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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科技革命，中国为什么没有赶上？

不列举）。

当代学者顾关元先生据海宁陈乃乾的记载，认为满清所销毁的书籍是《四库全书》收录总数的十倍。因此才有了吴晗“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的疾呼。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史学界皆知的事实。《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行摒弃和抽毁，对于不得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最著名的如岳飞的《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在《四库全书》中被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中说：“但俞正燮的歌颂清朝功德，却不能不说是当然的事。他生于乾隆四十年，到他壮年以至晚年的时候，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

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

3.政治制度

合理的上层建筑是社会协调发展的保障。而满清统治中原实际上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农奴制的残余随处可见。军机处的设立使得帝王独裁统治更具操作性，严重地加强了君权。民族歧视下的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的满蒙官僚长期窃居高位。“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牢牢地将农民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无疑等于扼杀了任何工业革命的苗头。科举本来是文明的一大产物，可是到了康乾时代，科举却只剩下八股文这么一个空壳。（虽然八股文并非源自康乾，但是在康乾时代变得空洞化却是无疑的。）不合理的科举制度导致了更加不合理的官僚体系。

康熙时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钱财远超明朝最大贪官宰相严嵩数十倍，而康熙几十年来却对他们的行为视而不见。到乾隆中叶以后，局势更加混乱，官僚队伍的腐败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不但中下级官员纷纷贪污受贿，而且像大学士和申这样位至“宰辅”，深受皇帝信重的高级官僚，也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且贪污之巨大可谓空前绝后。政治腐败愈演愈烈，除了**独裁政体自身的局限外，还和皇帝本人纵情享乐有关。

清代社会危机不断爆发，昔日表面上繁荣一时的清代社会很快陷入萧条冷落的“中衰”之中：民众反抗不断，自然灾害频仍，官僚腐败盛行，政府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国与民皆患贫，奸伪日滋，祸乱相继，士习益漓，民心益竞，其由来也甚渐，其消息也甚微。”

七、“康乾盛世”的沿海迁界和对外关系

沿海迁界，具体点，满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和越界的，杀无赦。使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

沿海迁界的过程，按照地方志的记载“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

迁的同时，就是烧。“稍后，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鸟兽散，火累月不熄。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曰：‘无资寇用。’”“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也就是迁界使沿海居民死亡过半，剩下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就算能够到内地，离饿死也不远了。

“初，（广东香山县）黄梁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计诱之曰点阅，报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阜，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不仅烧房子，杀人民，就连树木青草也不放过。日军侵华时的三光政策的残暴彻底程度也比不上他们。

“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囷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在明朝时访问中国的那些西方传教士记载下明朝中国广大沿海地区到处鸟鸣林幽，果树松柏成群，富裕繁盛的景象在满清的统治下消失了。

长达二十多年的沿海迁界，使中国从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

《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中关于晚明时期的地图介绍里，除了利马窦图之外，紧接着就是已经刊印于当时书刊中的新式地图。一个是收在《三才图会—地理十书》中的《山海舆地全图》和收于《方舆胜略》中的《东西半球图》，此二图已真实表现了整个世界的球形外貌，而且已经标出了欧罗巴诸国、北亚利加（北美）、南亚利加（南美）、南极界（南极洲）和冰海（冰洋）等以前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新地方。明朝出版的《舆地山海全图》、《舆地图》、《山海舆地全图》、《缠度图》这些明代“世界地图”不仅有与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的交流的痕迹，还有许多中国自己的独立发现。两百年后的清廷还竟不知“英吉利在西方几何”。到晚清才由魏源写出《海国图志》将这些地理知识重新介绍给国人。电视剧《康熙帝国》中的一个场景：康熙帝站在所谓的《皇舆全图》前骄傲不已，可地图还只是停留在东亚一角。这在《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里也可看出，到了清以后，地图类型又回到了古式的平面图，不再画出西方和其他大陆。满清从康熙年间起，就已经找不到西方各国的具体位置了。

王宏斌在《清代前期海防：思想和制度》一书中分析，明代的海防思想是认为敌人来自海外，应该把它堵截消灭在海上，而满清统治者是“重防其出”，认为海上的敌对势力（反清武装）出自国内，必须严格限制出海，断绝接济，所以“重防其出”的海防主要对象是国内，岸防是重点，水防是辅助，“限制民船制造规模，技术以及航海能力，把移民海外视同是叛逆行为，勒令禁止。”

满清统治者始终把海外的汉人当成巨大威胁。1717年，康熙统治下的满清觉得“海外如吕宋，葛喇吧等口岸多聚汉人，此即海贼之薮”，于是要求禁止南洋贸易，还要控制渔船商船。

康熙四十六年，禁止各地天主教传教，教士退回澳门，外人不得留驻内地。满清规定：“州县官失察西洋人过境，但并未逗留，降一级留任，府官罚俸六个月。”一地发现洋人，省级官员都要受处分。满清对于限制洋商，则是规定澳门洋人船不许超过25只，出海不得带中国人和除做饭以外的铁锅等等。满清是害怕外国人和中国人接触助长他们对满清统治民族压迫的不满，所以对于洋人是严格限制行动和居留的。101p781

雍正对海洋和汉人的恐惧也到了荒诞的地步，连渔船都觉得不放心，认为广东的“拖风渔船规模大，可以冲风破浪，恐生奸猾，建议全部拆毁”，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渔船太小无法深入洋面捕鱼，雍正则坚决否决，于是廷议的结果是“广东渔船梁头不得过五尺，舵手不得过五人”，雍正批令“禁海宜严，余无多策，尔等封疆大吏不可因眼前小利，而遗他日之害”。

但是这些限制，还不能让清廷的统治者们满意，“不知梁头虽系五尺，其船腹甚大，依然可以冲风破浪。”“请议定其风篷，止许高一丈，阔八尺，不许帮篷添裙，如果船篷高阔过度，即以奸歹究治。”此外还要对淡水携带加以限制。可笑的是满清统治者甚至把船只压舱的石头都看成对他们的统治有威胁，在乾隆统治下的1756年，规定“出海渔船，商船每借口压舱，擅用石子、石块为拒捕行凶劫夺之具。嗣后，均止许用土坯、土块压舱。如有不遵，严拿解纠。”

当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屠杀华侨上万名，鲜血把河面都染红，史称“红河事件”。乾隆听到这个消息后却说“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这就是乾隆皇帝禽兽般的心理了。

1793年，英国派遣使臣马嘎尔尼携带600箱礼物到达广州，名义是为乾隆80大寿而来，实则是想通过谈判，使满清放宽对外贸易禁令，以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但乾隆却把此看成是藩邦的朝贡，在朝见礼节上进行争执，而在以后的实质性会谈中，乾隆更是拒绝了英方提出的全部方案，坚定了闭关锁国的信念。乾隆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满清统治者的处理是十分简单而又愚蠢的，那就是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康熙强调“海防为要”，“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106于是在厉禁天主教传播后，又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将洋船限制在广州。从顺治、康熙开始的禁海令、迁界令到驱赶外国传教士同样都是闭关锁国的举措。中西交流减少了，清帝国虽然凭借表面繁荣的形势，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在短期内保持住了作为东方大国的虚假形象，但它和西方国家的距离已经越拉越大。

这些政策导致本来对西方人充满好感和欢迎的中国人不敢接触甚至仇视他们。马克思说：“这些贩卖‘秩序’，企图扶持摇摇欲坠的满洲王朝的列强恐怕是忘记了：仇视外国人，把他们排除在帝国之外，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洲鞑靼人征服了中国以后才形成为一种政治原则。毫无疑问，17世纪末竞相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彼此间的剧烈纷争，有力地助长了满族人实行排外的政策。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新的王朝害怕外国人会支持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出于此种考虑，它那时禁止外国人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京和产茶区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外国人要做生意，只限同领有政府特许执照从事外贸的行商进行交易。这是为了阻止它的其余臣民同它所仇视的外国人发生任何联系。”107

第五部分总结

一、华夷之辨的实质是文明与野蛮之辨

历来人们对华夷之辨抱有鄙夷的态度，认为这是强调血统，歧视其他民族。而实际上，只有在汉民族遭遇严重入侵和灾难时，血统论才在中国人心中占据上风。而这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华夏文明与尊严。

华夷之辨中的“夷”代表的是野蛮与落后，与之相对应的“华”则代表文明与进步。华夷之辨的实质就是文明与野蛮之辨。中国传统观念里华夷之辨的要害就在于保卫文明，抵抗野蛮的侵略，防止一切野蛮侵略文明导致的文明破坏、社会倒退的悲剧的发生。即便在现代来看，华夷之辨的思想都是极其先进，不容质疑的。

北京大学马戎说：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夷夏之辨”的核心并不是体现于体质、语言等方面在形式上的差别,而主要是指在以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为核心的内在“文化”差别。108儒家创始人孔子作《春秋》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说明中国人自古认为文明与野蛮之分是华夷之辨的根本。

古代中国人认为中原地区的文明是世界最发达的文明，周边的“夷狄”或早或迟都会学习效仿中原的文明。在这种观念中，凡是接受中原“教化”的人就被认同是“文明礼仪之邦”的“天朝臣民”。“化外之民”则是需要教育开化的生番。108

因为文明是可以相互学习和传授的,所以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夷夏之辨”中的“化内”和“化外”可以相互转换，“所谓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所谓“善”就是文明，“恶”就是不够文明。这里既体现出了辩证思维精神,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宽容态度。站在中原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原学者所积极主张的是以“有教无类”的开明态度，“用夏变夷”。108

中原王朝的皇帝、学者和民众把已经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其他族群看作是“化内”，对他们比较平等,对那些仍处在“化外”的族群虽然采取歧视态度,但是这种歧视的基础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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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0 15:52:37 作者：嘉林出处：林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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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