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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科技革命，中国为什么没有赶上？

统文化和意识形态，同时发达的经济催生出活跃的思想，进而加强了士大夫人格的独立、个性的张扬，以及发达的政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上层政治制度的民主倾向。

明代信奉程朱理学的思想家吕坤说：“天地间惟理与势最尊，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

在权力分配上东林党人钱一本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

在舆论监督上，万历年间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

在君臣关系上，王艮说：“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万物依于己，故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出不为帝者师，失其本矣；处不为天下万世师，遗其末矣。”也就是大臣不仅仅不是皇帝的仆从奴才，甚至连和皇帝平等都不是，而是高于皇帝的老师，要么不出仕，如果出仕，就必须是皇帝的老师，否则就是失其本矣。何心隐提出“君臣相师，君臣相友”“相友而师”，即君臣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黄宗羲提出揭露君主**本质的思想：“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鸣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呼吁废除“一家之法”建立“天下之法”。

“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82黄宗羲明确地说臣和君是完全平等和独立的人之间的关系，臣不是君的仆妾，相反，只是平等的同事关系，或者路人关系，甚至臣是皇帝的师友。

王夫之说：“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他提出虚君立宪思想：“有天子而若无，则无天子而若有，主虽幼，百尹皆赞成治之人，而恶用标辅政之名以疑天下哉？”“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以虚静而统天下，则不恃贵戚旧臣以夹辅。”“以法相裁，以义相制……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宪法高于一切，即使天下再易手，新的“王者”也不能轻易改变宪法。

明末思想家唐甄对君主**制度进行大胆的揭露和批判。“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他认为皇帝也是人，没有什么神秘，并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乱天下者惟君”。他愤然地说：“川流溃决，必问为防之人，比户延烧，必罪失火之主，至于国破家亡，流毒无穷……非君其谁乎？”并提出了“抑尊”即限制君权的主张，要求提高大臣的地位，使他们具有同皇帝及其他权贵作斗争的权力，以“攻君之过”，“攻宫闱之过”，“攻帝族、攻后族、攻宠贵”之过，使皇帝有所顾忌。83

顾炎武则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顾炎武说：“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他认为只有皇帝同各级官吏共同掌握政权，才能达到“天下治矣”的目的，他还提倡“清议”，重视社会舆论的作用。并提出著名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思想

在经济思想方面，王夫之明确主张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若土，则非王者所得私也。”“民所治之地，君弗得而侵焉。民之力，上所得而用，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他又指出人君也不能干涉经济自由：“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

可以看到，明代许多思想家的政治思想都达到了“民权”高度。政治上，反对君主**独裁，提倡“人民为主”；经济上，重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强调经世致用；思想上，批判继承传统儒学，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他们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主义，重视手工业、商业，批判继承传统儒学，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这些主张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具有解放思想的历史进步性。由于满清的野蛮统治，这些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未起任何作用。

古今中外文化史都毫无例外地证明，社会生产力的任何历史性的大发展都来源于思想解放、思想认识上的提高。没有欧洲的文艺复兴就不会有欧洲的工业革命，中国晚明的思想解放、思想认识上的大提高预示着中国有机会进行一场新的革命。

七、文官集团对**的阻碍作用

由于科举制度的彻底实行，和文官集团成为商人阶层（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明朝的皇权的发挥受到了历史上最大的约束和阻碍。明朝士大夫前仆后继，不畏强权，敢于同帝王抗争的精神，人格独立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独特风景，堪称奇观。这与历来教育所灌输的明朝印象，如极端**，皇权空前膨胀，政治极端黑暗等说法都是截然相反的。

历史学家孟森论及明朝的廷杖时说“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之美俗。清君之处臣，必令天下颂为至圣，必令天下视被处者为至辱，此则气节之所以日卑也”。84

到了建文帝时期，朝中文官大多都是刚烈正直之辈，靖难之役，众多的文臣自愿殉难，坚决不肯在暴力下低头屈服，决非偶然，应当是朱元璋时代就孕育养成的风气。由于政治公开化，大臣的上疏奏折和皇帝的批示都是公开的，形成了强大的舆论监督压力。文官们敢于不计厉害得失和皇帝斗争，敢于公开辱骂批评皇帝的过失。

建文帝刚登基的时候，有一天因为生病，上朝迟到了一会儿，“帝有疾，视朝晏。”尹昌隆就上疏批评建文帝：“……陛下嗣守大业，宜追绳祖武，兢兢业业，忧勤万几。今乃即于晏安，日上数刻，犹未临朝。群臣宿卫，疲于伺候，旷职废业，上下懈弛。播之天下，传之四裔，非社稷福也。”建文左右想把皇帝生病的事情告诉尹昌隆，结果建文帝制止说“直谏难得，何可沮也？其以疏宣示天下，使知朕过”。孟森先生将此和清代做了对比，“清嘉庆初，编修洪亮吉上书请代奏，亦视朝稍晏等语，严旨立斩，临刑改戍伊犁，遂亦称盛德，视此又何如也！”84

“皇上的宽容与臣子的忠诚，终于熔铸成了敢于直言劝谏的士人品格，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一次大理寺少卿戈谦言事过激，不少人都认为他这是买直沽名，仁宗也颇厌烦，虽经杨士奇劝解，但还是不高兴，只令其照旧供职，仍不准参加朝见。士奇又进言：‘陛下有诏求言，今谦因言取咎，朝臣皆以言为戒。且四方朝觐之臣咸在，岂能尽知谦过？若传于远人，将谓朝廷不能容直言。’仁宗表示愿意承认过错，并让士奇告诉群臣。不料士奇依然不依不饶，非要让仁宗下玺书亲自引过认错。皇上最后无奈，也只好照办。”85

从明英宗开始，明朝大臣的性格变的更为张扬，甚至彪悍。如岳正，正统十三年的进士，在天顺年间被明英宗选拔入内阁。明史对他的描述是：“素豪迈，负气敢言”“博学能文章，高自期许，气屹屹不能下人。在内阁才二十八日，勇事敢言，便殿论奏，至唾溅帝衣。”连唾沫星子都喷到皇帝衣服上，可见其情状。

嘉靖时期，毛澄、杨廷和等人都是朝中德高望重的大臣。当时为了大礼议的事情，嘉靖皇帝和文官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按照明史记载：“当是时，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即嘉靖下的旨意三番五次被内阁驳回。下旨行不通，于是“帝欲推尊所生，尝遣中官谕意，至长跪稽首。澄骇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必祈公易议。’因出囊金畀澄。澄奋然曰：‘老臣悖耄，不能隳典礼。独有一去，不与议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辄慰留不允。”就是嘉靖派了太监向毛澄哀求，并拿金子“行贿”，毛澄还是不同意皇帝的要求，就干脆辞职了事。（用金子行贿大臣，以求得大臣支持自己意见的事情，在景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尽管如此，按明史的记载，嘉靖皇帝仍然厚待毛澄。

嘉靖皇帝无论是涕泗不止，要‘避位奉母归’，还是声色俱厉的大叫‘尔辈无君，欲使朕亦无父乎’都无济于事。嘉靖无奈，最后还是动用权术，利用文官集团的内部矛盾打破文官集团的铁壁，才最终个个击破。

待嘉靖死去，明朝文官集团的势力更汹涌。下面就着重介绍和分析万历时期这方面的情况。

一直以来文史界对于万历皇帝评价极差，理由主要是他二十年不上朝，和纵容太监充当矿监敛财等等。但真实情况是，皇权与文官制度发生了剧烈冲突，并受到压抑，万历这才用消极方式对抗。当时文官骂皇帝的风气，就当代人也难以接受。万历时期，言官们对皇帝群狼式的围攻和暴风雨式的批判漫骂，已经有一些学者做过论述。

如蔡明伦在研究中仅提到的参与对万历批斗漫骂的人就有李沂、谢杰、王元翰、马经纶、魏允贞、李三才、田大益、张养蒙、马孟祯、许闻造。其中有些人在上疏中的漫骂更是到了歇斯底里、无所顾忌的地步。如田大益把万历同“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厉王、汉桓帝、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蔡明伦说“这完全是毫无忌惮、汪洋恣肆，把神宗骂的体无完肤”。“这些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抨击，前后相继，几乎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将神宗置于铺天盖地的非议中”。一些言官看到进言言辞激烈没事，“也就更加放心大胆地批评指责，甚至在上奏前四处宣扬，显示其言之激切，以求直言极谏之名。”86

当时曾任过礼部尚书的于慎行说“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谴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87大学士许国也愤慨地说：“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88蔡明伦说“随着明朝中后期士风之日下，士大夫变的趋炎附势，追逐名利，好名之风颇盛”。神宗也知道言官们的把戏，但对此却无可奈何，只得锻炼出忍耐的好脾气来。

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万历和文官集团的争斗从万历十四年就已开始。到万历二十年，礼部都给事中李献可等人又联合上疏逼迫万历表态，但他们在上疏中竟把弘治年号错写成“弘洪”，神宗反击批复说“册立已有旨了，这厮每又来烦激，且本内年号错写，显是故违明旨，污戏君上，好生可恶，为首的姑着降一级调任外用，其余各罚俸六个月”。89内阁首辅王家屏接到批示后，却将批示原封不动地退回，并附上反驳意见把皇帝的批示反驳的似乎一无是处。“对于首辅敢于封还御批，神宗十分不满，又不便于发作。”16p500最后干脆以沉默对抗。

谁知王家屏对皇帝的沉默仍不依不饶，假称自己生病，进而提出辞职来要挟。神宗哭笑不得，只得派一名文书官到王家屏私邸，递交手谕，表明自己态度，要王家屏出来办事。手谕中是这么说的：“迩年以来，善事小臣狂肆不道，逞意激扰，姑以薄罚。卿为佐治，见此要名不义之徒，自宜调停厝处，缓词解谏，却乃径驳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礼体。及朕怒起，卿又不忍受，假疾具疏，文言求去。朕思卿真欲以此挟君废政，沽名逸卧，岂人臣之义哉！……方今国务多艰，卿忽然高卧，其心可安乎？卿既有疾，准暂假数日即出，入阁办事。”90即使如此，王家屏还是执意要辞职回家，尽管万历再三挽留，亦无济于事。最后万历只得无奈放他回去。

万历派出的矿税太监，是为应付皇宫的日常支出和增加国家财政，但由于触犯了商人阶层的利益，很多情况下都被暴民活活打死了，远没有现今人认为的那般风光跋扈。神宗却只能忍气吞声，息事宁人。如湖广民变中，数万市民包围陈奉的税监府，陈手下六人被投入江中淹死，锦衣卫被打伤，税监衙门被烧。最终处理结果却是暴徒和煽动暴乱的官员都没有受罚，受害者陈奉反而被撤消了税监职务。

再如万历三十四年云南民变，同样是在地方官员的参与纵容下，一些暴徒把矿税太监杨荣处死后焚尸。神宗愤怒之下用绝食数天来表示抗议。16p577近代的西方国家是政府镇压反政府分子暴动，然后反政府者用绝食来示威抗议，而明朝皇帝用绝食来抗议大臣文官，这大概只有明朝才出现过。

然而，万历并没有因大臣的作对甚至漫骂而杀人；万历年间的大量国事都是万历处理的，大到万历三大征，特别是明日壬辰战争一直在万历指导下进行，小如利玛窦进京传教，建教堂、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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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0 15:52:37 作者：嘉林出处：林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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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