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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科技革命，中国为什么没有赶上？

确切认识到中国不过是世界许多国家中的普通一个而已。

现在人们把林则徐，魏源所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实际上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殖民强盗。徐光启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79

曾德昭记载：“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22

明朝晚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是以传教为目的，但不得不和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出版大量的科学书籍。因为明朝人对科学的热情和关注远远超出了对宗教的关注，传教士要取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的信任和敬重，就必须出版科学书籍和传播西方的科学。

正是因为有这样自信开放的胸襟和心态，尽管当时西方殖民者多次侵略骚扰中国，被中国军队打败，但明朝政府依然能够积极的向被自己打败击退的敌人身上学习好的东西。甚至对于来访的西方人，明朝的官员都不会放过他们随身携带的火器，而是要拿去研究仿制。

在1585年出版的西班牙人门多萨著的《中华大帝国史》中记述菲律宾群岛圣奥古斯丁会主教马丁·德·拉达修士和他的同伴遮罗尼莫·马丁修士以及同行的西班牙军人到明朝来联络消灭中国海盗林风的事情，其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下一天，总督派人去访问我们的人，向他们要一把剑，一支火绳枪和一个火药桶：因为他要据此制造。我们的人把这些送去，后来得知他们仿制了，尽管不那么完全相同。”

四、明朝精神文化在国外的影响力

传教士沙勿略在日本传教时，发现日本人进行激烈的辩论时，总是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即在涉及宗教和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他们常说：“如果基督教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知道它并接受它。”这就是明末中国的精神文化影响力。而清末“东亚病夫”的恶名传遍世界。全世界都在嘲笑中国人丑陋的“猪尾巴”，中国人被看成野蛮人。

当中国文化传播到17、18世纪的西方时，引起当时最伟大的哲人们的激赏：法国启蒙主义者伏尔泰得知中国人已经成功地运用“人痘法”预防天花病时，曾经动情地说：“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种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行例和榜样。”他还借给《哲学辞典》撰写词条的机会，称赞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又说，当中国已是广大繁庶，而且具有完善而明智的制度国家时，“我们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德国哲人、科学家莱布尼茨也在《中国近况·序》中说：“我们以前谁也不相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善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80p56

五、明朝的文字狱

根据吴晗的《朱元璋传》所述，明代文字狱集中在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短短不过13年，涉及的主要是文臣，并没有形成社会运动，影响面相当有限。也就说，明朝的文字狱几乎不针对平民百姓，满清文字狱则杀人多杀民间人士。而朱元璋是否真的制造了严重的文字狱也值得怀疑。

“陈学霖以及王春瑜考证，在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说法涉及的人物当中，凡是可以考察生平事迹生卒年代的，都和所谓的文字狱没有关系。他们是徐一夔、释来复（字见心），蒋清高，高僧守仁和德祥。”e

一些大肆渲染所谓朱元璋文字狱的野史说“表笺祸始于洪武十七年之后”，而这些文字狱案例中大半竟都是同一类型，因“生”谐音“僧”，“则”谐音“贼”。这些“好事者”在不同的时间里因犯相同的错误而遭到朱元璋的忌讳和极刑，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现代画家陈学霖说：“如此何以既有极刑先例，而犯禁者接踵而至？”而朱元璋制定表笺格式，和所谓的文字狱没关系，是为了遏止文辞华丽、内容空洞繁冗的文风。

事实是，凤阳明皇陵内明皇陵碑上开头部分记述了朱元璋的家世出身和悲惨经历。“空门礼佛，出入僧房”。显然，朱元璋对自己的贫贱出身和当过和尚的经历没有丝毫讳饰和隐瞒，陈学霖还举出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太祖御笔》诗文作为证明，其中就有三首言僧谈禅。朱元璋不会害怕别人影射。若他忌讳这些，则会尽力掩盖和粉饰真相，更不会通过文字狱间接承认和强调自己的出身。

而且，朱元璋的性格并不暴虐。对于真正敢于直言批评的人，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褒奖有加的。如明史《周观政传》中记载：

“（观政）尝监奉天门。有中使将女乐入，观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观政执不听。中使愠而入，顷之出报曰：“御史且休，女乐已罢不用。“观政又拒曰：“必面奉诏。”已而帝亲出宫，谓之曰：“宫中音乐废缺，欲使内家肄习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无不惊异者。观政累官江西按察使。”

朱元璋不过想让几个女乐师进宫教授音乐，却遭到御史毫无畏惧的阻挠，其强项情状，硬是让朱元璋收回决定，还亲自出宫向臣下道歉。即便被人称颂为最善于纳谏的李世民能否达到这样一个程度也未可知。这说明朱元璋定下的规章制度，也约束限制了他自己。

对此，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孟森先生赞叹说“此是何等气象！”“明之奉天殿，即今太和殿，奉天门即太和门……当时肯任官者，其抱负已不凡，帝竟纳之，已奇，纳之而听御史请，亲自出门边面谢其过，此岂百世帝王所有？岂但帝王，抑岂稍有权势者所肯为？清代自高宗以来，御朝不登正殿，有终身未至太和殿者。一御史叫呼于门前，传命叫刑部或诛戮之……以太祖所为视之，真不在意计中也。”

六、明朝的科举文官制度和文人的政治思想

1.科举制度的全面实施及其效应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彻底、完全地推行科举制度的朝代，即推行最平等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在明代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的基本制度，决定了国家政治权力分配的基本格局。

其他朝代虽然也实行科举制度，但都不彻底，往往权力核心和普通士大夫还是没有太大关系，宋代科举入仕的人不到全部入仕数的1/4，恩荫制度才是北宋最主要的入仕制度，皇帝可以部分地影响控制权力的分配。清代，最根本的权力始终掌控在满州奴隶主和贵族手中，汉人始终是处于奴才和附庸的地位。明朝在全面实施科举制度的情况下，从基层到高层的权力分配都按照固定的章程制度进行，皇帝只能被动地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人事调整，对于权力分配的整体格局是难以控制的。

明初朱元璋废除宰相而设立内阁，建立了一种新的政府体系，即文官制度。文官体系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面使治理国家的任务由家天下逐渐成为君臣共为之事。皇帝的权力因为内阁的存在被削弱。这在明朝中后期成为明显。文官制度，其实就是君主立宪的前身。

从理论上讲，通过科举，任何一个人无论出身，都有可能通过努力进入明朝权力机构中心，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对士大夫来说，国家大事和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再加上政务的公开性等原因，文官们敢于与皇帝斗争，批评甚至辱骂皇帝。（下文详说）

中国的科举文官制度对西方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的科举制度在17-18世纪，通过传教士的介绍，引起西方人的关注，并在法国首先化为文官考试制度。1983年，美国人事署署长·坎贝尔说：‘在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及文官制度时，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所以不能把传统科举制与腐朽、僵化等概念简单地连同起来。”80p64

全面实施科举制度具有的先进性、公正性，但同时也带来很多的麻烦。一是由于政府更加开放，各不同阶层不同意识形态的人群在政府内都必然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政府内部互相斗争激烈，政府的办事效率难免低下；二是政府内部充斥满了来自各阶层各地区的利益代言人，并掌握实权，使得政府过于平民化，往往为了迎合平民的短期利益而牺牲了长远的利益。

“根据事实分析，工商业阶级进入政府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其他阶层。原因也是显然的，第一是经济上有保证，工商业阶层比其贫困农民来说，有更充足的资金来供养子弟读书学习；第二是有更强烈的愿望，这点也是显然的，经济上的目标实现了，自然就希望在政治权力上也能施展手脚。工商业者当然强烈希望政府内能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而通过科举，他们就能名正言顺的实现自己的这种愿望。

从制度上说，明朝政府也不断为流动性很强的商人提供了参加科举的便利。”d不仅大量文官出身于商人家庭，而且明代文官进入仕途后，不忌讳自己的出身，很多继续进行商业活动。

“翻开明朝士大夫的文集，我们会发现大量的为商贾树碑立传的文章，这些商贾被称为‘隐君’‘处士’‘大贾’。由于官员经商的普遍化和大量工商业者子孙进入仕途，官绅士大夫不再讳言其父祖的工商业者身份，反而把他们打扮成亦商亦儒的形象，说成是善士善贾。”81p280

有人做过统计明朝官绅经营的工商业有：

“①借贷。从戈谦的《恤民疏》中，我们知道洪熙时官吏已普遍于所部内经商借贷。

②质铺。嘉靖万历年间的大文人，官员王世贞的父亲祖父就从事这个行业，‘元美席有先业，家亦巨万’‘一年子钱三十万，尚不若往年也’。

③官肆。（引者注：办理存款取款业务）徐阶家开有乃授之官肆。

④店铺。严嵩在南昌开有‘铺店二十八间’，……在临川县有‘房屋铺店（共四十六间半）’，……黄曾省说‘吴中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若京师乃授之官店，六郭开行债典，兴贩盐酤，其术倍克于齐民’。

⑤商业贸易。比如大学士陈文，贩卖食盐，其门生弟子称其为阎王。较之尚晚的吏部尚书屠庸‘鬻贩私盐，乡人效尤，几至千辈’。民以食为天，官绅当然忘不了贩米牟利。成化中，福建‘各官亦有亲戚子侄原籍贩米货物’。也有贩纸的：‘括苍樊斗山献科，任广东抚按巡史。居艰日，正值大造版籍，自家贩纸至温贸利’。

⑥海外贸易。王文禄说‘……闽广隶浙沿海大造楼舡，公行货贩，仕宦豪右为之聚薮’，陆容也说：‘近日之利，皆势力之家专之，贫民不过得受其雇之直耳’朱纨为打击倭寇而严禁海，结果被闽中乡官林希元等人“故簇言官劾其擅杀，而是时言官莫为之申救者’，结果朱纨被罢官自杀，“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

⑦手工业，明代纺织业空前发达“士大夫家多以纺织求利”，明朝内阁首辅徐阶“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而霍韬家经营窑冶、炭铁、木植，各有专人负责，‘岁入利市，报于司货者，司货者岁终咨廪家长，以知功最’还有经营印刷业的。

⑧种植业，户部员外郎毕一衔‘广置废山，稍地种木，……而郡遂以赀饶一时’。（徐光启也曾在天津种植大量荒地，进行农学实验并获得大量收入，改善了家庭经济。）”81p281-p283

由于大部分文官出身商人家庭甚至自身从事商业活动，明朝的整个文官集团（以及部分士大夫阶层）逐渐成为工商业阶层的利益代表人，并为他们谋利，对不利于商人利益的政府决策进行阻挠和抵制。

明代思想家何心隐说：“商贾之大，士之大，莫不见之，而圣贤之大则莫之见也。农工欲主于自主，而不得不主于商贾。商贾欲主于自主，而不得不主于士。商贾与士之大，莫不见也。使圣贤之大若商贾与士之莫不见也，奚容自主其主，而不舍其所凭以凭之耶？”55p139这是强调圣贤之大，前提却是“商贾之大，士之大”在当时“莫不见之”，也就是众所周知、没有人不知道。而士则是商贾的利益代言人，就是商贾在政治上的代表。

政府的放纵以及商人资本家阶层强烈的欲望，使得明政府权力的天平向资产阶级倾斜。在明朝中后期，政府大部分权力控制在资产阶级利益代言人手中，这决非是夸张的说法。

明代的农业税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稍微增加，因为农业税是文官集团可以勉强接受的范畴；而如果皇帝要增加商业税就如同虎口拔牙，遭到强烈的反对甚至抵抗。（后面会说到在皇帝强制增加工商业税后发生了不少由政府官员煽动的反对增税的抵抗和暴乱行为。）

2.明代文人的政治思想

明代完整继承了汉文明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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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0 15:52:37 作者：嘉林出处：林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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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