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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干校述论

动和劳工的概念理解为体力劳动或工农劳动者”，因而在尊重工农劳动者的同时，又表现出知识分子自身对“念书人”的鄙视。“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一种社会的蠹民吗？”　“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不是皇帝不是做官的读书的，而是“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这些话很容易使人们联想起俄国十二月党人所说：“从来都是鞋匠们造反，要做老爷；当今却是老爷们造反，为的要做鞋匠。”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探索中，在长期以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民为主力的波澜壮阔的民族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制定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成功地解决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问题，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随着形势、任务的根本变化，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必须随之与时俱进。“革命从城市转入了乡村，有一个是否看得起农民的问题；革命胜利了，转入城市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又有一个是否看得起知识分子的问题。”但是，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虽几经反复，知识分子实际上还是被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后来甚至看成是‘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以利用这种观点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在这些问题认识上的失误，是产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根源。“文化大革命”中，这种错误发展到极端。知识分子不仅在实际上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更在民间被戏称为“臭老九”，成为“再教育”的对象。

　　长期的宣传使知识分子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染上一种“原罪”意识，有人甚至被一种道德自卑感所笼罩。一些文化人默认了自己的“资产阶级”身份，认为知识分子确实需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再教育”的理论。反之，一些人以“大老粗”为荣，在知识分子面前，只要亮出“大老粗”的身份，就自觉高人一等，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作为这种错误的派生物，在认识上否认脑力劳动具有劳动的性质，轻视或贬低理论、文化以及书本知识和课堂知识，轻视、贬低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劳动，直至出现“知识越多越反动”之类比反智主义更极端的虚无主义论调。与此同时，把体力劳动甚至是繁重的体力劳动的作用绝对化，把艰苦奋斗歪曲为苦行主义，希望以贫困落后的农村抵制城市舒适生活对人们的腐蚀；认为沉重的、原始的体力劳动是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站到劳动人民立场上来的必由之路，具有改造知识分子的天然功效，蕴藏着社会主义条件下反对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不尽源泉；仿佛这种苦行具有一种反修防修的神力，而贫穷则成为保持道德纯洁、精神高尚的载体，成为“继续革命”的动力……诸如此类的认识，脱离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体制建设的重要任务，把社会分工、三大差别、官僚主义等等问题归结为一个道德问题和觉悟问题，而这个道德问题只能在艰苦的环境中，通过艰巨的体力劳动，通过城市乡村化、知识分子体力劳动化才能解决。

　　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参加生产劳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在实际斗争中培养干部，这些都是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形成的科学理论与实践。但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这些科学思想被严重歪曲了，在实践中造成严重后果。五七干校及当时的许多“新生事物”，只有放在这些背景下才能有更深刻的理解。

　　◇　五七干校的衰落

　　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０年，各地五七干校相继转入培训在职干部，干校开始由初创阶段进入轮训阶段。１９６９年８月，黑龙江省革委会发出《关于进一步办好　“五·七”干校的指示》，要求各级革委会都要制定出在职干部下放劳动、重新学习的规划，有计划地组织广大干部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和学习；各级五七干校可采取长期和短期两种培训形式，分期分批轮训干部。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日至１９７１年１月２６日，“中央、国务院各部门‘五·七’干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肯定了五七干校创建以来的成果，总结了办校的经验，要求充分认识办干校的意义，明确发展方向，把干校长期办下去。会议还指出，当时干校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是机关实行“三三制”，干校主要是轮训在职干部；一种是机关精简，大部分人员下放到干校，有的正着手轮训在职干部；一种是单位撤销，全部人员下放到干校。随着“斗、批、改”任务逐步完成，干部陆续分配，干校根据需要适当调整合并，以轮训在职干部为主。分期分批，一般每期不少于３个月。学习期间，还要以干校为基地，实行学校与插队相结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央转发了这次会议的报告，作为各地干校的参照。

　　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后，在周恩来领导的１９７２年整顿中，极左思潮受到批判和遏制，中央三令五申要求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使他们的境遇有所好转。在这样的背景下，五七干校初期的一些极端做法有所调整，环境有所宽松。大部分建校初期来到干校的待分配干部或返回原单位，或重新分配工作；干校成立之初参与领导班子的各种“宣传队”陆续撤出；学员的主要成分已是在职干部。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干校的生产、生活条件已有较大改善，许多省、市级干校盖起了教学楼和礼堂。一些干校为保证学员的读书时间，缩减了生产规模，招收了青工、农工，建立起专业生产队，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也有所提高。在办学方针上，对看书学习更为重视，强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原著。与此相适应，干校的组织结构有所调整，除原有的生产组、后勤组、政工组外，又设置了教学组，配备了专职教学人员，学员队与专业生产队分离，生产、教学不断正规化。

　　随着正规化建设的发展，五七干校创办时期那层耀眼的光泽开始黯淡了。社会上对干校的作用不那么重视了。不少地方“提出要将五七干校搬回城里去办，有人主张换掉干校的牌子；不少单位向干校输送学员不积极，一般只送一般干部，领导干部基本上没有去”。一些干校转入轮训后，劳动时间越来越短，只愿意办短期读书班，不愿办下放劳动的长期班，学期也越来越短。因干校地处农村，城里的各种运动在这里已被淡化，这又被指责为“世外桃源”或“避风港”。

　　五七干校面临的种种问题很快引起注意并被着手纠正，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也就是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办好五·七干校，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一些地方的干校没有坚持正确的办校方向，指出“在要不要办干校和如何办干校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斗争。有的单位至今还没有办干校，有的干校劳动时间比机关还少，甚至成了点缀”；号召“领导干部带头进干校很有必要”，强调干校要办下去，要办好，要坚持办在农村，不回城市；要坚持“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不搞关门读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等等。１９７６年５月７日，邮电部发行一套五七干校纪念邮票（共三枚），图案为“认真读书”、“生产劳动”和“插队锻炼”。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后，“文化大革命”及其各种“新生事物”都被人们以新的眼光加以审视。五七干校也不例外。１９７６年底，中央领导正式提出“要办好各级党校”的问题。１９７７年４月，中央又提出：“中央党校和地方各级党校都要分期分批举办干部读书班。五七干校要一面学习，一面生产。”　“党校和干校都应该长期坚持，认真办好”。这种党校、干校一起办的局面立即使干校的地位矮了一截。各种报刊上有关干校的文章骤然减少。虽然此时囿于“两个凡是”的禁锢，干校的地位一时还难以撼动，但各级党校的恢复使它受到了质疑。干校是作为“旧党校”的对立物出现的，是在批判“修正主义干部教育路线”中产生、发展的。党校的恢复不能不使干校处在一种十分尴尬、被迅速冷落的境地。

　　１９７８年以真理标准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大潮兴起后，“两个凡是”的藩篱顿时瓦解。当年１１月９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报道，称为了加强和提高教育、科研工作，保证教师和科技人员至少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教学和科研业务，北京、上海市委分别作出决定，不再抽调大、中、小学的教师、干部和科技人员去五七干校劳动。同日，《人民日报》在题为《“六分之五”适用于一切科技人员》的评论员文章中说：“党中央反复强调，科学技术人员应当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学技术工作中去，至少必须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批评有的单位指定科技人员去五七干校，或分配各种与业务无关的劳动任务，“影响了他们对业务的钻研，对科技事业的发展十分不利，亟需纠正”。文章针对“科技人员就不要参加劳动锻炼了吗？”的质问，尖锐地批评说：“这样提出问题的同志，实际上至今还不承认科技人员是劳动者。在他们头脑深处有一种偏见，认为只有扛锄头、抡大锤才是劳动。因此，他们看到科学技术人员专心致志地搞科技工作，就认为是脱离‘劳动’。这是一种十分狭隘的思想。他们还不懂得，科学是生产力。科技人员所从事的工作，是为了发展工农业生产，这正是一种劳动，而且是艰苦的劳动。”

　　五七干校作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一旦社会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它便窘态百出。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５日，《人民日报》在题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京举行》的消息中，正式提出：“各地区、各部门的一些五七干校，可以改为本地区、本系统安置知识青年的基地。”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７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至此，五七干校退出历史舞台。

　　◇　五七干校的学员们

　　五七干校当初提出以培养“共产主义新人”为己任。一些曾在干校生活过的“五七战士”，每当忆及这段生活时也都无限感慨。实际上，真正具有典型意义和突出特点的是五七干校的前期。后期的、比较正规化的干校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到干校参加短期轮训的在职干部往往是形式主义地走走过场，已不可能对它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

　　五七干校成立之初，尽管报刊宣传中对它充满了美好的描述和热情的歌颂，但这并不能使第一批“五七战士”振作起来，因为他们都因此失去了在职干部的身份。但也有例外。一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严重冲击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为躲避单位里无休止的斗争、批斗，反而希望离开城市，到农村、到干校以远离漩涡，求得安宁和解脱。与那些因“问题严重”而继续留在单位里被审查的人相比，“到干校的甚至有一种被从轻发落的感觉”，老作家陈白尘在听到自己已被批准去干校时，竟“一时惊喜交集，不知所措”。

　　初期的五七干校的确笼罩着一层“与工农相结合”、“反修防修”、“反对官僚主义”、“理论联系实际”一类理想主义光环，不同于城市、机关的生活也使各类干部受到震动。柳河干校经验中说一位新中国成立前当过放羊娃的老干部重新拿起放羊鞭后，不由发出这样的感慨：“天下还有多少放羊娃、穷苦人没有解放呵！我怎能革命胜利了就享清福呢？今天赶着羊群爬山涉水，越走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越近，越走越觉毛主席亲。”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也表示，在干校“打掉了‘娇’、‘骄’二气”，“增加了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改变了自己原来“不懂工、不懂农的状况”。郭小川也曾被干校的生活所激动，他在诗中热情地写道：“走在‘五七’路上，就像在长江的大风大浪中畅游。”“风里来，雨里去，正是战士的享受！让时代的风风雨雨，痛快地洗刷我们头脑中的污垢；水里翻，浪里滚，能够炼成最硬的骨头。”不能说这些感情都是虚假的，确实反映了学员在某个特定条件下的认识。

　　以上这些只是五七干校的一面，１９７０年柳河干校的参观学习小组在中办干校参观时看到了耐人寻味的另一面。“在田间，遇见不少学员，他们都身着短裤，戴着草帽，穿着背心，或干脆光着膀子，身上披着一块白布单。他们身上晒得黑黝黝的，确实已和见到的江西老表没有多大区别了。这些人多数年龄较大，见到外人只是笑笑，缄口不语。就是主动攀谈，也不多说什么。”１９７５年仍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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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0 15:08:40 作者：郑谦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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