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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干校述论

发布日期：2008-7-20 15:08:40 作者：郑谦出处：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５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重要文章《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文章说：“今年五月七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提供了新的经验。”干校“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干部的世界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作为头等任务来完成”。“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

　　《人民日报》编者按说：“黑龙江‘五·七’干校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经验很好，建议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们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认真读一读。我们已经有了关于精简机构方面的经验，再加上关于干部下放劳动方面的经验，对如何实现机关革命化、干部革命化，认识就比较完整了。”“毛主席最近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的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

　　自此，“文化大革命”中又一颗耀眼的“新星”出现在世人面前。

　　◇　五七干校产生的现实原因

　　五七干校的产生，不仅是“文化大革命”一些基本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时解决诸多重要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

　　尽管在报刊宣传中五七干校的成立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它的成立首先是满足大量精简干部的迫切需要。１９６８年下半年，“全国山河一片红”，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全国建立，“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毛泽东提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据此，各级革委会成立伊始，进行了大规模的机构裁并和人员精简。例如，１９６８年初，河北省革委会把原省委、省政府全套机构精简为办事组、秘书组、保卫组、政治部、生产指挥部等五个组（部），工作人员仅为８０人。同年７月１１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的报道，肯定该县革委会把机构压缩为政工组、生产组、保卫组、办事组四个组，把办公人员由原来的近百人减少到３０人。《人民日报》编者按中指出，“实行精兵简政，是一场尖锐的、深刻的阶级斗争”，再次对精简加温。１９６９年７月，中央、国家机关的一个精简方案中提出，国务院所属６２个部门拟合并为２１个单位，下放的行政人员计２１万人。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成果”，竟然是使多数机关干部成为多余人员。

　　当时之所以下放那么多干部，一方面是精简使原有机关容不下多少人，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则是许多人已经失去进入新生政权的资格。经过“文化大革命”前期激烈的揭发、批判、斗争、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和反复审查，上层建筑各部门许多人都难免戴上了诸如“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坏分子”、有“历史问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类的帽子。按惯例，这些人是必须下放劳动接受改造的。再加上派性争斗的失势者及动乱中大量的挟嫌报私之类行为，精简下放的队伍更加庞大。

　　如此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必然要求空前规模的干部下放——不管它以什么名目和形式出现——与之相配套。当时比较普遍采取边精简、边撤并、边下放的办法。有的是让他们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农村或基层进行各种运动；有少数人被派到基层充实领导；有的采取举办五七干校的做法；多数人分批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

　　１９６９年初，某省革委会开始把大批干部下放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接受“再教育”。到当年１０月２５日，全省机关、厂矿、财贸、卫生和其他事业单位共下放３万余人，其中到五七干校的有１。３万人，到农村插队劳动或蹲点劳动（以劳动为主，结合搞调查）约１．５万人；下放当工人的约有３０００余人；结合劳动搞斗、批、改的近千人。此外还有百余人去当售货员和赤脚医生。某省一专区直属机关及各县直、社直机关，总共下放干部１。５万余人，其中到农村插队落户１万余人，办五七干校的５０００多人。

　　五七干校的创办及在短期内大范围普及，还有更为广阔的背景。从１９６８年下半年起，为安置大学停办、中学停课却又无法在城市就业的数百万中学生，各地均已开始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各大、中城市又开始动员城镇居民“到农业第一线去”。此外，１９６９年，由于苏联军队接连在中苏边境挑起流血事件，全国立即展开全面的战备动员工作，大中城市开始大规模地疏散人员。这几方面的因素汇集起来，使中国顿时出现了一个空前的城市人口向农村流动的高潮。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全国性的大背景下，各地的干部下放显得十分紧迫和仓促。

　　正是因为满足了这样一种安置干部的迫切需要，同时也符合干部下放劳动的传统，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得到高度肯定和普遍重视，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１０月５日，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发表后，按照惯例，全国各地纷纷敲锣打鼓，连夜上街游行、集会，张贴热烈欢呼和表态的大字报。各省革委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制定落实计划，坚决贯彻执行。黑龙江省召开数万人的誓师大会，宣布全省县以上革委会都要有自己的五七干校。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大批人员赴柳河参观学习、取经。到１９７０年９月，全国来参观的已达１３００多个单位，１．８万人次。从１９６８年１０月起，全国出现一个兴办五七干校的高潮。截止到１９６９年底，河北全省共办五七干校１００多所，其中省直５所，下放到干校参加劳动的干部４．９８３万人，其中省直１．２万人。

　　在这种热烈的场面后面，有许多无法言明的辛酸和苦涩。五七干校成立之初所接收的学员，大多属于安排性质，其任务就是“下放劳动”。其中，又有许多人属于　“有问题”的、待审查的及难于往其他地方安排的人员。１９６８年９月在北京郊区房山县举办的人民日报社五七干校中，学员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干部，其任务是通过参加体力劳动改造思想，“斗私批修”；另一类是有问题的人（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右派等等），“主要是交代问题、罪行，接受审查”，参加劳动。１９６９年７月，黑龙江省主管五七干校的部门在一份报告中承认，原省直机关存在“甩包袱”思想，把大量老弱病残和“有严重问题的人送到干校”。第一批“五七战士”并不奢望与那些仍然留在各级革委会中的在职干部攀比，他们最为关心的只是“下放干部还算不算国家干部？”“在五七干校有没有毕业时间？”

　　◇　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的理论

　　五七干校的产生，符合新中国成立后干部下放劳动的传统，同毛泽东突出强调通过干部下放劳动以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关系密不可分。

　　２０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各国，根据时代与国情等各方面的条件，都选择了国家主导型的赶超发展战略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政府靠计划调控一切，国家行政权力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格外突出。这种体制在努力完成赶超战略的同时，也造成了权力高度集中和行政权力的无限扩张，以及由此派生的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这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发展的代价。社会主义各国的执政党都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同它展开了长期的斗争，结果都不理想。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领导人中，恐怕没有谁像毛泽东那样高度重视执政后的共产党要密切联系群众，那样激烈、持久、不妥协地反对国家机关和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官僚化倾向，以防止党政机关干部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毛泽东充分估计到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把反对官僚主义当成贯彻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关系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问题。他告诫全党：“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官僚主义作风，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他认为，“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文化大革命”前夕，根据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认识，他甚至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认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由于时代的局限，像同时代许多人那样，毛泽东也把官僚主义当成旧社会的“残余”，是剥削阶级留下的东西。他认为，官僚主义的社会根源，“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的残余”在党和政府内的反映。

　　出于这种认识，为了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殚精竭虑，坚韧不拔，提出了许多富于想象力的、大胆的方法。除了开展经常性的整党整风外，他还提倡通过“四大”等形式实现“大民主”以反对官僚主义；主张在宪法中加上一个“罢工自由”，以扩大工人群众的权利；设想缩小工资差别，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尽可能地缩小等级差别，等等。由于认识未能深入到体制层次，他特别突出了通过干部下放劳动以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关系的意义。

　　他反复要求要精简机构、下放干部，从而“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以克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共苦的“危险倾向”。１９５７年４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指示中，把整风与党政主要干部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乡劳动并列，作为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十几天后，中共中央于５月１０日发出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指示》中说：“必须继续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传统。各级领导干部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步结合，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的一个制度。”

　　１９５８年２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把下放干部作为在和平环境中整顿作风、改进工作、改造干部思想、提高干部和知识分子政治觉悟和实际工作能力的根本措施；要求将下放干部同改革体制、紧缩机构、减少人员、加强基层结合起来；下放干部的主要方向是下乡上山，参加农林业劳动；预计在１０年左右，经过几次轮换下放，干部队伍和国家机构就会得到全面锻炼和改造。

　　１９６３年上半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面展开前夕，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指出，干部参加劳动是一件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极端重大的问题”。５月２０日，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发出的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单列“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一条，把它看做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同年１１月发出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后十条》），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四清”运动的要点之一，其中第七条便是“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１９６５年初，中央发出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在搞好运动的五条标准中，第三条便是“干部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与此同时，毛泽东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

　　１９６６年５月，毛泽东在他具有纲领性的《五七指示》中，要求党、政、军、民、学等各行各业都要学工、学农、学军、学文和批判资产阶级，都要成为一个大学校。实际上，毛泽东在这里赋予干部下放劳动以消灭三大差别、缩小分工等更为深刻的含义。

　　１９６８年，当毛泽东认定从走资派手里夺权、建立革委会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时，便再一次把干部下放劳动的任务提到全党全国面前，开始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改革国家机关和干部教育的实验。

　　◇　五七干校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内容

　　五七干校是根据《五七指示》创办起来的，是在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发出后迅速普及的。尽管各地、各级、各部门的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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