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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北大文革

呢？我不相信北大聂无梓一伙人敢抓我。赵履宽对我说：“他们昨天已经把杨炳章抓走了，现在正等着你呐！”他不由分说地把我拉出家门。我很勉强地跟在他后面，直接去了人民大学红三楼他的那间向阳的教师宿舍。

　　在红三楼，我一头睡下，醒不过来了，直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被北大学生们带走。到人大来抓我的是王茂湘、聂元梓他们支持的红旗兵团一帮人，由经济系五年级学生支书宋文带队。

　　经济系五年级是１９６６年应届毕业生，面临毕业分配，因此观点保守，十分听话，事事紧跟领导。七八月间，两派斗争中他们走的很远，早就在等待时机整人了。１９６６年年底开始的反击“１２月黑风”给他们提供了天赐良机，于是迅速行动起来，大打出手。在经济系，聂王一伙的首要目标就是杨勋。他们扬言，不除掉杨勋永无宁日。但是除掉杨勋必须有过硬的罪名，而杨勋一条像样的辫子都没有，这使他们无从下手。正在这时，杨炳章给他们提供了机会。

　　据说，１２月２０日晚在大饭厅批斗中文系学生“虎山行”战斗队反对中央文革的“罪行”。大会即将结束时，收到了一张要为“虎山行”辩护的纸条。主持者打开一看，原来是杨勋弟弟杨炳章传上来的。于是群起而攻，当即把杨炳章当作反对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当晚关在学生宿舍，第二天又扭送到了北京第一监狱。抓到杨炳章后，他们立即到十九楼杨炳章的住处抄家搜查，抄出了一个笔记本，上面胡乱写着一篇“红旗十五期社论摘评”的文字。于是，他们认定杨炳章反中央文革罪证确凿是反革命分子无疑了。这样，杨勋的包庇反革命罪也就板上钉钉了。于是，聂王宋一伙无所顾忌地利用反击“１２月黑风”乱抓人的机会连夜来抓杨勋，气焰极为嚣张。

　　深夜，宋文一伙人气势汹汹地叫开了人大红一楼我们的宿舍门，不等我穿好衣服就命令我下楼上他们停在楼下的小汽车，并宣布：“你被捕了。”我问他们有何凭据，他们不理我，把我推上车。我看清了他们的绑架行为，就不再问什么，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汽车径直往城里方向开去，车上的几个人谁也不说话，一路鸦雀无声，好像双方都明白，早晚会有这么一场戏。

　　１２月下旬，北京天气已经冷了，由于时间急促，我离家时没有换衣服，只穿了一件毛衣和赵的一条咖啡色毛呢裤子。身上披着那一件生了葡萄胎后特制的蓝色棉布大衣。两手空空，一分钱也没有带，脸都没有来得及洗。汽车在城里转来转去，每到一处宋文就下来交涉，好像几处都不肯收我。后来到了天安门东侧的公安部大门，还是不收。最后到了宣武门附近的半步桥——北京市第一监狱的大门口，汽车停下来，宋文进去办了手续，就把我留在那里了。

　　半步桥监狱是北京最早的一座监狱，据说是按日本式监狱建造的，太阳辐射型，各楼筒向四处伸展，中间的大厅里坐着看守人员。后来听说，这监狱已多年闲置不关犯人，１９６６年反击“１２月黑风”后刚开始启用。

　　在半步桥，接待我的是一名女预审员。她询问我的一般情况，我并不觉得她把我当犯人对待，但是监狱的气氛很是森严。面对这一切，我心中坦然镇定，并不害怕惊慌，心想：聂王们胆敢把我投入监牢，他们就必须承担迫害革命者的罪责。我倒要看看他们怎样收场。一种莫明其妙的英雄幻想在脑中浮起，而且暗笑：“我终于坐上自家政权的监牢了。”甚至天真地想：有机会领教一下无产阶级专政机器的威力也很有意思，难得有一个锻炼革命意志的大好时机！

　　监狱的预审员说话还算和气，一边带我走，一边对我说，这是一座临时看守所，主要是关押群众扭送来的工人和学生，说着就把我带到一条很长的东西向筒子里。那筒子两边是一间连一间的牢房，全是铁门。她在靠中间朝南的一间铁门前停下来，熟练地打开铁门，让我走进去并对我说：“这就是你的号子”。然后将铁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就像顺手关上一个大冰箱一样。这时，我才发现才感觉是真的进了监狱的牢房，心一下子缩紧了，就像被活埋在坟墓里一样。

　　我一动不动地站在牢房门口，脸朝着牢房的窗户。那窗户只有上面的三分之一可以见光亮，下面被挡得黑黑的。牢房里有一张半尺高的木板床铺，大概可以睡三四个人。床铺上有厚厚的新棉被。牢房门口右墙角有一只便桶，别的什么东西也没有了。面对着这空荡荡的黑牢房，我的心顿时冷了。一种绝望的情绪悠然而生。我知道我为什么来到这里，但是却不知要在这死牢里埋葬多久，在这里连时间都无法计算，只能像漂流到孤岛上的鲁滨逊一样往墙上划道计时了。于是，眼泪止不住夺眶而出，两脚瘫软在床铺上，一头扑进堆放在床上那些崭新的棉被里，两眼一直钉着天花板上用铁丝罩着的电灯泡，环顾着牢房的墙壁和铁门上的长方框，忍不住呜呜地大哭起来，心中喃喃地对自己说：“我有什么罪，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他们到底要干什么？”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很快就看不清什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直到大概下午四点钟开晚饭时，看守打开门把我叫醒。后来得知，关在这临时看守所的主要是学生和工人，没有真正的犯人。他们都是因为文革中的问题被扭送来的。不少人是因为两派斗争，被得势的一派送进来的。我就是聂元梓一派人以校文革的名义由“革命群众”扭送来的。这可能就是毛主席所说的“群众专政”。用这种方式关监狱不需要任何逮捕或拘留手续。

　　第二天，看守拿来一张拘留证叫我签字。我问她：“为什么拘留我？”她说不知道。我不签字并对她说：“我没有犯罪，不应该拘留我，拘留我是非法的。”她说：“那就是说你拒绝在拘留证上签字？”我说：“是的，我拒绝签字。”于是她把拘留证拿走了，以后再也没有提起对我拘留的事。过了几天，预审员正式告诉我：“你的问题是因为两派斗争。你是北大校文革扭送来的，是临时关押。你们这类案子要等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才能解决。”两天后，我和杨炳章一起被拉回北大批斗。杨炳章在我之前已关押在这里，揪回去批斗时我才知道他也关在这个半步桥监牢里。

　　批斗会在大饭厅进行，是全校规模的。杨炳章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主要罪行是炮打中央文革，为“虎山行”辩护并书写了反动文章“红旗十五期社论摘评”。那是乱写在私人笔记本上的一些文字，杨炳章被抓后，两派人抢着用５０张大字报纸把那篇“摘评”抄出来，贴在北大校园里。据说，那是当时被称为最反动最恶毒攻击中央文革的言论。他的那篇东西可能是说出了当时人们的心里话，所以很受北大人的称赞。有的教师至今还记着“摘评”的那些内容并能整段的背下来。我因当时不在学校，根本没见到那些文字，只听到后来被人引用批判的部分内容。

　　对于杨炳章的这些问题，我一点也不知道，但是聂王等人一口咬定说我是杨炳章的后台，说我支持他退学回北大，说我支持他在北大图书馆和外文阅览室阅读反动书刊，等等。拉我回北大大饭厅批斗时，没有定我的罪名，只是在批判者的发言中说杨勋窝藏并包庇反革命分子杨炳章。当时这就是我惟一的罪名。就这样，杨勋—杨炳章问题就在北京市第一监狱立案了，负责这两个人案子的是同一个专案组。

　　半步桥监狱的生活，开始几天并不太可怕，一日三餐，有时预审员还陪着这批学生“犯人”出来打球。学生们虽然被关，但还能在牢房里大喊大叫，可以相互喊话，高声唱歌。早上放茅和放风时还能传递信息。我第一次被拉回北大批斗后回到监狱，各号筒的“犯人”们还从窗户栏杆间伸出头来向我欢呼，表示慰问。有的还高喊“向杨勋老师学习”，“向杨勋同志致敬”。那时被关的多是干部子弟，很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他们自己和监狱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把这批人当犯人对待。记得１２月２６日这天是毛主席的生日，小犯人们仍然兴奋不已。《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欢呼声和歌声在各号筒里此起彼伏。不少学生高唱着长征组歌中的“过雪山草地”，日夜想念毛泽东的歌词很是悲凄，也很感人，真像一群活蹦乱跳可爱的小鸟被关在笼中一样。他们的政治优越感和革命热情似乎是任何铁窗都关不住的
。

　　我虽然被拉回去批斗了一整天，但心中一点畏惧都没有，反而更自信了。因为借助回学校挨批斗，我知道哲学系的孔繁、杨克明也被聂元梓抛出来了。杨克明是５．２５大字报的真正作者，聂元梓揪斗杨克明，不是愚蠢到顶了吗？在大饭厅同我一起被批斗的有十几名师生，足见我在师生中的影响。上台发言的，多是些出身历史不好，私心极重的人。他们列举我的罪状没有一条站得住脚，我怎么会服气，怎么会惧怕呢？我只把面前的一切当做对自己的考验和锻炼，坚信胜利终将属于我。

　　在监牢里刚开始那几天，我常穿上干净的蓝制服，坐在床边幻想着外面突然来人打开牢门把我当作英雄接回北大受到广大师生的欢呼。但是，等了若干天，牢门依然紧锁着，我也睡够了觉，又加上公安局内部夺权，致使我们由一日三餐改为两餐，伙食水平大降，我一个人闷在牢房里又冷又饿，于是情绪变得烦燥起来，苦闷和失望难以控制。再过若干天后，监狱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新换上的一批看守凶狠狠地骂人，牢房管制更严了，各号筒的人不准相互说话，小纸条也不能传递了，一日三餐的普通饭菜改成了每顿两个玉米窝头、一碗青菜汤，临时看守所变成真正的监狱了。被关的一些高干子女的威风也消退了。关在我对面的一个叫郑小明的中学生，（她父亲是北京军区副司令郑维山）遵守不了监狱规则，常在号子里喊叫，在窗户上乱爬、乱跳，看守员厉声训斥她：“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是监狱，不是你家！”

　　关押一个多月后，我从窗户里看到，那些大中学生们个个面黄肌瘦，又被剃了光头，放风时一个个都无精打采，一副很可怜的样子。杨炳章虽然表情乐观，笑哈哈的，但脸上已无血色，放风的时侯拖着鞋，提着裤子，很难看了。看守们一个个凶狠地在号筒道里走来走去。他们可以随时掀起我们牢门上的小布帘，从小窗户里看我们在牢房里的动静。我们却没有任何自由看外面。有几天连放风都停止了，每天晚上的新闻广播和白天的报纸也停了，每周里只能洗一次澡，显得非常恐怖。有人传说，我们这批人可能要拉到郊外处决，还传说谁谁被用肉刑等。那些日子，一连几夜，我都不能安睡。由于是单身一个人的牢房，无人说话，夜里又不能熄灯，更是恐怖难熬，真是有点受不了。这时，一切美丽幻想渐渐消失。

　　大约是１９６７年１月底的一天，我一个人又被拉回学校批斗。那次批斗会是系级的，会场是二教东头的大教室。这次批斗会上发言的主要是原来支持过我的一些人，如晏志杰、王永治等。他们不仅通过发言交待揭发问题，还要以实际行动同我划清界线。这就需要动手，拳打脚踢，撕衣服，扯头发以表示愤怒。在那次批斗会上，为支持步行串连送给曾军的那件小羊皮袄，也被她摔还给了我。大半天的批斗，实际上是野蛮打斗之后，我已狼狈不堪，左手臂被扭的抬不起来了，头发也被揪掉了一撮，回到半步桥单身牢房，已是奄奄一息了。不仅无人欢呼，无人同情，无人过问，甚至自己的眼泪也流不出来了。在我眼前闪动着的是那些被逼着上台同我划清界线的教师和学生们。他们虽然不像我一样被关在牢里，但精神折磨的压力肯定是我难以想象的。他们在台上的表情是那样地难堪。我知道他们都不是人云亦云的盲从者，不会轻易改变观点，因而他们施于我的踢打和辱骂，我都不记恨。我惟一感到痛苦不安的，是我给他们带来了痛苦和灾祸。我甘愿这一切苦难由我一个人承担，而不要去折磨这些单纯善良的青年人。

　　在冰冷的牢房里，我幸运地穿上那件小皮袄，立即觉得后背上暖和起来，心中不断地思考着：指挥这一切的是什么人？他们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下一步还要怎么办？

　　二月初的一天，我从报纸上读到一则北京高校两大派将要大联合的消息。聂这时已是北京“天派”的头目了。她的行踪常能在报纸上看到。根据上次批斗会上校系联合的信息，我猜想，聂元梓们要在全校大联合以后，争取北京市的革命派大联合了。为了庆祝这种大联合，聂可能还要批斗抵制她的反对派。为此，我还得准备挨更大规模更残酷的批斗。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猜对了，更厉害的批斗很快就来了。这次批斗会的规模和残忍程度是我终生难忘的。所有的北大人也难以忘记。此后几十年人们还在述说那残酷的情景。

　　这次全校规模的为实现大联合举行的批斗会，大概是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５日。早饭后，审讯员突然告诉我，要回北大接受批斗，而且配了两名公安警察“保护”，还给我带了手铐。上午十点多钟，北大红卫兵分乘两辆蓬敞卡车把我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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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0 15:11:02 作者：杨勋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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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杂谈] ·我经历的北大文革

2008-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