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程网 - 电子文库 - “郑和悲剧”的历史性警示意义

游客，您好

免费注册

用户中心

支持中心

加入收藏

	网站首页 \| 思想综述 \| 电子文库 \| 谈古论今 \| 现代杂谈 \| 网文荟萃 \| 思想学人 \| 华程商城 \| 华程论坛 \| 澳新信息库\|华程博客

	军事天地 \| 股票纵横 \| 深度探讨 \| 谈天说地 \| 贴图暴笑 \| 生活保健 \| 女性生活 \| 沧桑历史 \|军事外交 \|留学评估 \| 音乐速递

电子文库 - 沧桑历史 - 谈古论今 - 浏览文章

“郑和悲剧”的历史性警示意义

作为自我实现的场所，一种目的理性式的、计算的、专业的行为倾向构成了现代“职业人”的性格特徵。可见西方中古城市发达的市民阶级所发展出的风格独特的各种制度，

韦伯作为一个不懂中文的外国人，利用当时从西方传教士和殖民活动中获得的一点有关中国知识以及少量的被译介过去的经典书籍作为研究依据，能对中国问题的症结有如此深切的见地，真是难能可贵了。可是韦伯的中国知识和汉学研究水平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他显然未能揭开真儒蒙尘历史悲剧的帷幕，无从察知“真假孔子双包案”的存在。

中国特色的“路轨转辙器”把自己的历史引上了无所进步的陈轨旧道，千百年循环转圈不已。以至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Friedrich Hegel，1770 - 1831）谈到中国的时候，竟然认定：“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复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某种“路轨转辙器”之所以能够长期支配一个国家的命运，阻断发展进步的大趋势，决非孤立的“心态文化”独角戏所能为，必有政权力量的决定性支持与控制。诉诸中国和世界历史经验，若是一个国家、民族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意味着这种因循无已的“劣质转辙作用”堪以铸就停滞不进的超稳定运行机制，非经外力抨击，几有万世不易之静气。

这三个条件是：

1. 一个无制衡的绝对权力政权。

2. 一个可以用来支持绝对权力政权“常盛不衰”、“永世其昌”的思想信仰体系。

这种思想信仰体系，相当于韦伯所说的“路轨转辙器”，必定提倡愚忠唯上，压抑民众的个人自我意识，取消民众独立人格，否定民众自由发展的权利。

这种思想信仰体系，可以是神性的宗教，也可以是非神性的理论体系，但后者若为绝对权力政权所利用，往往会被赋予类似宗教的“神性”权威特征，就像中国的“儒教”那样，成为“不是宗教的宗教”或“另类宗教”。

3. “政教合一，教为政用。”统治者集世俗权威与精神权威于一身，思想信仰体系沦为从属于绝对权力控制下的愚民工具。

三者齐备，就形成了“天无可逃”充分条件。

这种情形，既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借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同属基督教文化体系的东正教地区，西方古代文明先驱、科学与航海的发祥地希腊，失去了蓬勃发展的势头；雄心勃勃的俄罗斯，以及一些东欧国家总是远逊风骚，上不了台阶？为什么坚拒宗教改革、脱离罗马教廷，厉行“政教合一”的海洋霸主西班牙，俄而一蹶不振，沦为欧洲突飞猛进大趋势的局外另类，包括它在美洲的广大殖民地，普遍明显落后于新教国家及其殖民地？

中国本来非常幸运。早在二千五百年前，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倡导以“仁学”为核心的理性儒家思想体系，提供了一整套“肯定人欲，引上正道”的伟大理念，堪当引导社会发展进步不止的优质一流“路轨转辙器”。

“人欲”者，出诸一切生物“趋利避害”本能的利己私心，光明正大，理所当然；但若一味追求自身利益，无视他人和群体利益，任凭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极端，成为与“唯我主义”同义的“自私”之心（孔子那时称为“贪欲”），就是驱策灵性能力用于犯罪邪道的万恶之源了（相当于基督教神学所说人类特有的“原罪”？）；到头来终要导向自己的反面，利益不保，遗祸大众，难逃伦理和法制的惩罚。

----“贪欲”不同于“人欲”，“自私”之心也不同于“私心”；它们既非同义词，甚至不是近义词。

“与鸟兽不可言仁”也。作为举世无双的灵性人类，必当超越与鸟兽虫豸共有的生物本能，摆脱“弱肉强食”型“丛林法则”的局限性，去寻求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

一切生命体当中，唯有“万物之灵”的人类能凭天赋特秉灵性能力感悟，弘扬“利他爱心”（公心）以调控那与生俱来、其势强劲、容易趋向自私极端的利己私心，从而建立良性的人际合作关系，可以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是为人类特有的伦理道德观念滥觞，藉此方能组建社会生活，走出史前蒙昧时代，呈现发展进步大趋势。

儒学“以人为本”，“以己为本”，“以利为本”；但以为人当因“自爱”而“爱人”，由利己私心升华焕发足够强度的利他爱心（公心），于是利己的努力不仅无害于人，还能带动集体、社会、国家，以至整个人类大家庭发展进步，在共赢的格局中实现利己效益最大化。（参见附录：参考文章之4）

这是因为，“爱人”可以“使人爱己”。“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章句下》）“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必先从人。无德于人，而求用于人，罪也。”（《礼志》）

摈斥爱心的自私或唯我主义者其实是傻瓜。所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爱心（公心）为你带来尊敬、赞美、信任、支持、多助、和谐以及安全感；因此，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弘扬利他爱心（公心），决不是否定个人重要性的苦行主义，更非无谓的自我牺牲，而是一种最为他人和集体乐於接受的爱己方式，或者说绝顶高明的利己之道；应是“万物之灵”生存和发展的要素，成功和快乐之源泉。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三者之中，“人和”是一切事业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人和”因 “两心”（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协同运行而发轫；一旦“两心” 协调关系达到当时当地条件下的优化状态，借用无线电学名词“调谐”，称之为“两心调谐”状态，则“人和”进入极致佳境。

证之孔子原话，《荀子．子道篇》有这样的记述：

孔子同学生们讨论“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贡对曰：“智者知人，仁者爱人”；孔子给予他们“士君子”的好评（相当于八十分吧）。

颜回答得最出色，说：“智者自知，仁者自爱”，直接挑明了仁的本源。利他的爱心（或公心）系由利己私心升华生成，行仁的根本动力源自利己私心；出诸“自爱”的利他之心，才是有源有本，或者说是靠得住的真性仁心。“仁者爱人”者，是“仁者使人爱己”的“自爱”表现；换言之，离开了为己的“自爱”，就“一切皆空”，什么事情也作不成了。于是孔子给予颜回最高评价：“可谓明君子矣”（打满分了）。（《家语. 三恕》有类似的对话记录）

仁者立足“两心调谐”型基本价值观，肯定“利己私心”天经地义的正当性，绝非否定“利己私心”的反人性的假道学伪君子，但也决不是自私的“唯我主义”者。仁者相信为人之道当由利己的“自爱”为基点，展现利他的“爱人”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遂能“使人爱己”，在共赢中获致安全、稳定、充分、可持续的回报，是为“仁者”实现“自爱”的高明正道。

因此，仁学是“为己之学”；是焕发灵性创造能力的创新求进之道。《大学章句》引用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强调不断求新，不可稍怠也。接着引用《康诰》曰：“作新民。”言鼓之舞之，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仁学”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三大部分：以“仁”为指导思想，运用“孔门心法”即优化求解的科学方法论 ---“中庸之道”，制订符合当时当地历史条件下的应循行为规范 ---“礼”，由此组成了一整套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仁－中－礼”三位一体，金声玉振、经世致用的普适性共性指导原则。

以“仁学”为核心，上切“模糊信天观” ，下接“社会发展目的论” ，三者构成了人称“孔孟之道”的儒家思想体系。

── 孔子的“模糊信天观”：孔子以理性立论，不涉“怪力乱神”，但相信存在至高无上的“天”，“万物之灵”应能感悟“天理”，找到“人之所以为人”的“仁学”真谛；从而提供了一种神学、哲学和科学互相包容，共存共荣，大而化之的人本主义信天观；据此，无论秉持有神论或无神论，中外古今一切优秀思想哲学体系的真理内涵，得以息息相通，交融无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利于调动一切人自觉贯彻“当行之路”的使命感和积极性。

── 孔子的“社会发展目的论”：“仁学”引导的“当行之路”，究竟可以通达何方呢？唯有将前进方向、近景和远景目标指点明白，方有大奔头，大决心，大动力，大作为。为此儒家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分阶段的大目标及其政策纲领，首先争取实现人际关系比较合理和人民生活相当富裕的小康（庶、富、教）社会，进而奔向“盛世大和平”，“大道之行也”的理想化大同社会。

孔子高度理性的儒家思想体系，是指引“人间正道”的大本大源之理，万古常青，历久弥新；但超越了两千五百年前上古中国的历史局限条件，缺乏现实的可行性，因此到处碰壁，甚至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尤其不幸的是，西汉武帝刘彻采纳御用文人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公元前179一104年）献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篡改真儒，草创“伪儒”，形成一种无限忠君唯上、扼杀自我意识的愚民“社会控制论”，作为强加于全体中国人的准宗教型思想信仰体系。还引申产生所谓“崇本抑末”、“士农工贾”为序的轻视和限制民间商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固步自封经济政策，其目的当然都是为了压抑民众的私心进取积极性，防范循此产生富裕的自由经济阶层，成为难於控制的离心以至抗衡君权的社会势力。

刘、董政治双簧贻祸最为深远的杰作在于精神禁箍，以“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说，倡封杀灵性自由翱翔空间，维护**大一统政权“永世其昌”的合法性。董仲舒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後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中国借崇儒为名的漫漫两千年文化**、精神黑暗时期就此开始了。

春秋战国政局变乱中，商贸活动自由发展，到汉初时“货殖”事业已相当发达；如太史公记述，“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等开明经济政策促进民间工商业日趋活跃，竞相发展，规模大有可观；可见带动科技、生产发展，引领冲出封建自然经济框框的蓬勃势头。

至于“轻利反商”，是御用伪儒逆乎人性、压抑、否定“人欲”，以维护绝对权力统治体制超稳定运行的社会控制手段；与“孔孟之道”黑白颠倒，泾渭分明。

汉武帝时开始推行盐铁酒等专卖，实施国营贸易政策，使得“商贾无所贸利”。昭帝（武帝少子）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盐铁会议进行检讨，“为政当局者与贤良文学之士，所说皆相背驰。”以御用伪儒为代表的主流派，借尊君重国名义压制商贾，认为放任人民自由，则垄断此种独占之利益者，益为强豪，逞私威而终至起逆节之心。持反对意见的“贤良文学之士”站在真儒“以民之所利而利之”的立场，认为：天子不应与民争利，国家管理盐铁，有害而无利；夺人民之利，後必穷乏，秦以蓄利沾民怨，构大祸，决非永久之利益也。结果当然是政府支持、伪儒唱和下的反商垄断政策获胜。

封建的农业社会，已然需要相当规模的商贸活动以维持运行，而且常常获利可观；于是统治者就把有利可图的大型商贸事业收为官营垄断，以所得供应宫庭和官僚奢糜无度的享受。从西汉盐铁专卖始，到清廷抄没汇兑业务，一以贯之也。

这样的反商垄断政策，从体制上堵塞了中国发展商品经济、由封建农业经济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前进道路。**王朝每到衰败失控时，社会活动自由度加大，往往出现民间商业繁荣的现象，可惜总是昙花一现、难以为继的畸形暂态现象而已。

早期伪儒虽然“重义轻利”，还不否定“人欲”的一定合理性。宋朝吸取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为避免陈桥兵变再演，置削弱国力于不顾，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和空前严密的政治控制，於是充斥极端虚妄非人道愚民悖论的所谓“理学”，假借儒学道统名义应运而兴。

理学家从佛教吸收了禁欲主义思想，提倡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安於现状，专注於阉割自我意识的伪道德修养；对“人欲”采取背悖常识公理的严厉压抑立场，不仅讳言利，排斥利，进而将董仲舒的“义利之辨” 发展成了“天理人欲之辨”。

集理学之大成的主流派大师朱熹（1130-1200）说：“人

共有5条文章页次：4/5

分页：

9 7 1 2 3 4 5 8 :

发布日期：2008-7-19 18:13:57 作者：庞忠甲出处：

(除特别声明外，本站不拥有文章版权，文章和观点也不代表本站立场。如引用请注明原始出处)

发布人：-----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谈古论今] ·“郑和悲剧”的历史性警示意义

2008-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