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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科技革命，中国为什么没有赶上？

记载在整整三年里未下过一滴雨。”63

王家范说：“韩国学者朴根必、李镐澈在我国《古今农业》上发表了题为‘《丙子日记》（1636—1640）时代的气候与农业’的论文，指出‘17世纪的东亚通常被称为近代前夜的危机时代，即所谓的寒冷期(小冰河时期)’，这种灾害性的气象危机。”

“因有《丙子日记》的发现，在朝鲜境内已经得到确证。我国中央气象局科学研究院编著出版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以及相关论文集刊，也证实1470年至1644年为我国旱灾严重（且旱涝互生）的历史时段，其中全国性大范围有旱象的年份为18年。现在看来，由于气象史专家搜索的历史资料不全，实际情况远比他们已经调查的要严重得多。”

“河南商丘人郑廉在清初著有《豫变纪略》一书，因对农民战争期间河南省情熟悉，记载详尽，在明清易代诸书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他对河南全省灾害，作了详细的统计年表，阅后触目惊心，摘录于下：

崇祯3年旱。

4年旱。

5年大旱。

6年郑州大水，黄河冰坚如石。

7年夏旱蝗。

8年夏旱蝗，怀庆黄河冰。

9年夏旱蝗，秋开封商丘大水。

10年夏大蝗，闰四月山西大雪。

11年大旱蝗，赤地千里。

12年大旱蝗，沁水竭。

13年大旱蝗，上蔡地裂，洛阳地震，斗米千钱，人相食。

14年二月起大饥疫，夏大蝗，飞蝗食小麦如割。

15年怀庆地震，九月开封黄河决。”64

气温最为寒冷的时期肆虐了20余年。北方的酷寒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导致全国各地尤其是北方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粮食产量骤然下降，如此长时间和高密度的灾害对于一个人口庞大的帝国来说是致命的打击，极度削弱了明朝的国力。

万历、崇祯年间，旱灾也变得越来越频繁。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在山西爆发，明朝末年蔓延到了京畿地区，这直接导致了北京城被轻易攻占。

从上可知，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财政困难。明朝极低的税收和罕见的自然灾害，给明朝带来的是沉重的、甚至毁灭性打击的后果。

第四部分明朝的政治与文化

一、明代文化的高度发展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大批多才多艺的人物，乃是人类的骄傲。明朝时期，中国也出现了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文化景观。当时思想文化的精英们，不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抑或是在文学艺术的园地，都有着超越时代的卓越建树。李时珍，徐光启，吴有性，徐弘祖，宋应星，李贽，唐顺之，王阳明，黄宗羲，方以智，朱载堉，兰陵笑笑生，汤显祖，袁宏道，袁小修，冯梦龙，张贷，张溥、唐伯虎，石涛，八大山人，徐文长，李渔，傅山这一颗颗明星将中华文明点缀得格外绚丽夺目，那时中国也有自己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莎士比亚，塞万提斯。”65

明朝的中国，在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后再次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再次表现出对科学的空前兴趣。明代人思想开放，眼界远大，统治阶层对于传播引进外国先进思想技术最为热心，心态也最为良好，这和明代本身经济的高度发展，思想的高度活跃是分不开。

当时中国科学的发展，没有像西方有宗教的重重阻挠和各种思想障碍；而作为科学基础和潜在动力的哲学思想方面，明朝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无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都是如此。

二、个性张扬、人性独立，破除束缚、解放思想

个性的张扬、人性的独立、党争不断、讲学书院的林立、海上贸易空前的繁荣、市民和手工业阶层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中国文明正在经历一个化蛹为蝶的关键时期。

李申说“宋明理学，……从其创立开始，就伴随着对经典的批判和否定。欧阳修说《十翼》不是孔子作品，司马光反对《孟子》，王安石不喜欢《春秋》，朱熹说《周易》是卜筮之书，……他们敢于否定经典，别人也就敢于反对他们。正如自己不孝父母，也难让儿孙孝顺自己，所以朱熹之后出了王廷相、王阳明，王廷相、王阳明之后有何心隐、有李贽。李贽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他是宋明理学发展的必然产物。”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可以随意的解释经典，于是传统的经学衰落了。人们常常谈论传统科学在明代的衰落（与此相应的是新科学新思想在明代的兴起）。却很少有人注意传统经学在明代的衰落。所以在明代，社会上层是理学的自我革新新哲学观念的层出涌现，下面是流淌着一江活水，生长着几枝春芽。”6

王阳明心学的流行和演变带来的是人性的解放，精神的自由，出现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又一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去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66提出把自我作为衡量事物的准则，而不能依据任何外在的东西。

王阳明又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67

他又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王阳明又有诗句“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

明朝中晚期的士大夫就是在王阳明这种“丈夫落落掀天地”的精神指引下行事，如果天地可以掀翻，孔子朱子可以掀翻，区区一个皇帝当然就更不算什么了。

王阳明的思想传到以王艮为始的泰州学派，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思想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王艮是盐丁出身，后来靠贩盐有了钱，到孔庙一看，便口出狂言“夫子亦人，我亦人也”，言下之意，孔子能做之事，他应该也能做到。王阳明强调“心”，王艮则强调“身”，也就是“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

罗汝芳：“夫所谓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镇地焉，以立人极于宇宙之间。”这里的思想，和三百多年后鲁迅提出的“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非常相似。

王学左派发展到何心隐，又达到新的高度。他干脆否决了做官的必要性：“若在樊笼恋恋，纵得以展高才，不过一效忠立功耿介之官而已，于大道何补？直须出身以主大道，如孔孟复生于世，身虽不与朝政，自无有不正矣？”

何心隐先建立了聚和堂，根据左东岭的说法：“聚和堂是比颜钧的萃和会更加严密的组织，不仅设有专职人员率教，率养，辅教，辅养，还具有经济方面的设施，可以看作是泰州学派的思想的社会试验。”何心隐后因领导聚和堂抗交税赋，并集体“拒捕，杀伤吴善五等六条人命”而被捕判刑，但他又通过泰州学派另一成员程学颜的关系，被释放出来。之后，何心隐就浪迹江湖，到处讲学，还参与过倒内阁首辅的活动。

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冲击之下，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越是明代中晚期，士大夫的个性就表现的越是张扬，和皇帝的对抗越是激烈。

李贽说“虽大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汤显祖：“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68明末大思想家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69

冯梦龙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70和近代“五四”运动中《狂人日记》相似。

王廷相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人嘲笑成函关之鸡，“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

他又在《雅述》下篇中说：“儒者曰：天地间万形皆有敝，惟理独不朽，此殆类痴言也。理无形质，安得而朽？以其情实论之，楫让之后为放伐，放伐之后为篡夺，井田坏而阡陌成，封建罢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古者不能宜于今，理因时致宜，逝者皆刍狗矣，不亦朽敝乎哉？”

在节制人口问题上，冯梦龙说“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少，何以养之？”71宋应星说：“一人两子算盘推，积到千年百万胎，幼子无孙犹不瞑，争叫杀运不重来。”

在提倡妇女解放和恋爱自由上，谢肇制说：“‘父一而已，人尽夫也’，此语虽得罪于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来不可以移易者也。委禽从人，原无定主。不但夫择妇，妇也择夫也。谓之人尽夫，亦可也。”72

“即今国家律令……妇再适者，无禁焉。淫者，罪止于杖而已。岂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于士君子，而薄则于妇人女子也？”

明人李贽针对摧残女性的封建礼教，提出了某些妇女“才智过人识见绝甚”，“男子不如也”73的观点。

凌蒙初说：“却有一件，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人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74

在文学思想上，后来的周作人说：“假如从现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张里面，减去他受到的西洋的影响，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张了”。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晚明和五四时代的新文学运动，精神完全相同”。75

文字改革方面，方以智主张文字拼音化，他仿西文列汉字成字母，依照音韵变化列出《旋韵图》。他欣赏西方的拼音文字，希望中西方有朝一日能享同文之化。他设想进行文字改革必须先设立一个共同遵循的法则，进而“以近推远，以今推古”。方以智说：“数千载之下，亿万里之外，皆可以对翻，小则明文字之音义，一贯而知，大则知无声之原，以尽声音之变，和乐律，通鬼神，格鸟兽。”76这个主张比五四时期鲁迅等人的主张早了将近三百年。方以智，明末四公子亦即四大思想巨头之一，28岁时完成他的巨著《通雅》和《物理小识》，之后满清就入关。

文人倡导“经世致用”。这是中国宋代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提倡研究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等实际问题，要求经书研究与当时社会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并从中提出解决重大问题方案的治学方法。又称经世致用之学。其特点是以史为鉴，学术研究和现实结合，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从中发挥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并用于社会改革。

三、明代人对文明的认识和谦虚自信的态度

在物竞天择、人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观念上，王廷相说“天地之生物，势不得不然也，天何心哉？强食弱，大贼小，智残愚，物之势不得不然也，天又何心哉？”

“人物之生于造化。一而已矣。无大小，无灵蠢，无寿夭，各随气之所秉而为生，此天地之化所以为公也。……但人灵于物，其智力机巧足以尽万物而制之，或驱逐而远避，或拘系而役使，或戕杀而肉食，天之意岂如是哉？物势之自然耳。故强凌弱，众暴寡，智戕愚，通万物而皆然，虽天亦无如之何矣！”

王夫之说“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禽兽不能备其质，夷狄不能备其文……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者，亦直立之兽而已。”也就是说，中国这块地方，在轩辕以前，也就是夷狄，太昊以上，就是禽兽。在这里王夫之，已经提出了动物禽兽进化成人的概念。

明代的知识分子和官员普遍都有宏大的眼界，开阔的胸襟。从明代正德嘉靖年间任至兵部尚书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廷相说：天，一也；天下之国，何啻千百，天象之变，皆为中国之君谴告之，偏矣。以为千百国皆应之，而国君行政之善恶，又未必一日月而均齐也。”77

王廷相明确提出了“天下之国，何啻千百”，中国只不过是这千百个国家中的平等一个，认为如果天象之变都“为中国之君谴告之”，那就“偏矣”，也就是说那就是上天偏心，何以单独照顾中国呢？明末著名的反清志士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78这样的观念可以说明当时明朝的知识分子对天下的认识已经相当开阔，眼界已经相当的宏大。不再把目光仅仅局限在中国本土，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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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0 15:52:37 作者：嘉林出处：林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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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