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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长沙“红中会”

当然将此态势比做二战后苏联与美英之间的妥协，他按“六经注我”的套路，引用毛泽东当年所写《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中的一段话：“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意在证明毛、周在上层的“妥协”，并不要求“省无联”在下层放弃其不妥协的反对派立场。至于把“省革筹”与“省无联”比做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与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把“省无联”的存在视为文化革命有可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保证等等，其越过真理，就不是一步两步了。

　　认识上的主观武断导致了心态上的盲目自信，而一连串的成功经历，更使这自信发展到了自我膨胀的地步。“红中会”的发起组织一中“齐卫东”的领袖，曾只手擎天，揭开湖南文革造反的第一页；也曾挽狂澜于既倒，完成了推翻“二·四”批示、为“湘江风雷”翻案这一为不少人看来是不可完成的任务；１９６７年元旦前后“齐卫东”以炮轰陶铸之举，登上湖南文革舞台，也处于全国领先之列。他们中有人曾很认真地宣称：我们是通过搞刘少奇发现了陶铸的问题，通过搞陶铸又发现了周恩来的问题。也许正是炮打陶铸一炮命中，使其自认为已是百发百中的神炮手，自信周恩来早晚将成自己炮轰之下的亡灵。可事实上，几个乳臭未干的中学生，又能掌握了多少足以致周于死地的过硬的材料？他们又有多少可能能够得到这样的材料？但是，穿上红舞鞋的舞者，是欲罢不能的，何况他们并不欲罢。萦绕其心头的，只有“何时缚住苍龙”（据说黄杏英将此名句题写在其《毛选》扉页上，想必既是明志、亦是励志）的宏图远志。“八·十”决定发表两天后，“齐卫东”、“夺军权”炮轰周恩来的声明就出了笼。也许当局暂时对此未加追究，助长了他们的气焰，在北京中央领导人接见湖南代表的会场上，黄杏英等公然当着周恩来的面，要求只向戚本禹单独汇报，尽显年少轻狂之态。周撂下一句“小将们不信任我，散会”，拂袖而去。

　　有必要指出的是，对于来自“５·１６”兵团、“齐卫东”等的影响，“红中会”的决策层决不是被动接受的，既不是受欺骗，也没有被裹胁。至少在“红中会”的中上层，有着与“齐卫东”等相同的思想基础（这反映了文革中一个带有共性的现象，笔者在《思想史视野中的省无联与“新思潮”》中已略有涉及，有条件时将专文论述）和组织资源，这样他们才会踩着同一鼓点跳舞。如某些人以“红中会”的名义来炮轰周恩来的动议虽被总部李昆明、汤建平、吴春林否决，但整个“红中会”负责人和骨干中，却只有周永航等个别人非正式表示过不同意见。而“齐卫东”、“夺军权”炮轰周恩来事件后，“红中会”那个措辞含糊、立场暧昧的声明，表明的只是“此地无银”。

　　与北京激进团体的联系，“红中会”也自有相当稳定的渠道，如北京印东兵从１９６６年秋来长沙活动时起，就长住“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后又被“红中会”倚为客卿，羽扇轻摇，也是重要消息来源。“５·１６”兵团成员来湖南，李昆明、汤建平均出面送往迎来，热情接待。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４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砸“延安公社”抓“５·１６”分子，与长沙一中“齐卫东”成员唐亦安同被困现场的，就有汤建平。

　　当然，“红中会”与“齐卫东”等，某种程度上毕竟还是同中有异，如绝大多数“红中会”骨干对杨曦光的理论研究，虽然关注、同情，但并不完全认同，三中的汪卫东一度还有与杨“商榷”的打算。只有马里佩、陈某（四中）等一小批“新思潮”派，追随杨曦光左右，并贴大字报炮轰“红中会”总勤务站的“走机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嫌“红中会”左得不够。同时，杨曦光曾与于１９６７年秋来长沙的山东师院附中学生刘锦长（反康生的“渤海战团”成员，以“批判小组”、“十月革命”红卫兵的名义，在长沙市五一广场贴过支持“省无联”的标语），无视中央绝对禁止任何全国性组织和会议的规定，共同在长沙主持过一次有若干省份知青参加的全国下乡青年座谈会，并据此形成“调查报告”这一大事，“红中会”就未曾参与组织，而纯为杨的个人行为。

◇　“红中会”与“省无联”

　　参与组织“省无联”并随其垮台，是作为极左派的“红中会”的宿命。

　　“湘江风雷”平反后，其与工联的矛盾陡然升级，湖南造反派出现第二次分裂。“省无联”本是“湘江风雷”派用于对抗“工联”派的联合组织，但因周恩来在武汉的讲话中明确表示反对，多数组织宣告退出。因此，它基上仅是某些极左小团体和“湘派”中陈本望（五金工具总厂工人、湘江风雷“金猴战团”头头之一）一类失意者、游离分子的集合。

　　首先，它的成员结构非常杂乱，既有高校风雷、矿冶学院“井冈山公社”这类纯由大学生组成的精英型组织，又有长沙二机械厂“虎山行”、长沙卷尺厂“专保革命小将对外作战部”一类小单位的势单力薄的工人造反个体户。甚至，还混杂有如晶湘玻璃厂某些流氓分子在内的“东风近卫军”。

　　二是不定型，不少“湘派”组织虽然声明退出，可从上到下都有人与“省无联”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社会上某些专事“反迫害”或要求落实某些具体政策的小团体，也被视为或自封为“省无联”、却又无人出面澄清。由于组织边界模糊，以至后来为了将“省无联”凑成中央定性的“反革命大杂烩”，竟将参事室张伯伦（７５岁）、席楚离（８５岁）等一帮因对某些与当时政局无关的具体问题有意见而扯旗造反的民国遗老，也贴上了“省无联”的标签。

　　三是松散，省无联虽有周国辉（“高校风雷”）、张玉纲（矿冶“井冈山公社”）、孙君森（水电部长沙勘探设计院“毛泽东主义小组”）一干活动分子，却无稳定的领导核心和组织机构，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和明确分工。只见知名度最高的周国辉到处做报告，嘴巴十分快活。因此，除了时起时伏的舆论攻势和宣传战，“省无联”没有也无力挑起大的事端或制造大的事件，即便是两名中学“红造会”成员在省委大院因误越警戒线被军人枪杀的“１０·２１”血案，也没有被扩大为震动全局的风波。

　　由于“省无联”形象不甚整齐且组织涣散无力，“红中会”对其活动不算热心，申学崧、李昆明、汤建平、吴春林很少出席其会议，多是派周一知等为代表接洽联系，周则曾为“省无联”起草过“９·３０”声明。但是，为“省无联”招来灭顶之灾的，却有“红中会”成员杨曦光，他的一纸《中国向何处去》，导致了“省无联”的丧钟响起。因此，作为“省无联”中一支成建制、具规模、有实力的队伍，“红中会”是逃不脱失败厄运的。

　　顺便一提的是，那些先是参与组织“省无联”而后又退出的“湘派”组织头头，也因此付出了代价：“湘江风雷”的高层头头张家政、李仲昆又再一次进了监狱，身为省革筹小组成员“井冈山红卫兵”谢若冰、“长沙工人”张楚鞭，也在后来成立省革委会时，失去了本可能得的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席位。

◇　“红中会”与“工联”

　　前面说过，“工联”的成立与初期的发展与“红中会”有着密切关系，二者也维持过不算短的蜜月。特别是在宣传舆论方面，“工联”一度基本仰仗“红中会”。如“工联”刚成立，“高司”就抛出一篇曲解列宁有关著述而文不对题的文章：《打倒工联主义》，“齐卫东”当即反唇相讥，报以《揪出列宁主义的叛徒》。而至少在北京谈判开始前，“红中会”内部的大小会议上，都还可以见到唐忠富等“工联”领导人的身影。

　　“红中会”与“工联”的分歧，起于“湘江风雷”问题。

　　如前所述，“红中会”成立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为“湘江风雷”翻案。“工联”对此，起初也并未表示异议。

　　但“工联”是经过大半年运动反复洗牌后形成的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造反组织，根基牢固、阵容整齐、领导层相对得力，又内有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一帮谋臣策士打理日常事务，外有老谋深算、精于权术的省委机关“永向东”战团指点迷津（“永向东”头目尚春仁的夫人柳敬台乃长沙汽车电器厂监委书记，想必很方便对身为“工联”主要头头的该厂工人胡勇就近指导），更兼章伯森、梁春阳等省级领导干部的大力支持（甚至华国锋都在赴京谈判登上飞机的一刹那，发表声明，亮相支持“工联”），因而，其组织发展势头很猛，迅速据有了长沙地区几乎所有重要厂矿企业，“高司”势力逐次退回校园。更重要的是，此时中央正提倡按行业、按系统自下而上的大联合，“工联”的组织形式正符合这一方针，于是市值飙升，行情看好。胡勇、唐忠富很快便明白形势有利，权力宝座唾手可得，但想必也有了睡榻之旁岂可任他人酣眠，坐大的“工联”不容他人分羹之考虑，总之，对为“湘江风雷”翻案一事，日显冷淡，借口则是“二·四”批示乃中央文革所发，推翻“二·四”批示会令中央文革下不了台（唐忠富到“红中会”发表看法时，持此说最力）。这一来，自然令“红中会”、“井冈山”、“高校风雷”等极为不满。

　　１９６６年６月３日晚，在市总工会为次日部分“湘江风雷”成员拟在劳动广场召开大会公开树旗一事的各组织联席碰头会上，发生了激烈争吵。由于“工联”坚决反第二天的行动，不同意见的双方不欢而散。“工”“湘”矛盾自此肇端，“红中会”与“工联”的关系开始降温。但在中央正式表态之前，也未发展到分裂地步，７月初南郊武斗之际，“红中会”吴春林还曾会同“工联”核心头目雷志忠，冒着弹雨亲历现场，也算是尚能同生死吧！

　　中央关于处理湖南文革问题的“八·十”决定以后，“工联”霸主地位已定，身边又新有了“８·１９造反有理军”这样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中学红卫兵组织，“红中会”不再重要。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工联”确也并未放弃对这个昔日小战友的争取。１９６７年秋，“工联“与“红中会”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并发表纪要，共同重温战斗岁月，表示重新修好之意。可在释放完最后一丝温情后，彼此便陌如路人，关系降至冰点。

◇　“红中会”与“井冈山”

　　作为“湖南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的谢若冰，是成立“红中会”最积极的发起者，曾多次出面串联。但“红中会”正式树旗之时，“谢司令”不知为何却又推翻日前曾达成的共识，不愿削平“井冈山”的山头，而是要与“红中会”并存。还声称留有“井冈山”可以壮大造反派红卫兵的声势。基于谢若冰在文革历史中形成的地位，“红中会”曾给她预留了一把手的席位，但她却从未到职视事。虽行动上她十分活跃，组织上却处于游离状态，为此，引起一些人的猜疑。其间，她又写信给“井冈山”成员李亚雄（九中），指示其稳住张振洪（二十三中）等一批初中生，守住“井冈山”不放。但当时“井冈山”主力却已流失严重——中学生多去了“红中会”，佘大川、冯美琳、冯美瑛等中坚分子亦回一中另立山头，周国辉等大学生则组织了新的组织“高校风雷”。谢若冰便指示李亚雄陆续发展二中“红铁拳”、湘江中学“造反有理纵队”以及后来的长桥中学“战恶风”等不少组织作为“井冈山”的新成员。可始料未及的是，这些“井冈山”的新部属在工、湘矛盾中，却基本站到“工联”一边，令谢十分尴尬。

　　形势稍见明朗，即为“湘江风雷”翻案的斗争曙光初显之时，谢若冰便回到“井冈山”，并代表“井冈山”参加了北京谈判，直到最后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完结而安然退场。

　　虽有这一段故事，“红中会”与谢及“井冈山”的友好关系却始终未受太大影响，直至文革结束，二者基本上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如“井冈山”虽然退出了“省无联”，但其炮打章伯森之举，未始不是对“红中会”的间接支持。但是，若当时谢若冰入主“红中会”，结局又会如何？谁的命运会改变、？是谢，还是“红中会”？

◇　“红中会”与“红造会”

　　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９　日，刚发起成立了“红中会”的“齐卫东”又集合校内反“高司”组织成立“一中红造会”（一中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随即引起连锁反应。各校反“高司”的纷纷组织揭竿而起，风起云涌，蔚为大观——盛况空前的是二中，大小山头过百，单“井冈山”就有三支互不统属的战斗队。僧多粥少，教室不够用，连猪圈都被打扫干净用于“战斗队”办公——而且不少组织有成建制加入“红中会”的愿望。这本是“红中会”一统天下的大好时机，可其决策层却唯我独革、唯我独尊，竟想推广一中模式，即以“红中会”为核心筹组与领导各校“红造会”，其他组织虽可参加“红造会”并接受“红中会”领导，但不能加入“红中会”。此议一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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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0 15:10:07 作者：杨大庆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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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杂谈] ·文革中的长沙“红中会”

2008-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