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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悲剧”的历史性警示意义

都北京城等浩大开支，早已捉襟见肘。这时大臣们纷纷进谏成祖罢远航，连当年支持下西洋的中书舍人袁忠彻等也进言“取宝之非”了。

1423年第六次下西洋期间，北京皇宫刚刚建好的三大殿被闪电击中，引发大火。明成祖认为是上天示警的凶兆，“诏求直言”时，翰林院侍读李时勉侍讲邹缉等都以“郑和下西洋”为不当之举。加上夏原吉报告国库收支困难状况，使得成祖不得不下旨暂停“下西洋”。

次年八月，明成祖第五次北征回师途中，在沙漠中病故。子仁宗继位后，夏原吉立刻上书，要求罢“下西洋”事，节约国用。仁宗言听计从，下诏曰：“下西洋诸番等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真的是“人亡政息”了。

于是浩浩荡荡下西洋的船队被搁置在南京港口，着郑和任“南京守备”（明制本无此职，大约因安置郑和而特设），率部下官兵修理南京宫殿。皇帝竟然不发给他们维持生计的月粮。当时南京的地方官李隆仗义上书请米，仁宗勉强同意，却拨下了专给囚犯吃的罪人米充抵郑和官兵的口粮。

仁宗在位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子宣宗继位。郑和副手为辛勤修理南京故宫竣工的军民请赏，岂料宣宗无故大发雷霆，命令司礼监斥责“郑和毋妄请赏赐”，甚至直接派人警告郑和“谨守礼法、毋窥伺朝廷，一切非理之事，不可妄有呈情。”

“下西洋”不仅经济效益阕如，政治上也没有明确有效的建立长远外交关系目标。郑和航海停止后，海外诸国与中国的关系马上就疏远了，“外藩贡使多不至”。宣德五年，在南京苦守六年，失意、失望至极的郑和，向新君提出了死谏。那时夏原吉已去世，宣宗为扭转诸番国朝贡不继，国门乏人叩问的失落局面，1431年1月派遣年届花甲的郑和，以较小规模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

这次郑和船队到达了回教圣地麦加，大多随船穆斯林实现了朝圣夙愿。据学者考证，1433年4月，郑和在返航途中病逝于印度的古里，葬衣冠于南京牛首山。也有另说以为郑和回国后在1435年去世。

来华纳贡朝拜的各国使节们，多要搭乘下次“下西洋”免费便船返国，恐怕这也是“下西洋”欲罢不能的一个原因吧。一旦罢航，最后一批使节回不去了，不得不在中国等了三年，直到英宗登基后，才有机会搭乘爪哇国的船只回去，但在海中遭遇风暴，不幸溺死了五十六人。

宝船罢航，海外诸国得不到明帝国的慷慨恩赏，很快离心离德，甚至心生怨怼，朝贡关系不克维持，来自印度、西亚、非洲诸国的入贡旋即绝迹；英宗正统年代之后不久，朝贡制度就名存实亡了。那时的明朝皇帝已经摆脱了《马克白》式心理危机，国势则走上了下坡路，上演“下西洋”型大戏的动机和能力均已消退，只能听之任之，无所作为了。

郑和以后，明朝全面封锁海疆，越发严格执行海禁政策。在《大明律》中关于海禁有这样的严厉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棉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可见禁令用刑之重。1500年时，朝廷禁止民间建船，凡建造双桅船只者一律被处死，到1525年，更明令拆毁所有远洋船只，不仅中止远航，而且连海军也不要了。从此开始了近五百年之久闭门自守的漫长岁月。

郑和和他的部下被冷落在南京期间，花了三四年整理出了大批“下西洋”资料，包括：历年航海日志、水军编队、生活安排、日常运作、开支账目、联络通讯方式，出使水程的海洋图，天文资料，造船工程图纸，郑和与朝廷的来往文书信件，郑和的私人文稿等等，汇编为《郑和出使水程》档案。这批极其珍贵的资料被移交兵部保管。

郑和船队实物几已荡然无存。上述“下西洋”官方档案资料，包括用生命和心血创造的航海经验以及有关国防机密等珍贵史料亦已完全失传，据说被明朝政府官员统统烧掉了，也有人以为燬于李自成攻入北京时的大火，或是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焚烧旧籍。所以如今无法知道每次远航的确切规模、到达地点和经过情形；幸有郑和随员的一些记述流传下来，如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其他如晚明作者茅元仪的《武备志》，一些碑刻，以及小说戏文稗史等，可供约略揣摩。

“罢宝船弊政”后，终有明一代，朝廷和主流政治界不再在乎郑和的伟大壮举，并且从心底里藐视甚至仇恨这位功勋彪炳的大航海家；没有任何一位文人为郑和写一篇传记，一切官书中都看不到关于郑和生卒年月的记载。直到清末的四百多年间，郑和的名字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所谓正史记载，而今唯有清乾隆时大学士张廷玉主编的《明史》的《宦官列传》中有寥寥不到八百字《郑和传》，其中关于郑和的身世，只有三十余字，也不提生卒年月。至于“下西洋”活动中大多数人的名字和业绩，早被当局弃之如敝屣，完全沉没于历史的海洋中了。

因此，今日缅怀和研究“郑和下西洋”，非常缺乏确凿资料来求证传说中的情节、规模和盛况，有些广为流传的说法其实出自话本小说。清代官方编修的明史《郑和传》记载“宝船”长44丈4尺（142.1米或466英尺），宽18丈（57.6 米或176英尺）；据查此数据可能来自一本名为《西洋记》的神怪小说。现代造船专家认为，运用最新高科技手段，也造不出上述大小可供实际航海的木质“宝船”。（作为中国现存最大的木构建筑故宫太和殿，明代称奉天殿，其长度尚不及此船的一半。）《西洋记》也承认，那么大的船凡人是造不出来的，幸得国师施法请来“鲁班师傅”等一众神仙相助。今天若要用科学方法考证这类基本的重要的资料，排除浮夸失实，背离常识，荒诞无稽之辞，或者说要“还原”传说中郑和航海的种种“世界第一”，恐怕不比石器时代考古容易了。

非同凡响的“郑和下西洋”，毕竟显示了中国人的高度智慧和能力；但无论从国家、民族，以至郑和本人和全体航海勇士们的命运看来，皆以沉痛不堪的历史性悲剧收场；如同一部华丽壮阔、凄美浪漫的史诗长卷，诉不尽神州中华反人性、不长进的自作之孽大格局中任谁也躲不过去的沉沦厄运。

铺陈至此，事态发展的深层原因已见端倪，“所谓明初“资本主义萌芽说”实属无稽之谈，恰恰相反，一切迹象显示，中国社会存在着某种产生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的不可能性。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偶然，“郑和悲剧”则是中国历史大气候决定的必然。

回顾本文开宗明义大哉三问，“梁启超问题”也好，“李约瑟”问题也好，其实都是“韦伯问题”的一个分支。如果中国存在一种自我否定“万物之灵”天赋特秉创造能力，不容发展形成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症结，那么“郑和下西洋”的封闭性实质、悲剧性结局，以至日后国运衰败，落后挨打，沦为鱼肉，就是早被这种内因宿命般予定，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

下文将就韦伯的中国问题展开上下求索谋解之旅。

下篇：风雨神州“真假孔子双包案”

人之异于禽兽，在于拥有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

世界上每个心智健全的人，无不具备生物共有的趋利避害本能，亦即作为进取动力的利己之心（俗称私心），应能驱策灵性创造能力，谋求最大限度增进自身的福祉，其合成结果可以造成社会性的发展进步大趋势。“发展是硬道理”嘛！

但事实上，并非每个国家、民族都在发展进步之中，就像“郑和悲剧”及其后续事态显示的那样，偌大神州中华好似集体丧失了“万物之灵”天赋特秉的创造性活力，长陷社会于停滞不进的状态而无以自拔。这种情形，应该怎样解释呢？

人们为中国寻找了一大堆理由。从地理环境、海岸结构、疆域大小、人口密度、治水背景，**集权、“儒家”思想 …… 以至象形汉字对人脑的“不良影响”等等。但启迪心智，真正“触及灵魂”之论，宜推马克斯. 韦伯。

韦伯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人们藉着这种“世界图像”试图解答下列的疑问：我们愿意“从何”得到解救，解救之後又“何所去”，而且……不可忘记……要如何才能获得解救。（引自Wolfgang Schluchter著《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顾忠华译，联经出版社，1987）

韦伯喻为“路轨转辙器”的“理念”，是指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可谓“文化的根本”、“根本的文化”，或称“心态文化”，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体系，具有“规定了轨道的方向”的重大影响力。

换言之，当人们因利益驱动谋求进取时，途中必定遭遇许多岔道，需要随时作出选择；不同的选择，造成了不同的社会发展趋向。韦伯比拟为“路轨转辙器”的 “心态文化”，是左右这样的选择的第一要素。如果大体选择对了，即便难免种种偏差，也能及时修正，维持上升的进步的势头。若是根本选错了，可能滑向悬崖峭壁，成为开除球籍的历史淘汰品；有的幸而没有落到这步田地，但因循往复转着圈子，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似有若无，长期不见长进，丧失了“万物之灵”存在天地间的积极意义。

不妨这样说，一种优质的“心态文化”，可以引导人们从生物本能的利己私心出发，因感悟而升华，产生足够强度的利他爱心（公心）；“两心”联合运行，驱动、调控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实现利己与利他的统一，每个人的创意进取努力，汇成社会发展进步的洪流，于是人类有了进阶不止，“与天地叁”的无限美好前景。

反之，劣质的“心态文化”存在两种极端典型：

1. 奉返祖“丛林法则”为圭臬，将利己私心推向自私极端，借灵性创造能力以损人利己，犯罪作恶，最终伤害甚至毁了自己。

2. 奉行虚伪的反人性道德观，把天经地义的利己私心和万恶之源的自私之心等同起来，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从而压抑以至否定利己私心的正当性，贬灵性人类为强权统驭下的驯服工具，扼杀了人生最可宝贵的创造性活力，阻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当行之路”。

把“心态文化”和经济动力联系起来，以解释世界各地社会发展趋向不同的内在原因，既暗合亚当. 斯密（1723-1790）或卡尔. 马克思（1818-1883）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可能有一种发蒙振聩的意义。

韦伯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他以为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ism）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

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称赏基督教新教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成功进行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

韦伯还是那时候少数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并实际着手研究的西方学者之一。他在1916至1919年陆续发表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中，专门论证中国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的原因。

韦伯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制度和技术等方面的特征之后，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些“物质的”、具体的因素上，有利和不利的方面都存在，而决定性的影响来自精神因素，即“儒教”（“伪儒”— 作者注）与道教的消极和传统的本质。断言“儒教”传统缺乏“入世制欲主义”（新教伦理中以聚财致富和节制消费为天职的信条）的积极因素，与资本主义精神格格不入，来反证新教伦理对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独特推手作用。韦伯从中国士阶层和西方市民阶级的对照中，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理想”。士的“君子”教育，培养的是娴习经典与礼仪的优雅格调，但鄙视专业知识，缺乏进行改革的动力。而道教所具有的消极避世和神秘主义倾向，也使得它无法产生改造世界的革命性的举动。相对地，西方市民阶级则是以世俗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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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19 18:13:57 作者：庞忠甲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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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古论今] ·“郑和悲剧”的历史性警示意义

2008-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