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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北大文革

◇　北大“四清”试点

　　１９６３年从农村搞起的“四清”，１９６４年延伸到了大学。北大被当作全国高等学校的四清试点，要先行一步。就在这年的冬天，来自全国的２００多名高级宣传文教官员齐集北大校园，开始了“四清”大会战，正式名义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大的社教工作队队长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盘石，副队长有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等。

　　社教工作队进驻北大后，北大的政治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由于工作队员都是大干部，又是运动试点单位，他们的活动声势很大。工作队布置运动一般都在办公楼召开干部会。这种会我都参加。记得有一次大会从晚饭后一直开到深夜。张盘石同志分析运动形势和布置工作，声调严肃，布置周密，给人的感觉就像列宁在十月革命中下令攻打冬宫一样。根据张盘石的布置，在那天全校揭发问题已达到高潮，应当立即转入夺权阶段。

　　经济系在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是一个重要的单位。派来的工作组阵容强大，共有七人，为首的四清工作组组长是辽宁省委宣传部部长叶方，成员有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陆维特、暨南大学经济系主任蔡复生等，联络员有中宣部的阮铭、北京市委大学部的李开鼎等。他们不仅资格老职务高，而且一副派头很大的样子。这些高级干部开会时不像教师们那样随便，他们端坐在会议桌两旁，散发着一种说不清的威严气氛。他们当时大都是四五十岁的年纪，他们在开会时，桌前同时摆放着几副明煌煌金闪闪的高级眼镜，而且都以很权威的口气讲话，那架势使从未出过校门的“三门干部”们大开眼界。当时在我心目中，这也许是一批包青天式的大人物，真要在北大大战一场，北大真要新生了。

　　由于有了反右倾的挫折和锻炼，我也能发现学校和系的不少问题。党员干部们一般都出身不好，胆子小，没有自己的政治头脑，上边布置什么就紧跟照办。三年困难那几年由于吃不上饭，人们情绪低落，系里、班里出了不少乱七八糟的事情，除了１９５９级学生那种政治问题外，还有不少生活作风道德品质问题，如偷盗和男女关系等。相比之下，我倒是显得干净纯洁，只关心党和国家命运、政治是非，于是更加强了自信心。从情感上我是一向厌恶那些男盗女娼粗俗勾当的，所以觉得能借这次四清运动把这些问题清一清也很有必要。抱着这种态度，我积极地参加了学校和系的四清，主动靠近工作队，积极反映情况，成了名副其实的社教积极分子，不顾正在吃奶的孩子，不管家，又去闹革命了。

　　四清运动中很讲阶级成分和出身历史。出身好的人明显得势。在经济系我和严庆珍比较亲近。严的父亲也是抗日时期的八路军干部，她本人解放后参加工作，后来由工农速成中学而上大学。我和她同龄，经历接近，很谈得来。四清开始后，我和严都是积极分子，我们一起去拜访工作组的同志，特别是对老资格的蔡复生，从心眼里信任佩服，把工作队的人当作前辈叔叔伯伯相待，幻想工作队能让北大回到人民手中，实际上接受了北大不在无产阶级手中的提法。

　　工作队进校后积极组织阶级队伍，大刀阔斧地发动群众揭发问题，然后把揭发出的问题“梳辫子”归类上纲，很快就将矛盾升级了。如经济系揭发的问题有：政经教师鲁达曾攻击刘少奇因在七大时发明了“毛泽东思想”而上台；有的党员干部变成小偷；有的学生干部乱搞男女关系；有人因恋爱持刀行凶，等等。面对这些问题，系总支领导软弱无力，界限不清，甚至对犯错误的人纵容包庇，因为那些出问题的人一般原来都是领导的红人。假如他们不是红人，他们就不敢那样猖狂大胆地做坏事。以上这些问题，中层干部早有了解，但并未把它当成严重问题，工作队进校后很快就把这些问题当成阶级斗争动向狠抓不放，而且把问题整理归类，梳成了“６条辫子”，最后把北大说成是“资产阶级大染缸”、“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等等。于是，号召工作队和积极分子们推广桃园经验起来夺权，就是夺原来领导班子的权。这样，矛盾激化了，队伍很快分化了。总支书记龚理嘉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不再满脸堆笑地配合工作队了。有的干部一看总支不行了，就更积极地配合工作队深入揭发问题。在积极分子中，有的人在一夜之间也变得激进起来，紧跟工作队无限上纲。但这时我却跟不上了，我不习惯人云亦云稀里糊涂地跟着跑，也从未想过自己去夺党总支的权！

　　１９６５年２月，传达了毛泽东的“２３条”。社教工作队的高干们一反常态，立即改变了无限上纲、全面夺权的口气，将已揭发的问题一风吹了。他们不仅不再提夺权的口号，而且甩开积极分子在四院楼上的会议室里跟原来的党政干部联欢，准备告别了。他们已奉命立即撤离北大。后来才知道，这是高举刘少奇“后１０条”的中宣部工作队和高举毛泽东“２３条”的北京市委在党的最高层短兵相接了。当时，北大是北京市委彭真的地盘，不买中宣部的账，刘少奇顶不住毛泽东，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２３条”的矛头就是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突然的转变中，我作为社教运动积极分子，从心底感到失落，莫名其妙，一种被利用被愚弄的感觉涌上心头。当初上“纲”时，我跟不上；现在下“纲”时，我又下不来。面对系里不少干部和积极分子们不顾事实地大转弯，我愣了，真想哭！坦白地说，我并不是为自己的得失，因为我本来就没想去夺权。我这个人太自由主义，是当不了官、掌不了权的。我只为这么多高智能者的盲从行为而难过！

　　在那几天，我对大学里的高智者们，对当权的党内高干们，都彻底绝望了。在那天的日记中我写道：“我曾全心地信任别人，信任党，崇拜别人，但是，现在看来我只能相信自己了，今后不能再去崇拜别人，要努力塑造自己。”后来这些想法被“文革”中的笔杆子翻出来，当作个人野心家杨勋的反党言论来批判。我清楚地记得，１９６５年１月的那几天，我心中的自我的确大大地强化了。那年我３２岁半，党龄也十七年了。我集中全部智力思考：我遇到的这些本质是什么，人们为什么这样不假思索的紧跟权势？后来，我才清楚，“２３条”后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取代中宣部副部长张盘石领导北大“四清”了。这时，我开始明白我心中神圣的党原来并不是坚如磐石般的统一，而且权力集中在中央上层，中下层大大小小的干部们只不过是斗争的工具。他们如若不愿做这金字塔式权力机器的螺丝钉，就只有受苦受难了。

　　１９６５年“五一”节前夕，浩浩荡荡开进北大的社教工作队悄悄地撤走了。彭真决定利用暑假把北大的中层以上干部集中在位于北京市委附近正义路的国际饭店进行整风，把四清试点搞乱的队伍严加整顿，重新统一起来。参加这次整风会议的有学校和各系的干部及四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经济系除了系里原来的党政干部，就是几个积极分子骨干，其中主要成员是李志远、王茂湘和我。有的人不是国际饭店会议的固定成员，不住在会上，只是临时到会。这时，全校的社教积极分子代表人物就是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

　　聂是河南人，１９３８年参加革命，人大副校长聂真的妹妹。１９６１年她通过聂真找了陆平从哈尔滨市委宣传部调来北大，先任经济系副主任，后因同总支书龚理嘉矛盾调哲学系任总支书记。在哲学系她还是不满足，借崇敬鲁迅发牢骚，说鲁迅在北大只不过是一个讲师而不是教授，公然把自己同鲁迅先生相提并论，引起人们反感。四清开始后，她想借四清之机向党委夺权。

　　在国际饭店会上，原来的干部以党委书记陆平为代表，他们得到市委大学部的宋硕、彭佩云等人的支持。这是一个重要的会议，由市委书记彭真亲自主持召开。在国际饭店整风会上列席的还有邓拓同志。彭真在动员大会上说：“要根据‘２３条’的精神，要一个系一个系地整，直到思想组织都统一在党的原则上。”彭真宣布，不管是什么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统一了的就回校，统一不了的留在国际饭店继续整，直到统一为止。会上的一切费用由市委承担，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当时的气势，绝不亚于张盘石工作队进校。彭真一向自称是“北京市的土地爷”。记得１９５６年我刚到北大时，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市委召开的一次大学生毕业分配动员会上听过彭真的报告，给留下极深的印象。在那次会上，彭真要求大学生们服从国家分配，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说工人农民培养了你们，你们就要为工农服务，回到工农中去。假如谁不服从分配，就把他的衣服脱下来关在黑屋子里过一星期，不给吃的，看他服从不服从？针对个别拒绝去边远地区扬言要自杀的学生，他高声说：“我成全你，给你条绳子，你可以去天安门上吊！”。就在那次会上，彭真以十分自信的口气宣布他是“北京市的土地爷”，说：“假如第三次世界大战把北京打烂了，只要我当市长，一定会重新建设一个新北京！”

　　对于彭真整治北大的意图，当时我不可能理解，但是从会上的气氛看，我感觉到，这是一场不寻常的恶战。不论是大会小会，斗争双方都很硬，每天都是唇枪舌战，针锋相对，斗争十分激烈，但我不明白背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在国际饭店会上，我不是核心人物，只是一般成员，本来可以是旁观席上的观众的，但是随着斗争的深入，我的中立地位很快就稳不住了。虽然我对他们争论的中心问题——干部政策问题并不感兴趣（如李志远一再重复的“该提拔的没提拔，不该提拔的提拔了”之类），对已揭发的问题上“纲”下“纲”，我也跟不上。概括地说，当时我对双方都不信服。但是，从个人经历和我的思想感情上，我还是倾向于以李志远为首的解放区来的一派，对龚理嘉等人因形势有利而飞扬跋扈的样子很看不惯，对李志远、王茂湘等人受压制排挤，有些同情。于是，我就基本上成了积极分子这一派了，而且我的情绪变得很激昂，唱着抗战时期的歌曲，要为“真理而斗争”。就这样，经济系的几十人在国际饭店会议上死去活来地斗了半年，直到９月开学后才回校。这时，别的系，特别是一些理科系，早就回校了，有的只呆了半个月，问题就解决了。国庆节前后，只有哲学系仍然留在饭店继续斗，轮流主持会的是陆平和彭佩云，被整的一方主角是聂元梓。在一次会上，我看到坐在台前的彭佩云和聂元梓，表情都很强硬。

　　从国际饭店回校不久，我就被派到朝阳区高碑店人民公社参加农村的“四清”了。哲学系的人直到１１月人民日报批判“海瑞罢官”，上海的姚文元、张春桥们打到北京城下，才从国际饭店撤出来。这时，彭真已经顾不上北大了。这时，彭真这位不可一世的北京土地爷面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铁扫帚，也不得不后退了。哲学系在国际饭店的斗争，前后持续了８个多月时间，埋下了北大文革的种子。聂元梓从此走进了毛泽东——江青中央文革的左派行列，走向了全中国，走进了中国现代史，也同我们这些不买她账的“左派战友”结下了不解之怨。

　　高碑店四清工作队是由北大师生和朝阳区各机关工厂调集的干部混合编队组成的，副队长兼政治部主任是国棉三厂的工会主席万云同志。万云是从抗日根据地来的干部，年龄比我大几岁，人很朴实随和，说话直快，我们在一起处的很好，什么都说。万云从１９６４年就调出来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１９６４年同北大历史系教师郝斌、学生李讷等一起在顺义农村四清。她同我讲了李讷任性，江青无原则保护她的宝贝女儿的故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万云是个办事认真，待人诚恳，作风平易近人又敢于负责任的人。李讷被西方记者称为***中国的红色公主，她任性起来，谁敢管？万云则不管你是谁，该管的就管，不怕得罪人！万云是山东人，是万里的妹妹，我对那里的老乡太熟悉了，就是那种作风。

　　在小花园队四清，前后约有半年时间。正当我们在农村全心参加四清时，聂元梓却为了逃避下乡，也为了寻求政治保护，跟一位叫吴溉之的高级老干部结婚了。据说，吴当时是北京市副市长，老资格党员干部，部长级别。跟这种人一结婚，似乎“社教”中的问题就可以不再追究了。这消息传到高碑店公社，在乡下的北大社教积极分子们无不目瞪口呆，原来还把她当作正确方向的代表，想不到她竟然这样背叛大家，拿原则和婚姻做交易，溜之大吉，真是太卑鄙了。此后，聂元梓的各种丑事被传了个底朝天，连她在哈尔滨同被划为右派的丈夫打离婚以及在北大８公寓作风不正派被保姆发现等等，都传了出来。至于她揭发北大存在的问题，想夺党委书记大权，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了。总之，此人不仅政治上投机取巧，一心往上爬，而且道德作风败坏，是一个少有的坏女人。得知这些情况，真叫人哭笑不得，不少积极分子好像挨了一闷棍，我也庆幸自己没有跟这种人混在一起。当年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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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0 15:11:02 作者：杨勋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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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杂谈] ·我经历的北大文革

2008-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