窥伺者，一旦发现文明世界变得软弱或混乱，他们就会进犯。这也是几千年来，游牧民族无休止侵略文明世界的根本原因。而且，游牧骑兵的巨大冲击力在热兵器时代到来之前始终是令农业民族生畏的，这也是他们制胜的主要法宝。

文明区域创造了丰富的人口、物质资源，这是游牧民族始终缺少并觊觎的。事实上，这也成为他们进犯文明区域最重要的驱动力。古代几乎每个文明都被游牧民族侵犯。给文明世界带来巨大的破坏，甚至导致很多文明或民族消亡，如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等。

四、中国遭受游牧民族入侵、文明发展遭到巨大破坏和阻碍的情况及原因

中国比世界其它文明古国都幸运，当创造原始文明的古埃及、巴比伦、印度、玛雅文明和古希腊罗马都早已被野蛮民族毁灭消失掩埋在滚滚黄海或沉伦到黑暗中时，中国的古代文明却一直保存下来，并延续和发展到近代，至今屹立于世界东方。

古代华夏文明长期领先世界各文明，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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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0 15:52:37 作者：嘉林出处：林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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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