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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在小靳庄的闹剧

　　３３年前，也就是１９７４年６月“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在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假借“评法批儒”之名，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党活动，种种丑行令人不齿。作为新华社派出的随行记者，事后曾经向社领导汇报过有关情况，也在一些朋友中“传播”过。近年来，有些当年曾耳闻过此事的人，建议我把当时的现场见闻写出来，让“文化大革命”历史中的小插曲有更多的人知道。但当时对江青的活动没有公开报道，“内参”报道也不可能真实记述其事。所以现在要真实地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也非易事。２００３年夏天，在新华社天津分社的帮助下，我去天津访问了有关人员，查看了一些资料，又到小靳庄访问了当年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等人，核实了有关史实，遂写下这篇追忆文字。

　　◇　“批林批孔”：大作反党反革命文章

　　１９７４年新年伊始，“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这场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早在１９７３年党的十大召开前后，毛泽东便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推崇法家联系起来。他说，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１９７４年１月，中共中央将供批判的小册子《林彪与孔孟之道》转发全党，一场“批林批孔”运动便在全国开展起来。

　　江青等人竭力利用这场运动大作反党反革命文章。１９７４年１月，江青赤膊上阵，在驻京部队和中央国家机关大会上动员“批林批孔”。她大放厥词，公然影射和攻击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点名攻击一批中央及军队领导干部，还说中央有“很大的儒”，叫嚣要批“现在的儒”。同时大反所谓“复辟回潮”，树立“反潮流”典型，煽动揪斗老干部，批判斗争教育界、文化界的一批人。在江青一伙的煽动下，一时间全国形势紧张起来。一些造反派又组织起联络站、上访团，拉山头、打派仗，有些人竟散布“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口号，煽动停工停产，致使全国各地大乱，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又遭到严重破坏。

　　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８年，全党全国人心思定。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我所在的新华社大多数人对江青的言行极为反感，对“批林批孔”采取消极应付甚至是抵制的态度。当时我在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做新闻采编工作，也很不理解这场“批林批孔”运动。对江青等人的言行非常厌恶。让我感到高兴的是，这时国内部农村组派我和另一位青年记者到昔阳、大寨“蹲点”，为期一年。春节过后，我们便钻进太行山里，“蹲”了半年时间，这年６月，我们来到太原新华社山西分社。分社的同志说，这样在一个地方死“蹲”下去，不如到各地走走看看。６月中旬我们去了晋东南地区，参观了李顺达领导的平顺县西沟大队等老先进典型。在平顺我们听说闻名全国的林县“红旗渠”引的就是平顺境内的漳河水。林县属河南省，但与平顺山水相连。我们便请示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要去林县看看“红旗渠”工程。农村组批准了我们的请求，并同意我们顺便从林县回京休整几天。我们两人从平顺翻过太行山来到河南林县，参观了“红旗渠”工程，于６月１９日乘车回北京。

　　６月２０日我们到北京后，上午到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办公室，与组里的同志们闲聊了一会，农村组组长谷峰急匆匆地走进办公室，通知我，快去社总编室报到，有重要采访任务。原来新华社刚刚接到中央办公厅紧急通知，要求新华社速派熟悉工业及农村的记者各两名，立即赶往天津。国内部决定，由国内部工业组派出两位大姐，而农村组就派了我与另一位青年同志。穆青在办公室里见了我们四人，他什么任务也没有说，只是让我们马上出发，后勤部门的车已经在楼下待命。上午１０时许，我们四人挤进一辆轿车赶赴天津。

　　我们不知道要到天津什么地方，司机也不熟悉天津市的道路，天津市有关人员与我们约定，一辆灰色的轿车在京津公路津郊某个桥头等待我们。天津市来迎接我们的一位干部说，你们的车跟在我们后面走，至于上哪儿，去干什么，他没有说，我们也不便问。后来我们来到天津南郊一处有着很大院落的招待所。这时已经是午后，他安排我们吃了饭，住下来，并嘱咐我们：就在房间休息等待，不要外出。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要我们来做什么？弄得如此神秘！一直等了整整一个下午，没有人理睬我们。晚饭后才见到新华社天津分社社长朱波匆匆赶来。他对我们说，江青几天前来到天津，主要是了解天津站工人“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还要去农村听农民“评法批儒”。她通过中央办公厅让新华社派四名记者来，要搞天津工人、农民的“批林批孔”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心里好不懊恼！在太行山里“蹲”得好好的，谁让你出来看什么“红旗渠”？看就看吧，谁让你又跑回北京来？这不是自己往漩涡里跳吗？

　　１９７４年６月江青在天津城乡的一系列活动和表演，是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严重的反党活动。

　　“批林批孔”运动开展起来之后，天津市委领导中的一些人紧紧跟上，特别下力气组织力量研究“儒法斗争史”，鼓吹工农兵要当“评法批儒的主力军”。他们指定南开大学举办“儒法斗争史”学习班，为工厂企业开办“儒法斗争史”讲座。在市委一些人的鼓动下，天津站组织工人参加，于当年５月编写出一部《儒法斗争简史讲稿》。江青于６月１６日得知这一情况，只隔了一天，即６月１８日，就带上迟群、于会泳等亲信，还有北大清华写作班子（“梁效”）等急匆匆来到天津，声称要听取天津站工人的宣讲。６月１９日晚，江青在天津发表了“六一九讲话”，大讲“儒法斗争史”。她不懂装懂，胡拉乱扯，说“两千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她把从秦汉时代到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统统歪曲为“儒法斗争史”，把党史上历次政治思想斗争全部归结为“儒法斗争”，把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诬为“儒家”。同时，江青宣布天津站是她的“点”，她要通过抓这个点，推动全国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前后十几天的时间里，江青批发有关“批林批孔”的材料４３件，总印数达７８万份。

　　在抓天津站这个“点”的同时，江青还要抓一个农村的“点”。天津市委便向她推荐了宝坻县的一个大队——林亭口公社小靳庄大队。这个大队原为天津市委一位副书记抓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先进典型。６月２２日，江青在小靳庄当场宣布：小靳庄是我的“点”！１９７４年６月到１９７６年８月，江青先后三次来到小靳庄，并派来她的联络员进驻，派迟群等亲信多次到小靳庄活动，大肆进行反党活动，散布大量反党谬论，流毒全国。

　　笔者只经历了江青第一次到小靳庄的情景。小靳庄大队当时只有１０１户，５８２人，地处宝坻县东部黄庄洼边缘，历史上是个多涝灾的穷地方。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王作山是个老实厚道的基层干部。几年来他带领全村社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年年冬天挖河泥垫耕地，口号是“河挖三尺，地高一寸”，不断提高了地力和抗涝水平，生产节节上升。全队以农业为主，除粮食作物外，还种植大蒜等经济作物，有数口鱼塘养鱼，集体经济和社员生活水平在当地属中等偏上水平。另外小靳庄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群众文化活动活跃。由于这里地处大洼边缘，土地少又易涝，所以历史上村民外出讨生活的人不少，“上京下卫”跑码头，在京津唐等大中城市里，从事理发、浴室服务等服务业的人不少。所以，不少人都见过“世面”，不像有的地方的农民见了生人不敢说话。小靳庄的男女老少大多敢说敢做，尤其是热心文化活动。不少人能说会唱，会编顺口溜，敢于当众登台朗诵、演唱。村里有个评剧班子，能演整出的大戏，参加过天津市和宝坻县的会演，还得过奖。多年来一直是全县的文化活动先进典型。

　　◇　“评法批儒”：篡党夺权野心毕露

　　我们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的两人于１９７４年６月２１日中午赶到小靳庄。当时正是麦收时节。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已经被召到天津，“领受”接待任务。大队长等在市、县委派来的干部的帮助下，找来几个能说会道的社员，抄书抄报凑稿子，准备“评法批儒”汇报会。一般社员忙着打扫卫生，修补道路，紧张地做着各项准备工作。村民朴实善良，只知道江青是毛泽东主席的夫人，以对毛主席的一腔真情来准备迎接她的到来。我们走进村来就能感受到一片紧张和兴奋的气氛。

　　江青于６月２１日下午从天津出发，带领一大帮随从人员，乘火车到达宝坻，当天就吃住在专车上。傍晚时分，江青要下车去“看看宝坻县城居民”，以展示她的“亲民”形象。她走进城边一处干部家属宿舍院，进了一位干部家属的门。女主人热情欢迎她，她也极力表示着“亲热”，拉着她的手说：“我要好好看看你的家，聊聊家常。”但刚坐下来，就有人悄悄地告诉她，这家女主人可能患过肝炎。江青立时变了脸，站起身来快步逃了出去，连句告别的话都没有说。送客的主人在后边小跑着都赶不上她。江青逃也似的回到火车后，再没下火车。

　　６月２２日上午，江青从专列上下来，换乘汽车前往小靳庄。从县城到小靳庄５０里路，其中进小靳庄的几里河堤路为泥土路，夜间一场小雨把河堤路浇成一片泥泞。一大早市里调来几辆大型推土机，为江青开道，硬是把泥泞路面上的一层稀泥全部铲掉，再铺上一层干土，又压了一遍。江青的车队这样才勉强开进小靳庄。

　　江青进村后就宣布要召开社员会，听农民“评法批儒”。会场就设在村头的小学校里。学校恰好放了收麦忙假，大队腾出所有教室和整个院落。主会场设在一个最大的教室里，江青及主要随行人员占去了一大半座位。村里除了几名主要干部外，只有几位社员代表参加，天津和宝坻县来的许多干部只能在院子里旁听。

　　我被安排进了教室，自始自终参加了这次社员“评法批儒汇报会”，亲见亲闻了江青等人的丑恶表演。

　　上午１０时许，小靳庄社员“评法批儒汇报会”开始，名义上是天津市委主持，小靳庄农民唱主角，其实成了江青个人为所欲为的表演舞台。首先，小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报告了大队基本情况，没说几句就被江青打断。她说今天是来听农民“评法批儒”的，其他的少说。可社员们的“评法批儒”发言，没有一个不被她中途打断，没有一个能按照自己准备的内容说完。

　　女社员周福兰发言，批判儒家提倡男尊女卑。可是还没容她说上几句，江青就打断她的话，借题发挥起来：“男尊女卑处处存在，我们中央就不合理……他们都是大男子主义，到了掌握政权，都出来了，一把抓。”她叫嚣：“这回要改变。”“女的要超过男的”。显然，她说的“这回”，指的是正在筹备的四届全国人大关于国务院领导的人事安排，其篡党夺权的野心毕露无遗。

　　接着，江青攻击的矛头就更直接了，她问周福兰叫什么名字？周福兰告诉了她，江青喊道：“是周公的周，还是周礼的周？”周福兰莫名其妙，说：“就是那个周呗。”江青大声喊道：“我要造你的反！”周福兰吓得一哆嗦。江青接着喊道：“我不是造你的反，是造你名字的反。你的名字太封建了。”她要周福兰“马上改掉这个封建的名字”，说，“你就改成周抵周吧！”随后又改口说：“就叫周克周吧，用咱们这个‘周’，克他那个‘周’。”

　　江青的这些话使人很容易想到她要“克”的是那个“周”。之后，每个社员发言，江青都先给他们改名字。女社员于瑞芳刚报上姓名，江青就说，什么“瑞芳”，去掉那个“瑞”，就叫于芳。女社员王淑贤一说出自己的名字，江青就嚷：“又淑又贤，不行！淑贤两字去掉，就叫王先！”男青年王孝歧是个高中生，事先认真准备了个发言稿，可是刚开始念稿子，江青就忍不住了，喊道：什么孝歧，孝谁？孝什么？典型的封建意识！这个名字不行！以后你叫王灭孔！”还有一位中年妇女叫李淑凤，江青把手一挥：“净是什么龙啊风啊，改！就叫李树风！树立新风！”江青不仅给男女社员改名字，就连天津市委书记解学恭也被她改了名字。她说那个“恭”是温良恭俭让的“恭”，是封建主义的，儒家的思想，要改成“工人阶级的‘工’！学工，向工人阶级学习嘛！”

　　江青除了随意改社员的名字之外，还有更让人大跌眼镜的丑行上演。女社员于瑞芳汇报之后，要唱一段京剧样板戏，她要唱的是《红灯记》中铁梅的一个唱段。刚开口就被江青叫停，她大声喊道：“你们知道吗？所有样板戏统统是我搞的！”转脸又喊随行的一位闻名全国的演李玉和的京剧男演员，“你来和她一起唱”！说着递给他一杯水，那位演员接过来昂首挺胸一饮而尽，丢下杯子，高喊一声：“谢谢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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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0 15:14:55 作者：陈大斌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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