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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科技革命，中国为什么没有赶上？

供乃至墓地都是在万历过问下顺利进行的。由于万历腿部腰部有疾行动不便导致与大臣见面机会减少，但明代处理政事，主要是通过奏疏批阅往来进行。西方传教士对万历充满敬意好感，东西方文明得以交流，万历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

明朝文官对抗皇帝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正德皇帝要下江南，被文官集团层层阻挡，正德皇帝也因为和文官的对抗而被肆意丑化。

明朝特殊的文官制度使政府的运作基本上得以稳定运行。即便是认为万历放弃职责的历史学家黄仁宇也承认“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北京的会试、殿试照旧举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时的考核也没有废止。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对于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91p81

所谓崇祯是因为中了反间计，听信了几个从清军那里放回来的太监的话，这才把袁崇焕抓起来，并最终处死，进而认为崇祯皇帝昏庸，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崇祯时担任锦衣卫指挥的王世德在《崇祯遗录》中记载：“先是，巡捕营获一木工，云崇焕谋反，以为谍事下镇抚司。掌刑指挥李若琏訇得其枉，奏之，复下锦衣卫以为实。于是喧传崇焕谋反，人人切齿，及行刑，百姓脔食其肉。崇焕误国之罪无所逃，以为谋反，冤矣。”经三次审讯，这个木工被确定为间谍，但袁崇焕谋反通敌的谣言已不胫而走，导致“人人切齿”，加上文官集团的推波助澜，到凌迟袁崇焕时，百姓争吃其肉。但明朝政府只认为“崇焕误国之罪无所逃”，说他谋反是冤枉的。

崇祯也并不想杀死袁崇焕，他在一份给袁辩护的奏疏上批复说“袁崇焕询问明白，即着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擢用”。但此时袁崇焕生死已非崇祯个人意志所能左右，无论民间的强大舆论还是朝廷文官的坚持，都到了不处死袁崇焕则不能服众的地步。这也是袁崇焕在崇祯二年十二月一日被抓，一直到了崇祯三年的八月，才最终有了一个处理结果的原因。

（对那些真正有才能、能实干的内阁辅臣，崇祯对他们还是充分任用甚至抱有感情，如温体仁、徐光启、杨嗣昌，方岳贡等。其中温体仁在内阁中长达七年，因为他能做实事，能保持清正廉洁，不怕得罪人。前面已说崇祯对徐光启充分信任和支持，对杨嗣昌的感情更是深厚。）

为缓急财政压力，崇祯帝将皇宫里器具藏品和全部内帑都拿出来卖，并且低三下四地向属下大臣以及皇室亲戚请求募捐。然而所得甚少。如武清侯李国瑞一家故意装穷“把家中杂器摆到大街上出卖，搞的满城风雨”，16p1048崇祯皇帝迫于各方压力，只能作罢。在崇祯十年的一次谈话中，崇祯帝吐露了自己的苦恼和困惑，他说“去岁谕令勋戚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公体国之心，就是省直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有了，怎么这等愚？”16p975

到明亡前夕，崇祯连防守北京城的士兵军饷都发不出来。只得再次向大臣以及那些勋戚还有太监们请求捐助。结果几个太监还慷慨一些“在京城只有太监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各自捐了五万两银子，其余官僚个个如同铁公鸡一毛不拔。阁臣魏藻德仅捐五百两，阁臣陈演在皇帝面前装穷……太监徐高受命劝谕崇祯的岳父周奎”，结果此人始终不肯捐钱，“气得太监徐高拂袖而起：‘老皇亲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广蓄多产何益’周奎被逼无奈，才忍痛捐了一万两。其余勋戚官僚纷纷效仿，没有一个捐饷超过一万两。”并不是这些人真的没有钱。后来李自成进占北京，严刑拷掠，“从周奎家抄出银子五十多万两，陈演也献银四万两。”16p1125而于其他商人官僚查抄出的银子更是不计其数，共7000万两白银。

崇祯以所谓公认的掌握生杀大权的皇帝之尊，居然如此哀求自己的臣僚下属捐献银子，而这些人不肯多捐，他也没有办法。这在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也是极少有的。这样铁的事实，不仅表明崇祯帝确实已经没有内帑，拿不出半点钱来。而且这个事实也显示明朝的皇帝具有很强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以至到了国家危难关头，居然还要依靠募捐来筹集军饷。

对于宦官祸国问题，其实明朝宦官肆虐的问题并没有某些人说的到了危害国家安全的地步。明朝掌管司礼间的宦官和文官政府一直在明争暗斗，但是始终没有占过上风，在魏忠贤时期，太监的权力达到顶峰，但是文官体制已根深蒂固，不可动摇。在崇祯帝的亲自组织支持下，魏忠贤倒台，而明朝政府没有出现动荡。

《明史·宦官二》中记载：“自冯保、张诚、张鲸相继获罪，其党有所惩，不敢大肆。帝亦恶其党盛，有缺多不补。迨晚年，用事者寥寥，东厂狱中至生青草。帝常膳旧以司礼轮供，后司礼无人，乾清宫管事牌子常云独办，以故侦卒稀简，中外相安。”92同样的论述也出现在樊树志的《晚明史》中。

八、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

在拥有大规模东西方文明交流，工商业尤其是私营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发达的海外贸易，以及思想解放运动和特殊的政治制度，明末以来从生产力到意识形态都提供了逐渐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

1.资本主义萌芽

“政府人员不足，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中层后勤保障能力不力，公共投入不足（这些情况都是导因于低税政策），所有这些原因使得国家根本无力动员帝国的全部财力，其所能控制的资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诸如盐课、海关税、内陆关税、林木出产税以及矿银等都面临这样的情况。”57p420

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明代并非如很多人想像的是一个对社会实施严密控制的**社会相反，而是一个把国家和政府的职能压缩到低限度的社会。明朝经济的发展运行不大受政府的干涉控制，对私人经济力量的发展，政府无心也无力管制约束。

明代中叶以后长江中下游出现的发达的商业贸易，标志着儒家文明内部工商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江南一带的到处是资本主义萌芽。历史上各国封建国家都对工商业攫取的过多利润加以剥夺。明王朝由于代表和维护商人利益的文官集团的存在，所为只是巧立名目，加大征税比率。但明代已经成为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的工商业者，对于增税也不能忍受。上层文官集团对加税百般阻挠，下层出现过大规模的反对矿监，税使的民变不断发生。大规模的几十次，一般规模的几百次。代表资本主义的市民利益集团手工业者和明朝封建制度开始激烈斗争了，在苏州和湖北就有工人爆发了抗议和暴动，牺牲者还赢得知识分子的赞扬。张溥写的《五人墓碑记》就是对此记载和歌颂。“民变”不同于农民起义，有这类斗争，“平等”、“自由”、“实业兴国”、“保护贸易”等思想就会传播，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就可能发生。

明末封建**制度正在走向解体和衰亡，特别是宋明理学暴露出扼杀人性的弊端和生机勃勃的市民文化形成激烈冲突。有识之士在各方面都发现了封建制度的弊病，正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新思想，新观念不断涌现，西方的先进优秀的文化科技正在引进，正如同西方社会经历的文艺复兴前夜。

晚明正是思想界启蒙的时代，明末思想界对整个封建意识形态从哲学到伦理，从治国到治学都开始反思和批判。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都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弊病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危害，他们的著作中闪耀着人本主义和民主主义光芒。黄宗羲的《原君》批判君主**，打响了民主思想的第一炮。戏曲小说都以市民喜好为标准，反映了市民意识的觉醒，这是对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的反叛。

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方科技和文明。西方的天主教在南方广为传播，特别受到明末先进的士大夫的欢迎，他们试图将西方传来的宗教和儒学结合，洋教中国化。东林党人和天主教徒密切结合，出了大批杰出人物。比如徐光启、李之藻、瞿式耜等都是天主教徒，象王徵、孙元化、李天经、张焘、瞿式耜、陈于阶等形成一个“西学集团”。南明天主教也在宫中传播，后妃们普遍信仰天主教，必将影响到最高统治集团。西方宗教宣传的人人平等思想有利于人本主义，民主思想的传播，也有利于科技引进、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乃至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儒学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相结合，有可能产生新型文化。

2.兰芳共和国

今天的中国很少有人知道，1776年，在世界第三大岛——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婆罗洲）西部，诞生了一个华人建立的共和体制国家“兰芳大总制共和国”，比华盛顿1787年当选为首任总统并实现联邦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共和体制还早10年。前后存在100多年。

在当地华人圈内，首领称为大唐总长（或者大总制），面对当地土著居民则称王。首领的传承不是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及式的家族世袭制，而是类似于民主选举和禅让的形式，首任大总长罗芳伯（广东省梅县石扇堡人）即是公推上任，待其逝世，公推江戊伯继任，先后五传，最后刘台二，故被人称为共和国。至于“国之大事，皆咨决众议而行”，也有似于议会制。

兰芳共和国能在海外建立起来，主要还是华人群体实力的强大。罗芳伯在中国国内，只是一个没有任何特殊身份的平民。他到海外经商，建“采金公司”，因才能过人，被公推为首领，带领众多海外华人，谋求共同的利益。后因数万华人势力太大，当地土著居民归附数十万，并帮助浡泥王平定叛乱，浡泥王不得已拱手让位。罗芳伯除了个人能力之外，在华人圈内并不具备绝对的优势。所以，他敢于向土著居民称王，却不敢在华人面前称王。

后来因荷兰入侵，兰芳共和国还曾经遣使回国，请求称藩，想把西婆罗洲成为藩属国家，但无果。兰芳生共和国面对强大的西方入侵者，又得不到故土的支持，最终败亡，也使东南亚华人在建国与民主方面的探索为兵火所灭。

人民日报曾报道：“闽西归侨作家张永和、张开源新著长篇传记《罗芳伯传》，最近由印尼和平书局出版社出版，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产生较大反响。……专家学者在发言中认为，《罗芳伯传》史料丰富，笔触生动，情节曲折，再现了广东梅县客家子弟罗芳伯和一群热血客家青年，于1772年5月移居婆罗洲（现印尼西加里曼丹岛），与当地苏丹和各族民众并肩兴业，发展经济，并于177６年创立共和体制的历史画卷……”93

3.国外资本主义发展

日本只用短短三十多年的西化——“明治维新”运动，就一跃成为世界列强，并将中国打败。农奴制的俄罗斯，封建色彩浓厚的德国都先后进入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满清用铁血摧残使得社会生产力大幅度倒退。物质文化大规模毁灭，之后大兴文字狱，理学成了碰不得的理教。空前强化了这种腐朽没落的封建意识和制度，如同西方蛮族入侵后的欧洲中世纪一样把中国带入了黑暗。

再比如现代中国没有经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向了社会主义。关键是思想解放，对外交流，有交流就能进步。英国有议会，而明代中国民间纷纷结社，民间议政的风气很盛。特别是有先进的思想政治组织“复社”。而在满清，闭关锁国，严禁结社。几乎一切非政府组织都要取缔，大清律规定：“凡三十人聚会，一律处斩”。

兰芳共和国以及日本俄国的经历说明了中国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必须是西方殖民论的破产，说明若无“满清入关”，早200年即已有资本主义发展经济条件和思想条件的中国人能够创造并实现中国的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只是这一切都被残酷野蛮的满清入关割断了。

第四部分民族屠杀、奴役和“康乾盛世”的实质：

一、野蛮屠杀、剃发易服、民族奴役

1.残酷的屠杀

明末清初，一场场屠杀惨剧在满清前几代执政者的授意下上演：努尔哈赤在辽东对汉民大肆屠戮，破锦州后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运河之水变红。皇太极时八旗军队三次深入京畿、山东等地滥行杀掠的纪录，在一些方志中保留了下来。多而衮进关之初，清军短期收敛后就又固态复萌，以戮立威。满清为了强化其统治，野蛮推行“薙发令”、“留人法”，叫出“留发不留头”的威胁，野蛮强迫占领下的中原人民剃发畜辫，易服满装。

酷令一出，“天下沸然，皆拜祖泣告：‘头可断，而发决不可剃！’”为捍卫中原几千年的传统与气节，各地人民纷纷揭竿斩木，力抗强暴。数千万人因此被害，血流成河，尸积如山。当时居留中国的一位西方传教士都惊呼这样因服装发式的屠杀“决无仅有”“甚为荒唐”。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场场惨绝人寰，死者无不以数十百万记。

满清在各地都留下了血腥的屠城记录，甚至实行过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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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0 15:52:37 作者：嘉林出处：林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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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