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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长沙“红中会”

即引起普遍不满。因为在一中行得通的事，在别的学校却根本行不通。因为一中的谢若冰、黄杏英、申学崧文革前就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员、学生干部，文革中又首先造反，颇有威信（黄杏英一度甚至被同学们戏称为“老佛爷”），自然有资格当核心。而其他各校，却绝对没有形成这样核心的基础。于是结果是各校“红造会”虽成立了，“红中会”却被挤了出来。而且“红造会”迅速成了一个与“红中会”一字并肩、平起平坐的新组织。而在一中，这种大一统的局面的维持也不到半年，“红造会”一分为三，还冒出一个搅局的“斗批改革联”。

　　有趣的是，将各校“红造会”串联成全市性组织（一中除外）的，却是“红中会”的弃将谢麓山（十二中学生）。４月７日再封《湖南日报》后，在“红中会”于十六中召开的一场内部会议上，熊爱珍（一中学生）不知为何（笔者那天迟到，不明此前发生过什么事）当众厉声指责谢麓山，声称“不是‘红中会’的就请出去！”同作为“红中会”总部负责人的申学崧、李昆明、吴春林，却在一旁装聋作哑，一声不吭。于是，谢麓山拂袖而去，只有汤建平追出会场劝慰了几句。此后，“红中会”再不见谢麓山这位元老的身影。究竟是谢麓山早就心怀异志暗中组织“红造会”而被逐于“红中会”；还是他因受辱一怒之下遂起分庭抗礼之心、另起炉灶？对笔者而言是个小小的谜。

　　奇怪的是，后来谢麓山在“红造会”中，又如同在“井冈山”、“红中会”一样被边缘化，掌权的成了二中的李德等人。

　　日后的工、湘矛盾中，“红造会”旗下，只有二中、七中等学校的组织倒向“工联”，多数则与工、湘二大派均保持距离，与“红中会”关系也不坏。

◇　“红中会”与“红专会”

　　在长沙的中专、中技学校中，另有一个“红专会”（“红卫兵长沙市中等专业学校革命造反委员会”），其负责人和活动分子为刘志明（省劳动技校）、宋子羽（省交通技校）、刘彪（省邮电学校）。该组织的部分基层单位与“红中会”重合，具有双重组织身份。“红专会”的观点、行动甚至结局也与“红中会”完全一致，可谓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倒霉在一起。

◇　“红中会”与“１０·２４”联络站

　　林彪“１０·２４”讲话之后，一中“红造会”文攻部（何克建、王亚平、彭维轼）、湘江中学“造反有理纵队”（张武本、杨石钟）、七中“韶山兵团”（黎海蛟）等，组成以“反极左”为宗旨的“１０·２４”联络站。该派覆盖面不算广，但笔杆子多、战斗力强，很得“工联”欣赏，他们也始终站在“工联”派及胡勇、唐忠富一边。

　　“１０·２４”派（包括某些与其虽无组织联系但观点相同的组织）的核心层在“二·四”批示后的激进程度，并不亚于“红中会”。一中“红造会”文攻部的表现，前文已有介绍，湘江中学“造反有理纵队”则通过醴陵“新一中”，自始至终影响着当地造反派与“高司”派及军方对抗的活动。其与“红中会”重大的不同，乃是不过分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教条，少了许多乌托邦观念，思考比较现实，所以对中央高层斗争、对当时形势的估计，相对接近实际，能跟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也许，因为同是为老造反派的缘故，“红中会”与“１０·２４”派虽观点不同，彼此却都比较客气，无正面重大冲突，对“８·１９造反有理军”的不欣赏态度也较一致——只有七中例外，该派的“韶山兵团”与“红中会”冲突不断，两家甚至打得头破血流，“红中会”的吴正元还险些由此丧命。

◇　“红中会”与“８·１９造反有理军”

　　原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骨干的汤建平拉出队伍参加“红中会”一事，令“造反有理军”十分恼怒，他们当即组织“揭老底”战斗队，“揭发”汤及其他“红中会”骨干均是“长保军”旧部。事实也确实如此，“长保军”成立之初，尚无“造反”、“保守”之分，连“造反有理军”本身，都是从“长保军”中造反而出来的。因此，此时“造反有理军”方面，以此来攻击队伍中新产生的分立者，并无多大威力。相反，“造反有理军”内部的动荡越来越激烈。“二·四”批示后，幼儿师范学校学校邢银英又带走一批人，另组成“红革会”，宣布与“高司”派决裂。但从日后的情况看，这像是“造反有理军”一号负责人胡宜民针对当时微妙形势所放出的一个试探性气球。因此后不久，胡即率陈振国、陈国斌与同出十二中的范春兰、张春利分家，另行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８·１９’长沙造反有理军”，“火线起义”倒向工联。后者则仍以“长沙造反有理军”（为表示立场坚定遂自称“钢长造”）名义留守“高司”营垒。而邢银英的“红革会”很快就回归了“８·１９”，邢银英也始终受到胡的信任，以至在决定“８·１９”参加“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人选时，胡还有将已毕业分配工作的邢，予以召回推荐的打算

　　有必要指出的是，一个有影响的老牌组织的头号负责人，竟然带着大批主力另立一个与原组织对抗的新山头，这样的事，在文革的群众组织派战中并不多见。其中奥妙，“８·１９”三中军分部的负责人曾对笔者透漏过，即双方分家时，胡宜民与范春兰、张春利等实有默契：不论将来哪一方获胜，均无条件收编对方余部，以能始终保全“造反有理军”组织为重。

　　这种说法，似为日后的事实所证明。“高司”派垮台后，不但“钢长造”的溃兵大都归到了“胡军长”的麾下，就是原来独立的铁杆“高司”派组织二中“红旗”，也戴上了“８·１９造反有理军”的袖章。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生叹，象这种类似现代期货交易中“对冲”保值操作的手段，竟可用于政治斗争；而当年尚涉世未深的中学生，居然能无师自通地予以熟练运用，实为文革中的奇事。

　　不知是韬略深藏，还是担心遭“后至之诛”，“‘８·１９’造反有理军”“起义”后一段时间内十分低调，不事张扬，直至北京谈判前后方开始活跃。此时正值“红中会”开始与“工联”方面生怨，见昔日冤家摇身一变且日渐得宠，便认定其是“投机”、“下山摘桃子”，情绪极大、怒不可遏，双方冲突时有发生。“红中会”仗人多势众，占有上风，象围攻“‘８·１９’造反有理军”成员，覆盖人家刚贴出的大字报、标语之事时有发生。而在二中、十一中、湘江中学、十六中等被“红中会”控制的学校，喊得山响的“革命不分先后”、“受蒙蔽无罪”也变成摆设，新从“高司”改换门庭来的“‘８·１９’造反有理军”下属组织，根本无法回校落脚。但是，由于有“工联”的支持，“‘８·１９’造反有理军”的忍气吞声并不长久。当年秋，他们便开始了反击。双方各以一名“蹩脚的马克思主义者”（“红中会”刘建成、“８·１９”陈振国）为主将，唇枪舌剑展开了一场论战，都操一口“九评”（中苏论战时中方的九篇评论文章）腔，煞有介事地争论“分歧的由来与发展”，把点点芝麻绿豆说成比天还大。

　　但是，由于紧跟“工联”及胡勇、唐忠富，“‘８·１９’造反有理军”笑到了最后：胡宜民担任了省革命委员会委员，黄韧（四中）出任长沙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学红代会一把手。而“红中会”却仅有李昆明一人，做了市革委会的一名普通委员。

◇　“红中会”与红“３·３０”

　　１９６８年３月上旬，中央文革号召“反击右倾翻案风”。随即，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空军政委余立金被打倒。这两件看似全无关联的事件，被陈伯达合称为文革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五回合”。３月３０日，在中央高层接见赴北京汇报的湖南省革筹成员时，江青一句“你们那里‘高司’闹得很凶，完全是右倾翻案风！”给湖南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定了调子，“红中会”也等来了最后一次出场机会。

　　“３·３０”讲话传达后不久，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红卫兵”（也是“高校风雷”成员）的金胜利，在五一广场贴出大字报，宣称：中学生是湖南造反派的先锋，“红中会”更是先锋中的先锋，“借批省无联镇压造反派”就是从打击红中会开始；而要反击右倾翻案风就必须解放“红中会”。

　　与此同时，一中红卫兵佘大川、张麓泉也表示了相同观点。为了组织反右倾翻案风的队伍，佘大川以一中红造会“３·３０”战团为核心，成立了长沙市中学红代会“３·３０”联络站（简称红“３·３０”），主要吸收“红中会”、“井冈山”和其他“湘派”红卫兵参加，佘大川任一把手，李亚雄、汤建平、吴春林均参与决策。

　　但是，此时湖南造反派发生了第三次分裂，政坛再生变局。

　　掌权的“工联”派中的梁春阳、尚春仁（省委机关永向东）、刘炎生（建湘瓷厂）、余信谦（新华印刷厂）、周国强（市总工会）等联合原“湘江风雷”主要头头叶卫东，挑战胡勇、唐忠富及其身后华国锋和４７军的权威，宣称华、胡、唐等应对湖南发生的右倾翻案风负责。而唐、胡等则指责梁、尚、叶、周等搞分裂，炮打新生红色政权，形势一时十分怪异。如站在梁、尚一边的红“３·３０”和紧跟唐、胡的中学红代会领导层（原“８·１９造反有理军”为主），都派员调查“右倾翻案”的情况，奇怪的是，双方一出长沙，观点就一致，不管到汨罗、醴陵，都对当地右倾翻案严重无异议。而一回到长沙，双方就意见相左，你说我“右倾翻案”，我说你“炮打新生红色政权”。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根子还在一年前“高司”与“工联”、“湘江风雷”的派战。

　　由于省军区全力支持“高司”，导致省内各级军分区、人武部也深陷派性泥潭。中央“八·十”决定虽然调整了省军区的领导班子，但地、县两级人员变动不大——倒是个别支持“工联”“湘江风雷”的干部（如长沙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弘强），被以种种理由清洗——而且都进入了各地“革筹”并握有重权（特别是县一级），在全省１５个地市级革委会主任中，原军分区负责任人就占了９个。由于这些人思想上的派性并未解决，中央“１·２４”指示批“省无联”给了他们一个将对立面除之而后快的大好机会，于是有“无联”批无联，没无联批湘派，湘派也没有则干脆批工派，反正谁的造反色彩浓就批谁。其中最突出的有景林（常德军分区政委）、巫海清（湘潭军分区司令）、“孙眼镜”（凤凰县人武部长）——孙曾被树为“支左模范”，事迹上了湖南日报。

　　景林初到常德时，不显山不露水，批“省无联”时搞派性却十分积极，他一只手把造反派往死里整，一只手扶植已与　“高司”派合流的保守派。１９８３年因负有命案而遭处决的段远来（时已任常德卷烟厂党委书记），即是当时起家的原“高司”派头目。巫海清则身为湘潭地区革筹主要负责人，长达半年大小会议安坐如山、一言不发，而　“１·２４”后则峥嵘毕露，派性报复下手极狠。

　　众所周知，在县一级无联组织可说是寥如晨星（据说耒阳有），故“１·２４”后遭打击的县级群众组织头头，实际都是与“省无联”并无多少瓜葛的造反派。因此江青所说的“你们那里‘高司’闹得很凶”，确非空穴来风。时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４７军军长黎源，也在省革委会二次全会上十分严肃地说：“右倾翻案不是五十三个县，是九十三个县都有。老保翻天是否五十三个？争论的焦点就在这里。如是老保掌权，就是砸掉；如是右倾翻案，是反右倾翻案，是补台，不是拆台。全省右倾翻案是严重的。责任在我自己，接受新事物慢，在北京认识不清，回来以后，在第一次全会上认识还不清，听了几十个县的汇报以后，才大吃一惊。”但客观地讲，这种情况，显然也并非“工联”头头胡勇、唐忠富所乐于看到的，胡、唐也无力对此负责。

　　而省会长沙的情况与外县相比，则大不相同。“高司”残部虽组织过一次要求平反的游行，但却除招致《湖南日报》的严词指责外，无人理睬，翻案无果。至于在批“省无联”时打击面过宽、连带批了一些造反派是肯定的，但这是几十年政治运动形成的惯性使然；借机泄愤、挟嫌报复、栽赃陷害者也不乏其人，但在文革的大环境中，这是些反复上演、司空见惯的常规剧目，尚不至于动摇长沙主流造反派的根基。

　　退一步讲，就算长沙真到了右倾翻案、“老保”复辟的地步，“１·２４”后同胡、唐一样弹冠相庆的梁、尚又何能辞其咎？在批“省无联”时发生的抓捕打骂、私设公堂、揪斗游街、人格侮辱等种种侵犯人权之行为中，他们哪样落过后？如到三中、四中抓马里佩、陈某等“红中会”“新思潮”分子的，就是日后梁、尚派干将余信谦手下的新华印刷厂“工联”组织。

　　在如此犬牙交错的形势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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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0 15:10:07 作者：杨大庆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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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杂谈] ·文革中的长沙“红中会”

2008-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