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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悲剧”的历史性警示意义

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号召人们“革尽人性，复尽天理” （均见《朱子语类》卷十三），就是要彻底消灭“人欲”，心中唯有“天理”；如此纲常伦理才能无条件实现，**统治的地位才能绝对巩固，其结果必然进一步扼杀了中国人原已饱受摧残的天赋特秉灵性创造性活力。

以南宋陆九渊和明代王守仁（号阳明，1472－1528）为代表的理学流派，即所谓陆王派“心学”尤其偏颇，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向外求理是荒谬的，只可向内求理；讲的是“知行合一”，却要求学者们不事真才实学，“无事空袖谈心性”，专司内心省察和修养，以至蔑视一切知识包括富国强兵的学问，非断送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前途不可。

南宋理学大兴，元承宋祚，明清一以贯之；理学代表人物朱熹被捧为孔丘以後第一人，甚至出现了“非朱子之传不敢言”的社会现象；打着孔孟旗号实则根本背离“孔孟之道”的“朱子之学”取得了真正独尊的官学地位，成为南宋末年直至清代的正统治国理论。明清两代，朱熹的代表作被定为“天下之人，童而习之”，“不容於辩论”的钦定士人必修教科书和科举考试法定标准，读书人能不“越读越蠢”？

明代尊崇儒家思想，其实际内容只是程朱理学。早在洪武三年，朱元璋就下令在科举的乡试、会试中，一律采用程朱一派理学家对儒家经典的标准注本，竭力提高程朱理学的官方学术地位，致使“世儒习气，敢于诬孔孟，必不敢非程朱！” 永乐年间，朱棣又命胡广、杨荣等人修“四书”“五经”和《性理大全》。同时实行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朱元璋和刘基规定八股文程式，命题必取自“四书”“五经”，并只能以朱熹的注来解释；形式上限制在八股体制之内，连字数多寡，也有严格规定，这和唐宋以诗赋策论取士的政策相比，更无自由可言。

至此，伪儒的“重农抑商”传统变本加厉而起，严加打击商业，大力贬低商人。在这种社会环境中，经商成了“不光彩”的事。从明清时期的各类墓志铭、谱牒可见，如果祖先经商致富，意味着可耻的“历史问题”，后人为昭示自己出身清白”，都吓得讳莫如深了。

明朝初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由长期缓进转化为全面停滞的历史拐点。永乐皇帝夺权篡位后发动的“郑和下西洋”，尽管规模和水准都超越了当时欧洲的航海活动，实则作为“虚誉”“自娱”的大手笔花架子政绩工程，一种强化绝对权力统治体制的非常手段，同创新精神、拓展商贸、科技进步等带动社会发展进步的要素风马牛不相及；轰轰烈烈的表象掩盖不了宿命般的历史悲剧性质。

黑格尔说，理性是普遍的，但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它才得到彻底的发挥；在东方，理性根本上处于沉睡状态。韦伯也说，印度与中国社会，理性化没有达到主宰的地步，所以合理的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

黑格尔可能是西方最早挑明中国社会无所长进的痼疾的明眼人之一。他看到中国在礼教拘束下，“自然界对人类的一切关系，主观情绪的一切要求，都被完全抹杀、漠视。”那儿“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的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

本来天经地义的私心进取积极性，惨遭“以理杀人”（清代思想家戴震语）的反人性“吃人旧礼教”压抑和阉割，但是活生生的人，利己要求是怎么也灭不了的，于是呈现了一种虚假、矫情的荒谬局面；表面上人人轻利重义，实则集体撒谎，“阳为道学，阴为富贵”，以至“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李贽《焚书》），在一派虚情假意中讨生活。正途阻塞，邪流奔涌；整个国家像是一座“假、大、空”厚黑盛行的超级大戏台，何来奢望灵性创造能力顺畅发挥驱使社会发展进步？

黑格尔勾勒出了中国悲剧最为鲜明的特征。真、善、美，真是第一，没有真，还有什麽善和美？难道伪儒“崇公抑私”的假仁假义不就是人间最大的撒谎吗？中国“国民性格”的虚伪性和阴暗面，太多阴谋、内斗和狡诈，莫非根源在此。

青年毛泽东尝言：“吾国思想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一针见血，鞭辟入里也。

君主政权为什麽不惜国家民族付出如此天价，三百年前黄宗羲说得明白：“使天下之人不能自私，不敢自利，从而以天下之利尽归於己”也。（见《明夷待访录．原君篇》）

历史经验表明，为了解脱上述三大“天无可逃”的魔咒，中国不仅需要建立具有“权力制衡”功能的政治体制，还须根本解决那困扰无已的“路轨转辙器”难题。否则，即便抓住机遇，风云际会，财富快速增殖，国力大为增强；还是走不上合乎 “性与天道”的“当行之路”，不能够顺畅发挥“人之所以为人”的灵性创造能力，无法跻身自主创新的先进民族之林。“大国崛起”，路漫漫兮修远乎？

五四以来，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同韦伯想到了一起，奋起打倒“孔家店”，批判儒家“吃人旧礼教”；但是不分真伪，几乎“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了”。那长期窃据道德制高点的御用伪儒，特别是以理学为代表的后期伪儒，作为一种劣质“心态文化”，好比某种顽固的“过滤性病毒”，深入脏腑，代代相传，不克自拔，更且时不时改头换面，重整旗鼓，不容“万物之灵”最可宝贵的创造性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如此“国民劣根性”盘根错节，即便搬来西方社会行之有效的民主共和政治制度，也会虚有其表，淮橘变枳；导致僵化、倒退、恶化、变质；即便效法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也压根儿实现不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却会造就一种畸形的自私贪婪、权力腐化、两极分化、公义荡然的“恶质资本主义”；当然也会出现堪以比美或较之“郑和下西洋”更加不惜工本的花架子“面子工程”或“政绩工程”，以及形形色色损失的现代版“郑和悲剧”。

神州“真假孔子双包案”，莫非中华民族“心态文化”恶质化症结所在，因而铸成了导致中国历史进程惰转不已的“路轨转辙器”。“郑和悲剧”，不过是这场涵盖巨大时空的历史性大悲剧当中，一出场面豪华、引人瞩目但颇易混淆视听，误悲为喜、以耻为荣的折子戏而已。

曾有人说过：“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著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状况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挨此出现。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单独推尊孔子其实汉朝所尊奉的孔子，只是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的一位假的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的孔子。若使说到学术思想方面，那孔子的变迁就更多了。所以孔子虽是大家所知道的人物，但是大家所知道的孔子未必是真的孔子。”--- 周予同《孔子》

“历代王朝在孔庙里供奉的孔子，都是假孔子或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孔子”--- 匡亚明《孔子评传》

“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时君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政治之灵魂也。”--- 《李大钊选集．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

一位美国知名汉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克里尔（Herrlee G. Creel， 1905－1994）所著《孔子与中国之道》（《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Way》），相信孔子有真假之分。作者认为，汉武帝时开始了对孔子思想的重大篡改，宋明理学家阐述的孔子思想不会被孔子认可。他说首先作出上述判断的是明代在华传教的西方耶稣会教士，他们质疑当时流行的儒学，认为充满迷信思想和知性谬误，主张返回到真孔子那里。结果传教士们把他们发现的真孔子及其思想传播到了欧洲，使当时欧洲许多有识之士深受启发鼓舞；通过这种渠道，孔子思想对于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并进而影响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他认为，如果现时的许多中国人不能适当地区分正统的国家儒学与被歪曲的早期儒家思想，那么，他们所有一切认识便都不是真实的了。

清朝满族入主之初，有过短暂的文化控制真空时期。此时知识份子沉痛地回顾了明亡的历史教训，认为理学和心学泛滥误国，起而批判宋明理学的空疏，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顾炎武提出以经学代替理学。黄宗羲则在史学上下功夫，以君主为“天下之大害”，主张君民共主，变学校为议政机构来代表民意等，具有民主共和思想色彩，并且反对“重义贱利”和“崇本抑末”之说，主张“工商皆本”。王夫之认为理不是高高在上、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是万物万事本身固有的规律、条理，“天下唯器（实体物质）而已，道者器之道也，器者不可谓道之器也。”直接否定理学的理论基础。颜元认为程朱陆王之学，使人成为“弱人病人无用人”，他们所推崇的“空静之理愈读愈惑，空静之功愈妙愈妄”，直截了当戳穿了所谓後儒的非孔真面目，认为：“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其後有戴震指出天理不在人欲之外，只存在於人欲之中，宋儒将理欲对立，把理说成欲外的东西是完全错误的，所谓欲外之理是尊责卑，长责幼的工具，是残忍的杀人凶器；他批评理学“其所谓理者，同於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入，後儒以理杀入，浸浸然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一些良知尚存的儒生经过考证，指出宋儒奉为神圣经典的《太极图》以至古文尚书，都可能是改头换面的变造品或後人伪作，由而动摇了理学的阵地。可惜他们的清醒观念和拨乱反正活动仅是昙花一现而已。

清室一旦大局既定，沿袭了明代的文化**，变本加厉残酷专政。雍正乾隆朝大兴文字狱，捕风捉影，穿凿附会，罗织入罪，满门抄斩、开棺戮尸，无所不用其极，实行文化恐怖高压政策，以重振後儒道统地位，逼得知识份子不敢再研究敏感的政治伦理问题，转入脱离政治，为考据而考据的考据之学，“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矣。在政府的支持下，早已失去生机的伪儒理学，仍然披着孔孟外衣，作为一具窒息国人精神的僵尸，高踞庙堂而不可易。

时至今日，历经近百年反复批孔、反孔之余，已经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出现了复兴“孔孟之道”的伟大转机，但“真假孔子”混沌依然，不少人仍以宋明理学为儒家道统正传，舍不得弃之如敝屐。黑白不分、积重难返也。

今天重温孔子儒家学说，自当明辨真伪，梳理清楚各自的基本价值观内涵以及相关历史真相，见得“儒家利益驱动原理”既非返祖“丛林法则”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绝不是伪儒反人性的“大公无私”型自欺欺人、误尽苍生的愚民高调；不难体认真儒作为“得其大本”、“两心调谐”的先进“心态文化”，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规律性，具有引导现代社会循正道健康发展进步的巨大潜能。

今天，宗教提供的“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仍然是至关重要的“道德孵化器”，但现代世界正在强烈呼唤理性的“普遍伦理”或“全球伦理”。还是那位韦伯大师，对现代化有个经典解释：现代化即“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理性化的技术，理性化的科学研究，理性化的军事训练，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机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理性化是社会进步的必然方向。孔孟真儒作为理性的“两心调谐”型思想信仰体系，既是中国的，也属于整个人类大家庭；一朝重新解说，融会贯通，与时俱进，经世致用；小康大同，东华西洋，无远勿届乎。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纪念“郑和下西洋”，最大意义应在于总结历史经验。

历史本来就意味着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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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19 18:13:57 作者：庞忠甲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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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