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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科技革命，中国为什么没有赶上？

雍乾三代显然远远不如汉唐。

汉唐之所以被认为是盛世，并不仅是由于其当时高居世界首位的物质生产水平，更重要的是汉朝和唐朝的文化与精神面貌。汉唐时代政治环境比康雍乾时期宽松得多。汉代的皇帝总的说来比较开明，社会洋溢着一种进取、开放、昂扬的大汉精神。唐朝的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都是比较注意“纳谏”的，对臣工相对比较尊重……

总之，汉唐之所以能够成为公认的盛世，最重要的是其具有世界上的先进文化和高昂的民族精神，而这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品格和财富。”

连称赞“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的戴逸先生也指出“盛世的阴影”四个方面：闭关锁国、重农轻商、禁锢思想、轻视科学。

三、“康乾盛世”的人民生活

“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亭林指出关中情况‘以今所睹国维人表，视昔（指崇祯末）十不得二三，而民穷财尽，又信徙而无算矣。……有六旬老妇，七岁孤儿，挈米四升，赴营千里，于是强者鹿挺，弱者雉经，阖门而聚哭投河’”100p88

乾隆朝诗人魏来朋的《鬻子行》写道：

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

四、“康乾盛世”的农业和工商业

所谓的康雍乾之世，大多是对明末的恢复性增长。满清收支在嘉道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基本是不变的。在耕地面积上，万红说“明代全国耕地数一直保持在800万顷以上”，“清初全国的实耕土地数较之明代是大幅度下降了。”81p308《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时期中国有耕田1161万顷，而翦伯赞认为明末崇祯时有783万顷。但根据《清朝文献通考》田赋所载，顺治十六年中国耕地面积是549万顷，康熙二十四年增长到683万，乾隆三十一年（1766）到741万，数字刚接近明末土地数字。最高为嘉庆十七年的791万，仅超过明崇祯时期数万顷，之后就下降了，道光十三年是737万。可见康雍乾时期生产的恢复是缓慢的，过了一百年才有明末的生产规模，甚至下降，封建经济在停滞中。101 p767

棉桑等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明末清初思想家唐甄这样概括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

“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而欧洲占62%，中国一下被抛到后面了。

满清皇帝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多次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令：“闻开矿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对于不能封闭的冶铁厂，则抽十分之二的重税。到乾隆时，全国合法的铁矿厂只有93处了。

山西产好铁，满清就向山西的冶铁户征铁，所征之数不断增加。雍正时征2.5万斤，乾隆时增加到5万斤，嘉庆时又增加到20万斤。征铁给的铁价、脚费不到市价的1/6，近于掠夺。潞安府是当时北方最大的丝织业中心，潞绸精美，被满清列为贡品。明朝盛时，潞安府有机织 1.3万多张，明朝派造3000匹。经过明末战乱，到清代仅剩织机300张，居然还是派造3000匹，致使“机户支价赔累，荡产破家”，逃亡的不少，但满清朝廷并不因此放弃派造，直到机户完全逃光，潞绸在历史上消逝，才算停止。

松江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成为明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苏松财赋半天下”，苏州、松江两府的田赋位居全国榜首，其上缴中央的钱粮总额超过了浙江全省。当时松江的面积是苏州的十分之三，而赋税额却是苏州的一半，因此，在明代，松江的赋税额为全国最高地区之一。然而松江的棉纺织业到清代开始退步，“前朝（指明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至本朝（清代，编者注）而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102

五、“康乾盛世”的疆域

现在很多史学家认为康雍乾三帝将中国汉、唐、蒙元以来的版图固定了下来，为多民族的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实际上，清代疆域是在明代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且疆域的大小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生活安定，国家昌盛。在清代，统一问题，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中原地区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像北方游牧民族，自准格尔葛尔丹一统漠西，即在中亚一带建立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与中原地区相抗衡。康熙有过不彻底的短暂的大统一，但不久即被分裂，继之而起的雍正，又对新疆出现的分裂苗头不加重视。只是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以统一新疆为标志，才勉强恢复了前几代的疆域，所谓的“康乾盛世”从此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即所谓“鼎盛”、“全盛”时期。然而为了这所谓的“鼎盛”，康雍乾三代却付出了极高的代价，甚至弄到康熙驾崩时整个国库只剩下50万两白银的尴尬境地。而号称“十全武功”的乾隆，其后期更是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财政黑洞。

六、“康乾盛世”文化氛围和政治制度

1.残酷的文字狱

周思源教授认为“康乾盛世”以文字狱为代表的极端**制度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举国奴性泛滥，尤其是使得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噤若寒禅。清代后期著名文学家龚自珍在其《咏史》一诗写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学术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社会生活在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学术的凋敝是康乾时期中国文化的显著形势和趋势。

满清历经康雍乾三代134年，掀起的几百起文字狱是一场彻底的政治文化运动，涉及的社会阶层相当广泛，从大臣到知识分子，甚至连疯汉都不能幸免。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从政治伦理文学艺术到宗教甚至是科技，是对华夏文明的阉割和前所未有的破坏。

满清统治者为什么这样做呢？龚自珍一语道破天机——“欲灭其国，先去其史”。当时女真族民不过百万，当面对泱泱汉民族时，满洲贵族的心理弱势不言而喻，因为他们知道单凭有限的武力和由这武力所缔构的**政权，是不可能长期来奴役中国人的。满洲贵族害怕文化，害怕民族思想，才进行残酷、野蛮的文化杀戮。

康熙五十年，刑部将真实记载南明政权年号及记载明太子死于狱中的戴名世定为“大逆”之罪，拟将其凌迟，弟兄叔侄处斩，妻女为奴，作序者绞刑。两年后，康熙“法外施仁”，“从宽免凌迟，着即处斩”，将两已故重犯开棺戮尸；作序者、刊印者和读过此书未首告者统统问罪，牵连族人、门生、朋友及其亲属三百余人，其中有平日与他论文的尚书、御史等京官32人。因此，文字狱造成的影响决不仅仅止于文字作者及其家人、亲友，而是全民性的灾难恐惧。

雍正六年（1728年），反清的曾静被捕后说受吕留良（已死45年，其子吕葆中亦故）著作的影响，结果此案定为“大逆”。吕留良父子被开棺戮尸，另一在世儿子斩首，其余叔伯、兄弟、妻妾、儿女等均被治罪。吕之门人严鸿逵戮尸枭首，严的门人沈在宽等四人因刊藏吕留良著作被斩首。

在整个满清160余起文字狱案中，乾隆时期就有130余起，占全部案件的80%。这和他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清查禁书有密切关系。因此，一些老百姓也因禁书而被杀。乾隆时期文字狱的主要案犯，被处以“大律论拟”的就有47例，生者凌迟，死者戮尸，亲属男15岁以上皆斩，15岁以下及女性为奴。甚至连张廷玉、沈德潜这些备受乾隆恩宠的重臣，一不留神都大祸临头。整个朝廷上下都是一种精神萎靡的状态。

“满清统治者为了维护其部族独裁，更是拼力禁锢民间的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每个明伦堂设有一块横躺的石碑，叫做卧碑。在卧碑上镌刻有几条禁令：生员不得言事；不得立盟结社；不得刊刻文字。”17《大清律例》规定：“造卖印刷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买者杖一百，徒三年；看者杖一百。”

满清表面上仍把程朱理学、儒家学说奉为官方意识形态，但这些是被阉割和严重扭曲的，原先包含有捍卫人格独立，个体尊严，反抗强权的学说，在满清的阉割与改造之下，被成了彻底的奴才学说。中国传统的为官应直言敢谏，为史应秉笔直书的观念被满清彻底摧毁，只剩下阿谀奉承的奴性跟辫子一起留了下来。

在明代被看成理所当然之情，到了满清却要被严厉地批评。如焦循对明代思想家吕坤进行批评：“明人吕坤有《语录》一书，论理云：‘天地间惟理与势最尊，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此真邪说也！孔子自言事君尽理，未闻持理以要君者。吕氏此言，乱臣贼子之萌也。”103

明代时期文官士大夫都有自己独立个性人格尊严。而到了满清，更多的则只是奴性，像明代文官集团那样和皇帝对抗的行为，在满清统治下是不可能看见的。纪晓岚在乾隆南巡时见其劳民伤财，曾对乾隆说：“东南财力竭矣，上当思所以救济之。”结果乾隆勃然震怒：“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104

在满清皇帝眼里，纪晓岚这样的文人不过是和倡优一样的东西。原来中国历代都有的高傲的士大夫阶层荡然无存，剩下的寡廉薄耻和无人格尊严的奴才。“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满清的文武百官、缙绅大夫无不自称奴才、口称主子。两百六十年啊中国竟无一个像样的正直之人，中国的奴性所以传至今日都是从满清而来。

明清两代修史的精神相去乃天壤之别。明朝官方修《实录》，记了这么一件事，嘉靖皇帝与皇后对坐闲谈，有妃子进来献茶，嘉靖皇帝当场就把妃子拉过来暧昧，致皇后吃醋，谁知嘉靖皇帝大怒，把皇后吓得堕胎。这些宫闱丑事都被明朝史家一一记录下来。而满清官方修的《实录》里的康熙帝几乎就是个完美无缺的皇帝，记载他“勇武无敌，出去打猎，一天就能打死两只老虎，一次打猎几天下来就能打死八只老虎”。“另一方面他又是个文质彬彬的鸿儒，博古通今，堪为一代宗师”。乾隆皇帝更厚颜无耻地自称“十全老人”。

周思源说：“如果不是康雍乾三朝那么残酷严密的文字狱，而让明朝已经初步活跃起来的思想界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完全有可能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寻找到对策，而不会失去整整200年。”

2.修纂《四库全书》

满清统治者通过修纂《四库全书》，名为综合古今典籍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的一次彻底清洗，禁毁和篡改了大量代表华夏文明最高发展阶段思想精华的书籍，包括大量科技著作，查缴的书竟达十五万多部。

清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满清不利的书籍总数，据统计为一万三千六百卷。销毁版片总数170馀种、8万馀块。除了禁毁书籍，满清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目前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中很多已经被满清修改过）。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经全部被销毁了。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满清还系统地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

“康雍乾三代，尤其是乾隆时期，不但对满清统治不满或对明朝有所怀念的书籍统统禁毁，而且连与和朱理学相抵触的书籍也不得超生。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光是浙江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和毁书24次。”（周思源）仅乾隆一代，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等同——引者注）”。105单选现今仅知书名的以“明”字开头的书籍，就禁毁了超过132部（限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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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0 15:52:37 作者：嘉林出处：林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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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