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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长沙“红中会”

反有理军（红色造反团）”汤建平，一中申学崧，五中吴春林。

　　谢麓山后因故退出“红中会”，在７月举行的“红中会”代表大会上，增补刘建成为总勤务站成员。

　　３月１２日的会议决定将３月９日定为“红中会”成立日，并通过了袖章、旗帜的设计方案，还决定出版机关报《长沙红卫兵报》（该报先后由周永航、祖勇、易浪负责，共出五期），同时通过了对时局的宣言。此宣言的发表，是“红中会”正式登上湖南政治舞台的标志。在宣言中，它毫不隐晦其敌视省军区和“高司”的政治态度，但出于策略考虑。却并未亮出意在推翻“二·四”批示的底牌，而是强词夺理地将其解读为“中央批示只讲了湘江风雷有反动头目、而并未将整个组织都定为反动组织”，因此，一开始就公开了否定“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的观点。

　　３月１８日，“红中会”在文华剧院召开成立大会，自此，其活动开始产生较大影响。

◇　“红中会”的组织与活动概况

　　“红中会”成立初期，人员以原“造反有理军（红色造反团）”成员居多，三中、七中、十中、十一中、十六中、十八中、邮电学校、电力学校均为其建制单位。其他学校则为原“井冈山红卫兵”等下属组织，也有一些为反“高司”的独立战斗队。其主力战斗队、总勤务站活动骨干及各校负责人为：

　　一中“齐卫东”等（这几个组织几经重组，最后定型为“齐卫东”、“夺军权”、“新共工”、“擎旗”、“小老虎”五个战斗队，即日后的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组织的申学菘黄杏英、李筑银、熊爱珍；　　二中“旭日东升”兵团李峰、伍明、史中信；
　　三中“农奴戟”汤建平、潘建国、汪卫东、王琪、周一知、马里佩；
　　四中“红旗”刘某、陈某；
　　五中“造反到底”吴春林、李枝荣、黎敏中；
　　六中“反到底”周某；
　　七中“５·１６”吴正元、王福林；
　　八中“韶山人”、“锷未残”刘建成、肖坚、肖高立；
　　九中“飞鸣镝”、“重上井冈山”李昆明、肖志达、李祝双、李泉生；
　　十中“战犹酣”刘闯；
　　十一中“风雷师”杨卫华；
　　十二中谢麓山、周永航；
　　十四中“红旗”贺美如；
　　十五中戴某；
　　湘江中学“东彪”、“井冈山人”陈东海、杨大庆、黄公亮；
　　湖南师范学院附中易浪；
　　十六中胡乐多、周美芝；
　　十八中罗志强；
　　邮电学校刘彪；
　　电力学校祖勇。

　　“红中会”成立后的第一件重大行动，是大规模的下厂串联。在长沙汽车电器厂、曙光电子管厂、红旗内燃机配件厂、新华印刷厂、长沙矿山通用机械厂等大小工厂乃至岳阳、衡阳、株洲、湘潭的工矿企业里，都有“红中会”成员活动的身影。４月７日反“高司”的湘潭“红造联”成立时，汤建平、谢若冰还前往祝贺，并由汤宣布了“红中会”、“井冈山”等组织发起的再封《湖南日报》的“特大喜讯”。

　　汤建平如此欣喜若狂是有道理的，因为１９６７年４月７日的再封《湖南日报》，是“红中会”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当时形势的一个重大转折，是“高司”由顶峰向谷底滑落的拐点。在此之前，《湖南日报》是省军区的喉舌，实力本处下风的“红中会”、“井冈山”等，以小击大、以弱敌强、几经拉锯，在日益增多的造反派工人的支援和报社内的造反组织“红色新闻兵”（黄振东为首）的策应下，竟将其拿下，自然很长志气。更重要的是，此刻工人造反组织“工联”的成立尚在酝酿之中，各大厂矿的造反派工人与“高司”的斗争原本处于各自为战、分散抵抗的阶段，而以此事件为契机，纷纷亮出旗号，很快形成了统一阵营。如长沙汽车电器厂“造反有理总队”，就是在此时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反“高司”的政治立场，并以此为旗帜，得以集合了全市各大工厂企业的造反组织。此后不久，在“红中会”、“井冈山”、“高校风雷”等学生组织的大力协助下，长沙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联”宣告成立，长沙两派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在对工人进行活动的同时，“红中会”等也积极争取各级领导干部的支持，与支持造反派的省级领导干部章伯森（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梁春阳（省经委副主任）等人，建立了密切关系。“４·７”再封《湖南日报》后，梁春阳于煤炭厅办公楼内，约见“红中会”负责人申学崧、李昆明、汤建平时，就明确地面授机宜：要搞大动作，造成大影响。

　　４月２２日，章伯森、梁春阳领衔，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工联”，带动了从省委到基层一大批领导干部，投向造反营垒，湖南文革形势大变。

　　随着形势好转，“红中会”亦不再隐瞒其为“湘江风雷”翻案的目的，一夜之间，为“湘江风雷”翻案的标语刷满全城，尔后的五一大游行中，翻案口号喊得最响的也是“红中会”。

　　５月９日，由于湘潭锰矿“红造联”一名成员的非正常死亡，引起了造反派与军区矛盾的进一步升级。“红中会”、“井冈山”、“红造会”、“高校风雷”等学生组织在省军区门前开始了绝食斗争。为防止事态扩大，省军区派出政治部副主任崔林与绝食学生谈判，“红中会”的代表为１９岁的汤建平。谈判时，崔林建议汤等人进食，遭汤拒绝，双方不欢而散。随即“工联”和各组织紧急磋商，汤建平代表“红中会”建议：若军区再不答应条件，便停水、停电、停交通。此议得到唐忠富（“工联”负责人，后为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首肯。曙光电子管厂、红旗内燃机配件厂等厂的工联组织，也开始在五一广场静坐示威，声援绝食学生。

　　次日谈判，汤建平等人气焰更盛，扬言：二十四小时内军区不作出满意答复，将实行三停，因此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要由军区承担全部责任。省军区崔林却大不以为然地回击：你们也太高估自己的力量了吧！汤则口气更硬：走着瞧！

　　由于双方均不肯做出实质性让步，局面僵持。胡勇、唐忠富等工联负责人在认真评估了实行“三停”可能造成的恶果后，采纳了周国强（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的建议，围魏救赵，以砸“省红联”（即“红色造反者联合委员会”，系“高司”派的大联合组织）转移斗争目标，恰逢此时中央文革又发来“吃饱饭，睡好觉，养足精神闹革命”的电报，绝食斗争借机遂告结束。

　　五一大游行后，以“工联”为首的造反派基本控制了长沙市区，“高司”只留下个别据点，大部队退回河西。“红中会”孤军深入，派出一支文艺宣传队至河西荣湾镇进行反“高司”演出，结果引起冲突，未果而返。

　　６月６日，部分无组织群众进攻孤悬河东的原中苏友好馆“高司”宣传站，酿成流血事件，数人死亡，长沙城内气氛极其紧张。当晚十时，市公安局掌权的“高司”派组织“公检法夺权委员会”（原市委警卫处干部梁俊杰为首），面临流血冲突态势，竟全部避难躲进省军区，使市公安局几成空城。次日，不明真相的群众蜂涌而入，使公安局大院如同任人出入的集市，很多市民深感不安。“红中会”获讯即迅速组织队伍进入公安局，把守住各进出口，初步控制了局面。入夜，成立不久的长沙警备区司令部派员接管市公安局，“红中会”办完移交事宜后即退出，文件档案、钱粮财物无一损毁遗失。

　　进入６月，因“工联”对“湘江风雷”平反持消极态度，“红中会”与其关系开始冷淡。而赴京谈判代表名单中，有大局将定方临阵倒戈来投的原“高司”派成员“８·１９造反有理军”，却无“红中会”、“高校风雷”，更是引起纷纷议论（李昆明当时的解释是：“红中会”将名额让给了省水电厅副厅长贾镛）。不过，“红中会”仍然继续参加了由“工联”牵头的大多数活动，如“６·６”惨案后在《湖南日报》召开的一次各组织联席会议上（黄振东主持，唐忠富、汤建平均出席）决定成立“制止武斗指挥部”（办公地点为省体育馆），“红中会”即派人参加。

　　中央“八·十决定”为“湘江风雷”正式平反后，长沙城内报复打人成风，不少“高司”派成员遭到迫害。“红中会”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抓人打人，同时重申纪律约束其下属组织，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抵制这股歪风。

　　由于江青以中央文革负责人的名义号召“文攻武卫”，“红中会”也成立了自己的武装组织，由汤建平负责指挥。

　　７月２３日，湖南医学院武斗中，一名十六中红中会成员阵亡。

　　９月初，汤建平率百余人随“湘江风雷野战兵团”西征涟源，途中遇伏，汤腿部中弹，随征的红中会成员三死四伤。青春少年空洒热血、无辜殒命，给生者留下了至今难忘的惨痛记忆。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正式从北京回到长沙后，局势渐趋平静。“红中会”参与了“省革筹”初期的工作，汤建平任职省革筹宣传组。随着与“工联”裂痕加深，“红中会”于１０月初撤出了派驻省革筹的工作人员，并参与组建“省无联”（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委员会）。至此，“红中会”与主流派（“工联”）的决裂已不可避免。虽然仍是湖南文革舞台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红中会”历史上最风光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　“红中会”与“极左派”

　　林彪在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４日于北京接见驻湖南的４７军军长、“省革筹”小组组长黎原时说过：湖南的突出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

　　显然，林彪所指的“极左派”，就是“红中会”一类组织。而“红中会”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也确实是“极左”。

　　红中会的极左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炮打周恩来，二是组织“省无联”。

　　而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一中“齐卫东”、“夺军权”，及北京“５·１６”兵团等激进红卫兵团体的影响所致。其在理念、思想方法、心态三个层面，均有明显的表现。

　　从理念上说，“红中会”陷入了已成思维定势的“宁左勿右”、“越左越革命”的传统泥潭；而且是泥足深陷、不能自拔，高烧不退、头脑发昏，以至一时失去了正常辨别、判断周围事物、事件的能力。如林彪的“１０·２４”讲话明明是指责“极左派”的，某些“红中会”成员却宣称“当今‘极左派’就是响当当的‘毛林派’”；又如“极左”明明是当时当局花大力制止和纠正的倾向，中央、中央文革诸人的多次讲话都是明证，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更对此有集中阐发，但“红中会”却充耳不闻、我行我素，从不讳言自己“极左”。新鲜的是，其中某些人（如九中“重上井冈山”李祝双、三中“新思潮”派马里佩）常挂嘴边、津津乐道、自我标榜，引以为荣的竟是毛泽东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一句话：“无产阶级思潮的一个派别，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观点”。令常人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此中深意何在？是无产阶级天然就“左”？还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有益革命？当然，毛泽东确实历来对“左倾”的批评都温情脉脉（王明除外）——他甚至认为犯左倾错误者是对党“忠心耿耿”——上面那段话也如此。但批评毕竟是批评，不是表扬、更不是鼓励；据此而一味求“左”、为“左”而“左”，岂不糊涂。

　　从思想方法上说，某些“红中会”成员十分主观，往往以揣测代替分析、以传闻代替事实。如高层斗争、毛周关系，时过四十年之今日，也仍无人敢断言已弄清楚。但当时有人却凭张建旗（北京钢铁学院学生、以反周恩来为宗旨“５·１６”兵团主要负责人）、印东兵等人的小道消息，认定有“‘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周恩来是文革的下一个打倒目标”。再如“二·四”批示，乃中央文革发出；“八·十”决定也经毛泽东首肯，可就有人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妄自断定镇压“湘江风雷”、扶植“工派”压制“湘派”，均系周恩来所为。

　　附带说一句，湖南的反周势力还有省话剧团“文艺界红色造反团”宋绍文一脉，其源头据“长沙工人”头目张楚鞭称为北京的军艺“星火燎原”。宋在北京谈判期间，多次向张灌输反周思想，而宋因故提前离京时给“高校风雷”刘荣华留有一封长信，谈的也是这类问题。至于宋绍文与某些“红中会”成员的活动是否重合甚或交叉互动，笔者未曾与闻。

　　在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上，“红中会”也表现得极其主观。如经过七、八、九三个月的急风暴雨，刘少奇事实上已被打倒后，毛泽东“从大乱走向大治”的急切心情已溢于言表。他发出“现在论到小将们犯错误了”的警告，指出“没有必要一定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整肃王、关、戚，等等，都是明白无误的信号。而“八·十”决定只将“左派”桂冠授予“工联”，尤说明控制局面的实力与造反精神相比，更为高层所看重。但一中杨曦光却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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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0 15:10:07 作者：杨大庆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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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杂谈] ·文革中的长沙“红中会”

2008-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