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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北大文革

回北大。沿路我看见校园里贴着“打倒孔杨”等大标语。押送的人先把我带到四院经济系阅览室。在那里由两名女生临时看守，等待批斗。我见其中一名女生是我教过的。我知道她是个很单纯的三年级学生，见她那副可怜的样子，就利用这机会对她说：“你们不要追随聂元梓，聂元梓是文化大革命的大扒手，不会有好下场的。”她们怎能听得进这种劝告，大声训斥说：“你现在还敢胡说八道攻击左派，你敢把这些话写下来吗？”我说：“当然敢写。”我叫她们拿来纸和笔，我口说叫他们记录：“聂元梓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大扒手，绝不会有好下场”，然后由我签字。他们如获至宝，把那张纸飞快地送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当我被押送去大饭厅批斗会场时，哲学楼前已经把杨勋的上述最新的反动言论贴在墙上了，多么神速的效率啊！

　　那次批斗大会极其隆重，在大饭厅东墙右上方的显著地位，赫然张贴着“北京大学革委会斗争反革命分子杨勋的通告”。全校园的高音喇叭播放着杨勋的罪行材料。我看不清那通告是什么内容，只看那大标题那声势就知道它的分量了。大饭厅会场上的口号声震天响：“砸烂反革命分子杨勋的狗头”、“杨勋不投降就叫她灭亡！”等。我像赴刑场一样被押上了大饭厅主席台。发言者和主持批斗者满满地坐在台上，左边十几个陪斗的教师和学生站在最前面，排成一行。我的位置在台前右角。在斗争对象和每个陪斗者的身后都站着两名身强力壮的大学生，他们的任务是用力按住被斗者的头，叫他们老实低头弯腰。为了保持这姿势，他们有时还得将被斗者的手臂反拧在背后，这就是那时流行的“喷气式飞机”。这种姿势不仅是对被批斗人的残酷体罚，执行的人也很费力气，假如被斗者不老实，用力挣扎反抗，那用刑的人更是劳苦。因此，他们不得不每隔几分钟就换另一组人，可能有几组人已事先排好顺序，轮流执行这苦差事。在经济系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一名军队干部子弟游晓光。此人出身好，个子高，力气大，学习不行，打砸抢抓抄却很勇敢，２．１５这一天，他是大显身手了。

　　批斗会开始后，大饭厅内外挤满了人，有各系整队入场的，也有站在四周围观的，气氛严肃而紧张。我站在台上，心中坦然冷静，一点惧怕都没有，完全不像第一次批斗会那样气愤和暴躁。此刻，我脑子里闪现着一幅幅革命英雄慷慨就义的画面，以临危不惧的目光冷冷地环视着会场上拥挤不堪的人群。真是把这批斗会场当成刑场了。我知道，关心我的人（不管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当时肯定都在场，只要他们听不到揭发出杨勋的新罪行或他们从未听说过的丑闻坏事，他们的态度他们的情感就很难改变。我在群众中的形象一向是透明的，因此非常自信。我明白，我必须在危难时刻挺住，决不让支持者们失望。

　　这次批斗会主犯只有我一个人，陪斗者一个个被拉上台，竟多达１１人。陪斗者有李志远、郭朝田等。有的学生是从外地专程抓回来参加这次陪斗的。他们整齐地在主席台上横排着，连同每人身后的两名看押者，整个台子上摆得满满的，好不威风！批斗会的主要内容是由事先指定的发言人按照预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揭发批判杨勋的反革命罪行。这些发言人几乎全是经济系的师生，我仔细倾听着每一个人的发言，但无一例外全是一派胡言乱语和超级废话。当经济系教师傅骊元列举了杨勋大量反革命罪行最后以结论性的口气大声说：“杨勋妄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时，我实在忍无可忍，鼓足全身力气，挣开了红卫兵的按压，冲到傅先生面前大声向他喊到：“妄想复辟资本主义的就是你！”他被这突如其来的揭露愣住了。为此，我自然要挨一顿红卫兵的拳打脚踢，然后更有力地把我按在地上。在那寒冷的冬季，一场批斗后，满身大汗淋漓，衣衫湿透，很可能不像人样了。

　　这次批判会进行了一整天，直到下午很晚时才结束。这一整天我没有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但是一点饥饿的感觉也没有，情绪依然高昂，像是打了一场胜仗一样。批斗会结束后，我被公安人员和全副武装的两卡车红卫兵护送着浩浩荡荡地出了南校门，返回半步桥。进了监狱的筒子，有气无力地走进了我的牢房，一头倒在床板上动弹不得，起不来了。可能是太累了，很快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才醒过来，也不知是否吃过晚饭，只记得自那以后我的左手臂就抬不起来了，整整疼了一个多月。这手臂一直到３０多年后的今天还经常疼痛。

　　那次批斗会后，聂在北大的形势更坏了。虽然在聂的高压下两派暂时统一了，形式上联合了，校文革的权力暂时巩固了。他们将那次批斗会的材料整理印发，学着毛泽东批胡风的格式，把杨勋的罪行也编成三批材料，北京大学校刊整版印出２０万份，还出了大字报专辑在全国散发。但是在北大这种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毕竟不能指望依靠高压强制手段长期维持统治。人心是不可无视的，反聂的力量很快又集结起来，而且由于聂的野心伸展到了北京市，很快就同谢富治发生了冲突。随之，校外的反对派同校内的反对派也相互联合起来，聂元梓们的日子并未因对内高压而安稳。聂王们对杨勋的批斗引起学校系广大群众的同情和不满。经济系师生徐雅民、陈为民、郭朝田等人不顾聂的高压，亲自出面去北京公安局交涉要求释放杨勋，聂王害怕杨勋翻案，坚决抵制北京市公安局放人。经济系围绕杨勋问题辩论不止，成了聂王的一大心病，既放不了也打不死，终于成了经济系两派没完没了长期争斗的难题。

　　两派大联合后，北京市革委会成立的条件成熟了，聂想要当北京市革委会的头头，但她最后还是斗不过谢富治，只好接受谢当主任、自已当副主任的安排。权力斗争在新条件下继续进行着，而且步步升级，聂成了北京市这场斗争的焦点人物。在这种形势下，最痛苦不堪的是那些被锁在死牢里的人，公安局的两派人也因为忙于夺权几个月不过问被关押者的案情，铁牢房里的人只能在苦难中忍耐等待。这种等待最难熬，因为是遥遥无期的关押啊！

　　四月初，监狱开始放人了。大学生中最早放走的是清华大学的李明清。李就被关在我楼上。我们曾用手绢从窗户上吊窝头给他吃。女牢房的人为李明清第一个放走而高兴，纷纷向他祝贺。谁也没有想到，他回学校后竟被红卫兵打伤扔在操场上活活冻死。李明清是大走资派李井泉的儿子，打伤后无人过问，在操场上一夜无人敢抢救，只能活活冻死。由于聂与谢富治冲突，而北京公安局是归谢富治管辖的，所以大概从３月底４月初，我在监狱的处境开始有所改善。我很少被提审，但这时预审员主动对我说：“你快回学校了。”那时，大家放风时传说，等北京革委会成立后就大批放人。四月二十日，北京市革委会成立了。几天后的一个深夜，“联动”的几十名学生全被放走了。听说，放他们的那天夜里，江青还专门接见了他们。接见时，这些红卫兵小将竟当着江青的面高唱毛主席纪念杨开慧烈士的那首诗词：“我失骄阳君失柳……”江青无可奈何，极为尴尬。

　　继释放“联动”之后，每日都有人放走，我却没有任何被释放的动静。牢房里没有书，没有笔和纸，有时也看不到报纸，单身一人，无人交谈，我实在闷极了，开始羡慕经常被提审的人，甚至羡慕被判刑的人。为了解闷，我开始用牙膏皮当铅笔，胡写乱编了几首诗歌并谱曲自己哼唱：“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北风呼呼吹，牢门紧紧锁。我有什么罪，为何受折磨？”我还写了一份２万多字的“家”史草稿。这些都在后来看守查房时被抄走了。

　　四月底的一天下午，看守把我叫到大厅里，审讯员从桌上递给我一张相片，那是我的两个儿子——小蔚和小冬，一个十三岁，一个三岁！我激动地望着他们那孤苦无望的表情和呆木的样子，眼里顿时流出泪水。在那一刻，心肠变得异样的柔软：我再也不想当英雄了，只想当一个普通的母亲。从那以后，每当在牢房里苦闷之极，就看儿子的相片，盼望有朝一日牢门打开，能跟他们重逢，再也不要跟他们分离。那种母子情在当时几乎成了我惟一的精神力量。

　　五月，天气热起来了。牢房的人也越来越少了。随着天气转暖，我的感伤情绪也越加上升，监牢的日子变得每一分每一秒都难熬。最后，整个女牢房里就剩我一个人了。每天上午看守带我一个人放风。他们让我在院子里活动，不再看管，也不再严格限制放风的时间。在极端苦闷的日子里，为了消磨时间，我还用捡来的玻璃片将筷子削成梭子，想试织网。后来实在无聊之极，就给看守们起外号，故意引逗他们叫骂，以此取乐。反正他们也不敢打我，体罚我。相比之下，那些出身不好或有各种问题的人则老实多了，他们不敢捣乱，只能在狱中苦熬。

　　转眼间，夏去秋来，放风时阵阵秋风吹动着我正在脱落的头发。院子里大片的黄花都蔫了，我的衣裳也显得特别的单薄，于是心里一阵阵地更感到凄凉，冷极了。这时全女牢房里只有我一个人了。筒子里死一样的寂静，除了放风放茅开饭时开门，几乎一点声响都没有了。那种气氛真是太可怕、太难受了。那种难忍的滋味可能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才能想象，那是任何笔墨任何语言都难以表述的。

　　正当我被难以忍受的孤独折磨得奄奄一息时，一天夜里，牢房的门突然打开了。审讯员让我收拾东西，说要立即转移。我心中充满恐惧，不知这深更半夜到底要转向何处，深怕有什么不测之灾降到头上。女牢房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因此，我不敢再相信自己的判断，我对自己的信心动摇了。我提着自己的小包，紧跟公安人员爬上了停在监狱大门外的大卡车，坐在车上的还有几个男学生。大卡车从宣武区陶然亭附近往北京的东北方向开，最后到了另一所监狱——北京第二监狱。后来知道那就是有名的功德林。由于半步桥监狱关的人已廖廖无几，只好把它关闭，剩下的几个人就转到第二监狱。其实，在半步桥就听学生们说过北京有多处监狱。他们还给这些监狱编了打油诗，什么“半步桥，半步桥——前后就差半步”，“功德林，功德林，功德无林”等等。据说，北京有名的监狱还有草岚子胡同、秦城等。那时草岚子专关刑事犯，秦城监狱则专门关押重要政治犯。听说秦城的伙食比我们好，经常吃小米粥，有的犯人还可以喝牛奶。胡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就关在秦城。

　　功德林与半步桥建筑风格很不一样，各号筒像长廊一般，弯弯曲曲的连结着。监狱整个面积很大，房子也比较新，最重要的，这是一座真正的监狱，被关押者中有很重的犯人。白天从窗户缝里可以看见提审的犯人们来回都有持枪的警察押送，有的还带着手铐脚镣，走起路来哗喇作响，好象电影里见到的一样。这里的气氛很明显地令人感到阴森恐怖，虽是初秋，外面不冷，但牢房里却很凉了，一股阴气。

　　“二监”的犯人很杂，什么人都有。我对面关着一名中年妇女，据说是一位老帅家的厨师，关押她是为了让她揭发老帅的问题。她在厕所里悄悄对我说：“我只知道给他们做饭吃，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在“二监”，开始几天，我仍然是一个人单独关押。由于长期关押，我的脸和全身都变得非常消瘦。头发掉了很多，又不准用金属卡子扎头发，样子想必很难看，甚至有些吓人了。

　　一天晚上，我的门突然被打开了，一个年轻的女犯人像一阵风一样扑倒在我牢房的地上，并尖叫了一声。我从床上赶快起身，给她倒了一碗水。她喝了水，很快就清醒过来了。她对我说：“刚才进门时见你披头散发、骨瘦如柴呆呆的坐在床铺上，吓了一跳，真以为是活见鬼了，就吓倒在地上了。”后来我才明白，其实，她扑倒在地并不完全是被我吓的。她是因身体太虚弱，严重贫血，因头晕而昏倒的。后来她告诉我，她是战友文工团的话剧演员，也是因单位两派斗争被送进监狱的。当时她已怀孕８个月，她的身子一天天重起来，又没有东西吃，饥饿难忍，有时实在是饿极了，她都想去吃肥皂。后来看守们每日给她加一碗米粥吃，才有些改善。她在公安医院生下孩子后丈夫把孩子带回家去，她仍然被关在监狱里。她的脸色苍白，脸上有些雀斑，可能也有三十多岁了。她主演过一出话剧中的主角——张少纯的妈。

　　第二天，我们的号子里又来了一个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员，她跳过“红色娘子军”中的四小童，是因为她妈妈反对刘庆棠在“娘子军”中扮演主角洪常青而被关的。她妈在中央乐团弹钢琴，认为刘庆棠是跳秧歌出身，不能当芭蕾舞主角，由此得罪了江青一伙。她们反对刘庆棠主演洪常青，说刘是靠吹捧江青才当上了主角的。

　　有了三个人，我们号子里顿时活跃起来。按照监规，同号的人不可以交谈各人的情况，特别是不能互通案情，但是我们却什么都互通了。按监规，不准说笑、唱歌，而我们三人不仅唱歌，而且我还站在铁门中央用后背堵上铁门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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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0 15:11:02 作者：杨勋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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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杂谈] ·我经历的北大文革

2008-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