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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北大文革

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时，曾有不少的追随者。北大社教开始后，也有人同她私人关系很密切。聂是３８式老干部，又做过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有一付高官派头，很能唬一般人。记得１９６２年她刚来北大经济系时穿着白色凉皮鞋、绿色绣花真丝衬衫，真像一个很阔气的有资格的大干部啊！当时经济系有的人曾经忙着帮她搬家，迁户口，办杂事。从人民大学调来的邹鲁风校长的秘书盛皿还跑前跑后处处照顾她。有人可能真以为她是一颗即将跃上北大天空的新星了。曾几何时，剥去伪装后竟是这样一个人，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真是“池浅王八多”，在北大这个大校园里居然什么鸟都有啊！

　　在经济系，除了少数不了解底细和个别的别有用心的人，多数正派人都鄙视聂元梓这个人，认为她既不象教师，也不象知识分子干部。她当经济系副主任从不讲课，处处摆谱，叫人伺候。住在朗润园八公寓时，她家的保姆喊她少奶奶，她居然答应。这种人哪里像一个党员干部！

　　在经济系里社教积极分子中，有的人是追随聂元梓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贫农出身的王茂湘，他们常同哲学系聂等一伙人串连，但是经济系的大多数人不买聂的账，其中为首的代表人物就是李志远。李志远是抗战干部，１９５６年从中央党校调来北大。李原来是中学语文教师，上人民大学后精心研究《资本论》。来北大后讲授《资本论》并编出了《资本论》第一卷讲义。他讲课效果极好，深得广大师生好评。李还是经济系党总支委员，很受群众拥护，在党内外相当有威信。李志远对聂一开始就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样子，使聂感到很不自在。在国际饭店会议上，我是倾向李志远的，把他当成良师益友，很信服他的观点和为人，只是他从个人立场出发多次批评党总支的干部政策（“该提拔的不提拔”），给我留下不太好的印象，所以对他的追随也是有保留的。

◇　文革初期的遭遇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上午，正当我们在小花园街上来来往往照常走动时，广播喇叭里突然播放出了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学报”。顿时，北大的人们像炸了锅一样乱成一团。随后，就听说５月２５日聂等贴出大字报后曾在校园里遭到围攻，然后又被欢呼，谁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６月３日我们被学校的专车接回了燕园，莫明其妙地成了北大文化大革命中的左派。回到学校，扑面而来的是一片胜利欢呼，我又愣了。这使我觉得奇怪，又不知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才知道，那完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部署，是中央权力最上层斗争的结果。在那影响全中国人命运的变革时刻，北大的秀才们像木偶戏中的小木人一样，被隐藏在幕后的牵线人拉动着乱蹦、乱跳，好像成了不可一世的英雄。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可怜的傀儡。原来，聂元梓等７人的“５．２５大字报”是奉了康生（通过他的夫人曹轶欧）的旨意，由聂牵头组织哲学系教师们写的。执笔人是哲学系教师杨克明。因为由聂牵头“挂帅”，于是就成了聂的大字报。“５．２５大字报”的醒目标题是：“陆平、宋硕、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矛头直指北京市委，直指国际饭店会议后党中央围绕文革问题的斗争，代表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就是毛主席—江青的声音。大字报５月２５日在北大校园贴出来，当然遭到北大党委和干部们的围攻。聂元梓等由于背后有通天后台，对陆平方面的围攻自然是巍然不动，胸有成竹，而且暗暗高兴。由于康生的运筹策划，６月１日人民日报头版以“欢呼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通栏标题发表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顿时，“聂元梓解放了”，康生也解放了。于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
北大燕园里点起，在全中国燃烧起来了。

　　聂元梓解放了，北大国际饭店会上跟聂元梓一起反对陆平党委的人们也解放了。北大四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们立即都成了革命左派。陆平等成了反革命黑帮，十恶不赦的“走资派”。就这样，全校和各系各单位很快就分成了“保皇”和“革命”的两大派，主要的划线标准可能就是对聂元梓和“５．２５大字报”的态度。也不知谁定的，经济系里五大左派的为首者是王茂湘，另外的几位是李志远、杨勋、矫作羽、杨娴。看得出，经济系的左派除我之外都是以王茂湘为中心的一伙人。我当左派的根据，可能一是在国际饭店会上态度鲜明；二是出身好作风正在群众中有威信。

　　１９６６年６月３日后，北大的左派战友们神气活现，相互祝贺，一派胜利者的气势。在美丽的校园里，左派们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黑帮们却正遭到灭顶之灾。面对这种局面，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为自己的解放感到高兴，因为不再挨整受压了，另一方面是为学校出现的那种混乱局面担心，对得势的聂、孙、王等人从心底里不敢赞同，不能设想他们上台掌权后北大会是个什么样子。王很活跃，经常同哲学系的左派们接触，事事紧跟聂元梓。聂也利用她过去在经济系的影响，重新组织自己的班底。经济系一些头脑机灵的人纷纷投靠王茂湘，多数人犹豫观望。我从内心对这种造反夺权人物反感，警告他们不要把文革当作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对待。但王茂湘的确是拿土地改革的经验来理解文革，他非常关注文革胜利果实的分配，并以自己为中心划线，精心地网罗自己的支持者。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对这几位的担心并不是凭空臆想，而是有充分根据的。我熟悉这类人胜过那些“老北大”、“老燕京”，深知这些人敢想敢干的革命劲头，因而担心他们一朝权在手，会把一个好端端的北大搞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不可收拾。我不敢紧跟这些得势的左派，也不赞同原来的当权者，于是行动上又成了孤家寡人、软弱无力的单干户。当然，我内心还是非常自信的。我有自己的原则和标准，只是不擅长于组织串连，形不成什么实际力量罢了。我常为此苦恼，也为此庆幸。庆幸自己永远是一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孤立个人。那些了解我的人说我总是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讥笑杨勋像是一个从月球上来的人。我对此并不甘心，但也无力改变自己那不切实际的形象。因此，后来发生的事情，可说是早已命中注定，无可避免了。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混在左派队伍中。经济系左派头目王茂湘很快就发现我不是他的同党，但我又不是无足轻重可以随便甩开的一个人。在那种火热的斗争环境中，各人的政治倾向和行事态度都无法掩饰，大大小小的是非尖锐而迅速地测量着每个人的道德水平、人格和政治判断能力。我跟王茂湘等人的分歧很快就在学校系里暴露无遗，并升级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了。这可能就是全中国文革中最早出现的两派斗争。北大经济系成了文革中派性产生的策源地。

　　王茂湘，１９５９年从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分到北大，同他一起来北大的有他的同班同学杨娴。他们与肖灼基都属于那年研究生班的毕业生。王是贫农出身，这在当时是一块金字招牌，特别是在北大这种“五大子弟”占优势的单位，贫苦出身更是难能可贵。在文革初期大讲阶级成分，唯成分论盛行的时候，贫农出身的党员教师还是很有号召力的。王同聂原来都是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同事，国际饭店会上又同一派，“５．２５大字报”被肯定后，王同哲学系的左派们更加来往密切。当时北大的革命大旗掌握在哲学系的左派手中。哲学系历来就有“小北大”之称，这时更不可一世了，简直成了北大的国际警察，谁也不敢惹。王紧跟聂，又是经济系的五大左派之一，没过几天王就被一些人拥为经济系的首席左派了。

　　在王的周围集合了一批自称苦大仇深的人，如巫宁耕等。他们支持学生们的极左行动，如在校园里给黑帮挂牌拔草游斗，去燕东园抄赵乃抟老先生的家，剪了老先生的胡子，砸碎了老先生６０大寿时范长江为他在景德镇特制的瓷相。我对此深恶痛绝，坚决制止，引起王等极为不满。他们认为自己是响当当的左派，一得势就要求权和利。有一个晚上，王号召大家去城里夺权，他用烟台腔调大声说：“快去，快去，再晚了就只剩下海淀了。”王等人还许愿给教师和干部分房子。他认为左派们应当享受文革的胜利果实。我对聂、孙、王的这一套很反感，而且在公开场合有所流露，很快经济系就有一批人组成了反对王茂湘的３２１１１战斗队，把杨勋当领袖了。３２１１１战斗队的骨干有严庆珍、辛守良、徐雅民、晏志杰、陈为民等。因为我从不进行组织串连，也不参加他们的战斗队的活动，所以被他们称为精神领袖。随后，肖灼基、杨娴也加入了王茂湘一派。就这样，经济系的左派队伍分化成了对立的两派。

　　随着教师队伍的分派，各年级的学生们也纷纷分为两派。支持杨勋的学生一般的思想很活跃，他们成立了“红色尖刀连”；支持王的一派比较听话，大多是学生干部，他们的组织叫“延安兵团”。这两派在各种是非问题上都尖锐对立，凡是这一派拥护的那一派必定反对，先是在下面争论，后来就开辩论会，写大字报。两边的笔杆子都很硬，出谋划策的也是高手，由于停课闹革命，能言善辩的人才都有机会充分地出来表演。聂、孙、王一派认为自己是毛主席亲自支持的坚定左派，而对立的一派自认为掌握了真理，出身历史也好，根本不买对方的账。

　　在经济系，跟聂对立一派的旗手是李志远。他用《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写大字报，分析陆平党委的必然失败。大字报的质量很高，得到不少师生的支持。晏智杰在两派辩论会上击败肖灼基，一份分析文革形势的大字报竟长达２００张，那气势，那内容也是高水平了。就这样，很快就在全校掀起了反对聂、孙、王的声势。

　　在这种激烈的争论和组织分化中，我不由自主地卷了进去。我虽然没有加入哪个战斗队，也未接收学生们送来的“红卫兵”袖章，但旗帜鲜明地写大字报批判文革初期的张承先工作组，加上出身好和老左派的名声，在师生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我不在校内串连，不追随哲学系的聂孙左派，而且对他们随便干涉各系的运动表示抵制，在群众访问时曾把他们称为“北大的国际宪兵”，在经济系颇得人心，加上那种不畏权势、无所顾忌的气势，影响越来越大，不仅在本系，甚至在外系也得到对聂元梓不满者的同情和支持。就这样，没过几天，一派反聂势力形成了。支持我的这批人，在赶工作组问题上一般表现左，在“６．１８”事件上又表现右。他们自以为有头脑，能独立思考，善于判断，所以不听信聂元梓这位“钦定”左派的话。聂对此十分恼火，于是６月底在东操场的一次集会上，竟然骂这批不听她话的学生是右派。那天我正在台下，听到聂的讲话极为反感。第二天就写了《我们和王茂湘等人的分歧》那张大字报，将聂元梓的问题公开端出来了。

　　关心政治是非的北大人，不放过任何信息来源。中文系的学生们召开记者招待会打听聂的底细，又公布了“走访杨勋”的大字报。一时间，杨勋的名字响彻校园。经济系成了重要的信息源。就这样，聂元梓大左派的神奇灵光开始破灭了。自那以后，我同聂、孙、王的对立公开化，我成了聂元梓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彻底拔除而后快。

　　对我来说，我确是经过深思熟虑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做出这一选择的。我的为人我的性格都不允许我同她那种人同流合污。我的党性和良心告诉我，决不能面对这种坏人保持沉默。我深知，在当时，这样做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因为她是毛主席亲自支持的左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都是这样宣传的。对此，熟知内情的人个个哑口无言。这时我必须像个英雄那样站出来仗义直言。我之所以那样坚定不移无所畏惧，是因为我认定：讲真话是一个正直的***员的责任，是对党和人民最起码的忠诚，决不能昧着良心听任坏人欺骗党中央，欺骗群众，胡作非为。

　　七月中旬，正当北大校园里的争论热火朝天的时候，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的大员们接连不断地来北大。有一天中午，我从１６楼回佟府，路上看见江青正走在燕南园的围墙里。她头上带着绿色军帽，上身穿着宽袖白衬衫，清秀高雅，满面笑容，很像我心目中的领袖人物。

　　７月２５和２６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人又两次来北大，主持全校辩论会，声势浩大，震动全校。

　　７月２５日晚饭后，各系各单位整队进入东操场，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领导来主持这全校的万人辩论会。大约九点钟，大人物们先后出场了。江青、康生、陈伯达、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北大工作组长张承先等，站满了东操场的主席台。康生在台上用山东腔调讲了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战略部署。他说：“６月１日毛主席肯定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公布后，聂元梓解放了，我们也解放了，因为我们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我们私下得知康生还说过：“聂元梓是王八蛋也得支持。”这时，我很纳闷：“为什么要支持这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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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0 15:11:02 作者：杨勋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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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杂谈] ·我经历的北大文革

2008-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