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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长沙“红中会”

“３·３０”处境尴尬，虽受到外地遭压造反派的普遍追捧，被视为久旱之云霓，以至徐庭栋（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德一中学生）在东风广场一次大会上，情绪激动地大声疾呼：“不支持红‘３·３０’，还反什么右倾翻案！”但搅在胡、唐与梁、尚缠斗中，却又有话说不出、有理讲不清。当年，笔者就听见过汤建平十分恼怒地发牢骚：“同样一件事，他们（胡勇、唐忠富，‘８·１９’成员）去搞，就是反右倾翻案，就是革命；我们去搞就是闹分裂，就是反革命。真不晓得是什么道理。”

　　由于找不出激动人心的炒作题材，二派难分高下，局面长期胶着。可是令梁、尚派沮丧的是，中央由于急于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而针对广西、陕西乱局发出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却搁置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分“路线是非”地严斥反对或阻挠建立新政权的组织，全力支持势力大、能控制局面的派别。而毛泽东在“７·２７”接见北京高校造反派“五大领袖”（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师大谭厚兰、北航韩爱晶、北地王大宾）时，又宣布两个布告全国通用。胡、唐实力占优，又有华国锋及４７军作后盾，梁、尚对号入座，自然只能坐被告席。

　　随着梁春阳、尚春仁与叶卫东的垮台，红“３·３０”迅即解体，胡勇、唐忠富完美收官。胡勇更是如日中天，他在党组织尚全面瘫痪的形势下，由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特批入党（介绍人之一则是华国锋），并出席了中共“九大”。长沙汽车电器厂里一帮追随他造反的小兄弟也各据要津，一时之盛，竟有“汽电政府”之称。可在胡、唐欢庆礼花的映衬下，基层各县造反派的命运却十分暗淡凄惨。批“省无联”时遇难的背时鬼，固然是“未敢翻身已碰头”，老帐新帐一起算；而上一轮打击中的漏网之鱼，也由于当权者和军分区及武装部方面故技重施，被扣上“梁、尚之流”的帽子，陷入苦海。经此一变，“老保翻天”、“右倾翻案”的话题再无人提及，湖南县级政权基本复旧。这种状况自然冲淡了胡、唐胜利的喜悦。次年，已升任省军区副政委的景林调长沙主政，到任时胡、唐与其有过一次谈话，希望景“不要把常德那一套弄到长沙来”。说话的认为是警告，听话的却觉得是乞求。因为时隔不久，唐、胡就下放回到原岗位去“抓革命、促生产”了。

　　不过，这已是后话，与“红中会”并无关涉——因为毛泽东的“７·２７”接见后不久，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即发表，工宣队全面进驻学校，文革转入“斗、批、改”阶段；随着北京红卫兵　“五大领袖”的黯然退场和“老三届”离校上山下乡，长达两年的红卫兵运动正式谢幕，“红中会”、“井冈山”、“８·１９”、“红造会”、红“３·３０”等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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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0 15:10:07 作者：杨大庆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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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杂谈] ·文革中的长沙“红中会”

2008-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