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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北大文革

窗户，让她们两人又跳舞又演戏。有我作观众，他们的表演可起劲了。这两个人在我的号里住了几天就走了，可能都回了本单位，也可能因为我们在一起太闹，就给分开了。于是我又是一个人单独关押，更觉得苦闷孤单寂寞难忍了。我盼着能同别人关在一起，不管是什么人。

　　我的筒子是东西向，我的牢房在中间朝南一边，每日放茅时，我常见到西头北向的一间里总是有两个中年女士一起出出进进。这两个人当时可能都不到４０岁，人长得很漂亮、文静、秀气，动作像仙女一般。我羡慕她们日夜相伴，相形之下，我孤苦一人，太可怜了。

　　过了几天，我的牢门“砰”的一声被打开了。看守把那两个中年女犯推进了我的号子里，又是什么话也不说就把门关上了。我惊喜地迎接这两位仙女，庆幸自己有伴了，从此结束了８个多月的单身牢房生活。看守仍然警告我们，是不能相互交谈的，特别是不能相互透露案情。但是实际上，既然关在一间牢房里，吃饭拉屎撒尿都一起，又同睡在一张床上，也就无话不说了，谁还顾得上什么监规！

　　搬进我号子里的这两个人就是李晋？和涂蓓蕾。她们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特别是李晋？。涂蓓蕾是内蒙文工团的编剧，她的女儿小蕾认识北航的韩爱晶。他们一家三人从内蒙因上访来北京，她被关进来了。李晋？是广播事业局的临时工，为争取转正参加了临时工们的上访活动。开始时，临时工们的要求曾得到了江青的同情和支持，李晋？等一批人因为给中央文革写信，信中写了“我们工作是临时的，跟毛主席干革命是永久的”这句话，而得到江青的表扬，于是被广播局的临时工们拥戴为李大姐。后来要求转正的临时工们闹大了，中央文革就把他们当作反革命逆流打，李晋？就被送进了功德林监狱。李晋？是山东烟台人，１９４６年来北京上大学，在北师大英语系二年级时因病休学。１９４９年她嫁给了广播学院的一位姓李的年纪比她大十几岁的老干部，随后就被安排在广播学院图书馆工作。１９６１年上级号召精减机构，老李为了让她安心当家庭主妇就替她报名，叫她辞了职，使她后来只能当广播局的合同工。她的工作是在广播局处理听众来信，所以了解社会上很多实际问题。涂蓓蕾在内蒙文工团编过戏，也很活跃。

　　我们三人在一起，不仅谈案情，什么都谈，还一起研究对付看守的办法，给看守起外号，什么“酸黄瓜”、“烂茄子”等等。看守们干生气，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总之，由于几个人在一起能相互交流思想感情，监牢里的日子好过多了。

　　大约１９６７年１０月间，涂蓓蕾走了，我的号里又来了一个叫杨燕的人。杨燕五十岁左右，广东人，也是广播局的干部。她是因为英文打字时出现串行错误，被以反对林副主席的罪名关进来的。杨燕出身不好，过去又给两个美国人做过家庭教师，所以还被怀疑里通外国，案子迟迟不能了结。她是老病号，每日都吃药，但从不叫苦。李晋u和杨燕对我帮助很大。他们比我年纪大，社会经验多，我很愿听他们说话，处处尊重她们，我们三人处的很好。杨燕经常对我说：“人要能适应环境，有条件要讲究，没有条件就将就。”我在号子里有时不遵守监规，大声唱歌或白天躺在床上，还常同看守们吵架。李晋u就开导我说：“不要跟他们吵了，他们的工作就是骂人的，不骂人他们干什么？”听了她的这些话以后，我再也不跟看守们顶撞了。她们把我当作朋友，愿意把他们的处世哲学和生活经验告诉我。饥饿时杨燕给我们讲各种菜谱，什么“奶油菜花”、“海参玉兰片”等，很有意思。李晋u还常给我讲些圣经故事和修身常识，什么“善用威者不轻怒”、“打了左脸给右脸”等等。没多久我们成了好朋友。几个月后杨燕放走了，我和李晋继续在一起关了一年多，后来我们出狱后还经常相约聚会，情同姐妹。

　　１９６８年我在功德林还见到几个因“５．１６”集团案被关的女大学生。她们关在我对面的号子里。那号子里没有床铺，只有放在地上的几块床板。放风时，我看见女孩们的脸被冻破了，两腮上鼓起一朵一朵的冻疮，真可怜。不过，没几天她们就被放走了。

　　１９６８年夏天，我在功德林已是第二年了，我的案子可能也拖到了头，就要了结了。一连十几天我被提审，主要是核对我的那批日记。审讯员叫我读原件——那些从我家里抄走的日记本。他们手上拿着打印件。我的字很难认，他们一面核对一面训斥：“瞧你们姐弟俩这笔破字”。读着那些几年前写下的日记，我激动得止不住眼泪，感叹自己今生再也写不出那种纯真而深刻的话语了。那是从心中流出来的鲜血啊！

　　深秋，我的案子终于要结了。打印好的几十页日记摘抄件，最后让我看了一遍，可能那就是当初给我定罪的原始材料了。我期盼尽快判决，即使给我判刑也不在乎，听说判了刑就可以不关在牢房里，刑期满后就可以自由了。

　　１１月的一天，我被提出来理发整容，主要是把很长的头发剪短。然后就被带到大门口正中间一块毛主席语录牌前。那上面写着“最高指示”四个大字。我按着公安人员的指令高声朗读那最高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解决。”当天，我就被送进了北京市公安局办的“监狱学习班”，成了这个学习班的第二期学员。办学习班的目的是想通过说服、教育和感化让这帮人认罪服罪，以便了结这批棘手的无头案，也算是给政府一个台阶，总不能让政府承认抓错了人嘛！

　　跟我同乘一辆大卡车从功德林去北苑的大概有十几个人，都是青年学生。和进监狱不同，进学习班显得很轻松，虽然大家的脸色都很难看。送我们的汽车由德胜门往北开，过了立水桥向右转，不远就是少管所。大卡车进了少管所的大院，很快就到了学习班的小院。小院门口已集合着不少人。他们敲锣打鼓欢迎新伙伴。那是先于我们到达的人，也可能是从别的监狱来的，脸色比功德林的人还难看。记得有一个小男孩，大概只有十五六岁，是中学生，黄瘦苍白的脸上挂满笑容，用力打鼓，很活跃。后来得知，他是从海淀监狱去的。那种区级监狱，几十个人挤一间牢房，连翻身都很困难。小青年在那种地方关了几个月之后能转到这学习班来，当然是喜出望外了。

　　监狱学习班跟监狱的区别，最主要的是不再锁门。我们这一期（第二期），全班共有６个小组，每组约１０人，我被编在第二组，指定为组长。学习班集中在一个不大的院子里。这小院子有一排北房，每组占一大间，既是男生宿舍，也是全组学习吃饭开展活动的地方。女生们在组里活动，宿舍在后面另一个院子里。那院子里有黑帮子弟队的女生，还有小偷流氓队的女孩子们。

　　我们第二组有北航的白晓红，北大的何维凌、胡定国，还有石油学院和北医的，都是２０多岁的青年学生。年龄大的除我以外，还有一个农科院的干部叫马树林。他是因谭震林问题被关进来的。学习班由公安局派驻的军代表负责管理。学习班上伙食有明显改善，一日三餐，有菜有饭，主食有花样，不再是每天两顿菜汤四个窝头。在这里，可以看书报，还可以做体操唱歌。各小组吃饭前要向毛主席敬祝，叫“早请示”。

　　学习班的任务是教育这批人认罪服罪。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白晓红因反对林彪的顶峰论被北航韩爱晶一伙人送进监狱，已关押两年多了，他就是不认罪。后来周恩来总理批准释放他，他还是不认罪，在半步桥监狱唱“带镣长街行”囚歌，闹绝食抗议，被铐后一个月，也不认罪。白晓红自认为坚信马列主义，又是老红军后代，自称曾是延安保育院的模范儿童，是响当当的革命派。专政的强硬办法无法让这种人认罪，不认罪就不能放人，只好让他进学习班采取软化办法。这期学习班还有一个死硬人物，就是北外的王容芬。文革初期王的家被抄，她书写了告全世界人民书反对文化大革命。她要把自己的声明送到苏联大使馆并在使馆门前喝了敌敌畏自杀，被捕送医院抢救后送进了功德林。王从不认罪，在学习班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得到一些小青年的共鸣，后来被判死刑。“四人帮”垮台后王容芬被释放，由费孝通先生推荐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从事研究工作，后来成了研究韦伯思想的专家，１９８９年６月去德国定居了。

　　在学习班，我认罪也不好，主要是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下了什么罪，而且认为，写日记属于自己的事，怎么能根据一个人的日记定罪！但是，此时此刻，想到自己被关押两年多，总得承认自己有罪，否则如何结案？出于这种动机，我煞费苦心地给自己找罪名，最后我认的罪是：一、“说了不尊敬江青康生同志的话”；二、“对弟弟杨炳章管教不力”。学习班的军代表没有对我的问题再追究。我的认罪检查就这样通过了。最后，这两条罪状工整的抄写在学习班的“认罪书”上。１９６９年１月３１日，第二期监狱学习班结业，我就稀里糊涂地被“教育释放”了。

　　监狱学习班结业典礼那天，各单位和青年学生的家长，都到北苑少管所领人回家。来领我的是赵履宽和北大经济系工宣队的一位工人师傅。

　　在回校的车上，我问赵履宽：“怎么说你是特务？”（在学习班上军代表曾让我写过一份关于赵是否特嫌的材料）赵履宽反问我：“我怎么会是特务？江青、康生说你是特务！”这时我才知道我被抓走后，聂串通江青、康生几次在北大和北京市群众大会上点名说杨勋、杨炳章是特务，以此阻挠放我回校。听到这特务的罪名，我忍不住冷笑起来。我平时爱胡思乱想，而且一向说话随便，在那年代这种人是很容易当右派的，但特务可是有确定内容的，不像右派那样具有弹性。我和杨炳章出身历史极其简单，是烈士遗孤，除了有一个不识字的老母亲外，没有任何社会关系，怎么会成了特务？但是后来得知，在堂堂最高学府的高智者中，有人竟然紧跟权势，在我被点名特务后，当众揭发说在杨勋家看到了电台和发报机，真是叫人哭笑不得！

　　接我的车子开到中关村时，赵履宽下车回人大。我被接到北大３７楼经济系学生宿舍楼上。当时全系的教师也都集中住在这楼里。被集中的教师们每天早上要集合跑步，听说陈岱孙先生因为腿脚不灵还摔倒过。

　　那天是礼拜六，在３７楼报到后，已是中午。宣传队的工人师傅对我说：“你可以回家了，你家现在住在西南校门外——海淀军机处１０号。”

　　我出了３７楼的东门，却不知怎样往海淀方向走回家。这主要是因为我已不习惯一个人走路了，总觉得应当有人押送才是。我晃晃忽忽地往西走去，很快就出了西南小门。过了马路，正上台阶时，迎面走过来一个上年纪的人。我忙问：“同志，请问军机处１０号在那里？”那人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向左一转头指着那破旧的铁门说：“哎！这不就是嘛”！我一抬头，正看见那砖墙上嵌着一块长方形的蓝牌牌——“军机处１０号”。我向前走了一步往右看，被那小破门给怔住了。我不敢相信，这就是我的家，我的孩子们就住在这里头！我轻轻推开门进了小院子，那院子实在太小、太破旧了，没走几步就到了一间屋子的门口。我正要问我家的屋子，那小屋却把我挡住了。我伸头向小屋里一看，坐在床边抽烟的正是赵的大姐姐——孩子们的大姑妈。那屋子很小，好像就只能放下一张大床。姑妈可能已经知道那天我要回家，她一见我就认出来了。她惊奇地上下打量我，神情悲喜交加。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床上躺着睡觉的那个孩子身上。他叫杨小冬。大姑妈拍着孩子：“冬冬，快醒，你妈回来了。”小冬猛地爬起来，一个四岁的男孩，脸又红又胖，怯生生地站在我面前。他不喊我妈，可能是因为大人曾告诉过他“妈妈死了”，他才有那种呆怯怯的表情：“既然死了，怎么又回来了？”我抱起小冬，亲着他的小脸，摸着他的小手，孩子安静地依在我的怀里，不哭不笑也不叫妈。我没有哭，自嘲地微笑着，那时的心绪可能就像１９４２年我父亲在央子见我和姥姥母亲时一样。我为革命受苦难，现在终于光荣地回来了。小蔚这年１４岁，一张清秀的脸，大眼睛，高鼻梁，是个漂亮可爱的小伙子了。他脚上穿着带扣的布鞋，上身穿着破旧的蓝色对襟中式布衣，这是我套棉妖穿过的旧衣服。那时每人每年１７尺布票，姑妈把布票集中用来给赵做了一套制服，孩子们尽量穿破旧衣服。小蔚进门来不一会儿就约我
去海淀街老虎洞胡同里的旧货摊上买什么便宜东西，说那里有一条好看的毛围巾，再不去就没有了。我见他那打扮那神情，难过极了，忙上前挡住他，不准他再出去买破烂。

　　大姑妈告诉我：我们家被聂从佟府甲八号赶到这里以后，家里什么都没有了，我的工资也停了，生活费全靠姑爷姑妈接济，所以家里的用品全是大姑妈带小蔚去破烂市场上买回来的。小孩子不上学了，除了看大字报，没有别的活动，只好常去逛破烂商店。

　　大姑妈和小冬住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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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0 15:11:02 作者：杨勋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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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杂谈] ·我经历的北大文革

2008-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