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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悲剧”的历史性警示意义

所发现或取得的所有岛屿和大陆的元帅，他和他的继承人永远享有这个职衔及相应的一切权利和特权；任命哥伦布为这些岛屿和大陆的总督和省长，他可以对每个下属官职提出三个候选人，以便西班牙国王选任其一；哥伦布保有这些领地所出产、交换而得和开采出来的一切黄金、白银、珍珠、宝石、香料和其他财物的十分之一，完全免税；凡涉及到这些财物或出产品的任何诉讼，由哥伦布或他的代表以元帅身份掌握审判权；哥伦布有权向开到这些“新领地”去联系经商的任何船只投资八分之一，取得利润的八分之一。

麦哲伦与西班牙国王查里一世订立的协定主要内容有：

—— 特责成你们在属于朕的海洋里发现丰富的香料以及朕最需要而且使我国获利的其他东西，……考虑到由于你们的效力，使朕获得很多福利以及扩大我们卡斯提王室的版图，为补偿你们的劳绩和面临着的危险，朕愿下令赐给你们，从你们发现的岛屿和大陆获得的一切利润和收入，以及损税和替朕征收的其他进款中，除去你们负担的开支后，给你们留下二十分之一。朕也把上述地方和岛屿的钦差和总督官衔赐给你们、你们的子孙与合法的继承人。”

西班牙、葡萄牙等王室的船队不过三、五艘，甚至只有一艘船，但它后面跟随着民间海商的活跃船只；每当开辟出一个海区，民间海商只要交纳“执照”税，便可进入规定的海域经营。

1492年8月出航的哥伦布的船队，仅有三艘，乘员八十七名；旗舰不到一百吨，也许不足传说中郑和“宝船”排水量的十分之一；到达美洲时，已经失去一艘，留下两艘也落得满身疮痍。但哥伦布和该期间的欧洲航海热，带来了地理大发现，开创了海上贸易的新纪元。

欧洲的航海事业扮演着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角色。从15世纪发现新航路起，许多欧洲国家在亚、非、美三洲建立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不仅为母国提供原料和出口市场，还进一步扩展了世界贸易，产生了庞大的商品需求；人们迫切需要采用机器和其他先进方法来增加品种、提高产量，成为促进科技迅猛发展，引发工业革命的强大动因。

“郑和下西洋”虽然谈不上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功能，却规模庞大，人数众多，耗资惊人，每次长途航行，要付出天文数字的代价。为了建造船只，明廷不惜“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据明史专家黄仁宇先生估计，第一至四次“下西洋”的开支，相当于国家两年岁收之钜，还不包括造船等各地支出的费用；如此一发而不止，却不能带来任何现实的经济效益。每次出洋，装载大量金银、铜钱、瓷器、饰品、丝绸、茶叶、棉布、金属器皿、各色农具等。遍历诸番国，宣诏、给赐，不服则武力慑之。换来的是“进贡” 专供皇室和贵族官僚享用的象牙、香料、珊瑚、珠宝、补药、珍禽异兽（狮子、驼鸟，以及误认为瑞兽麒麟的长颈鹿等）和各种奢侈特产，或者在异域采办一些珍奇玩物。说白了，好像一个携带巨款的家奴，为主子出洋采办奇货，以博君主“龙颜大悦”。此外，还要承担来贡人员的大量赏赐和高规格接待费用（永乐晚期前来朝贡的达六十多个国家；第六次下西洋时，跟随郑和船队来华的有一千二百多位“外宾”。）总的来说，这种航海活动“贡少赐多”，“厚往薄来”，根本没有像西欧航海业那样带来巨额商业利润，反使国库空虚，乃至严重损害国家经济基础。

有人指责宫廷权术斗争导致“罢宝船弊政”，归咎于一些身居要冲，崇尚“轻利反商”，鼠目寸光、妒贤嫉能、阴险毒辣的“儒臣”的阻扰和反对。实际上这种说法乱了思维逻辑，颠倒了正反黑白，看不到决定中国陷于每况愈下的悲剧命运的深刻原因。不敢恭维也。

船队所消耗的财富，必然转嫁到人民的税收头上，中国本土经济包括最富饶的江南地区的发展被极其严酷的高税率所抑制；成为明朝政府和人民的沉重负担。由于国家支出过大，赋役征派繁重，有些地区农民揭竿造反了；永乐十八年（1420年）山东女子唐赛儿领导的起义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支。如此大规模消耗性的郑和航海活动根本不可能无休无止地持续下去，注定要招来皇帝反悔和统治集团内部纷纷指责，无以为继，沦为绝响。那么大臣们的反对有什么不对呢？

郑和去世后，明宣宗之子，第六代皇帝英宗曾打算派遣都指挥马云等再度出使西洋，忠义前卫吏张昭上疏称：“今畿辅、山东仍岁灾歉，小民绝食逃窜，妻子衣不蔽体，被荐裹席，鬻子女无售者。家室不相完，转死沟壑，未及埋瘗，已成市脔，此可为痛哭者也。望陛下用和番之费，益以府库之财，急遣使振恤，庶饥民可救。”大臣们都认为言之有理，马云的西洋之行终未能成功。到了成化九年，英宗之子宪宗追慕先帝功绩，有意重下西洋，也为臣下痛谏阻止。正如一位老臣刘大夏所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谏也。”。以后明朝八代皇帝再也不提下西洋的事了。

如果说郑和航海能够促进中外商人进行海上贸易，那只能是所谓“贡舶贸易”：指外国贡使来华，除携带贡品外，准许捎带一些商货进行贸易。由于朝廷对此提供种种优惠，不仅一度全免税收，还高价收购其部分商品，多属亏本买卖。（《明史. 食货志》载，有司请征其税，明成祖曰：“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不听。）随着郑和航海事业的终结，朝贡和相应的“贡舶”活也就迅速衰落了。

由于彻底封锁了中外正当贸易的渠道，民间的走私与海盗结合了起来，特别是同倭寇勾结的走私和海盗活动，在沿海地区大肆骚扰掠夺，成为有明一代的心腹大患。一些有见识的官员察知关键所在，指出应在加强海疆军事力量的同时，取消海禁，重开海市；如此“不仅可使倭党自行溃散，也可使濒海之贫民假此为生，不萌参与寇盗之意”，“市通则寇转化为商，市禁则商转化为盗”，但未获朝廷认同，结果损失最重的是沿海民众和国家利益。

明代后期倭患渐息，特别在万历帝（神宗）近三十年不上朝，政府陷入空轉的乱局中，某些地区一度略有放松海禁，但仍然保持着苛刻的限制，束缚着海外贸易的正常发展。其后清朝制订了更加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一直延续到了鸦片战争前夕。

那么，明成祖当年不惜工本，大张旗鼓，派遣郑和远航究竟动机为何，应该如何定性？

按照梁启超的推断：“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好一个“虚誉”“自娱”。用现代政治术语来说，“下西洋”堪称一场中国古代最为不惜工本、劳民伤财的花架子“面子工程”或“政绩工程”；换来的只是在南洋转瞬即逝的“政治影响力”，没有给中国带来实际利益，没有影响到印度洋沿岸各国的历史进程，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贡献可说等于零。

历代**王朝，无不爱好花架子“政绩工程”，以虚誉自娱；然而，“郑和下西洋”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由独一无二的明成祖朱棣所促成的非常之举，或者说是一项孤立的超大型花架子“政绩工程”。过去未曾有过，此后不再发生，也不会激起连锁反应。

朱棣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得皇位，依靠杀人如麻、残酷镇压的高压恐怖手段，掌控着最高统治权力，好比莎士比亚心理描写名剧《马克白》（Macbeth）刻画的那位苏格兰篡位国王，生活在噩梦连连，夜不成寐，多疑和恐惧的异常心态之中，担心继位合法性不获承认，害怕天地祖宗的惩罚。他决意迁都北平，远离冤魂幢幢的石头城。他特别需要借助灿烂辉煌的圣德神功建树“政绩合法性”，换取“奉天承运”的“公允”、自信和安全感。

朱棣作为强势的篡位新君，当然会效法李世民，一位兄弟相残夺取大宝，具有类似不光彩经历的君主为榜样，向往盛唐贞观治世万邦来朝、不可一世的天可汗威仪，一床锦被何愁遮盖不了百丑？为要赢得大批夷狄番邦来朝，东面以大量恩赏为代价与强悍的日本暂时建立了宗藩与册封关系；北方蒙元残部威胁不止，形势仍然严峻；西部有蒙古帖木儿帝国阻挡；南方除了接壤的安南因内部事端引起明朝出兵干预外，海外诸国几乎从未滋事，一旦出洋宣抚，可期大见成效也。

朱棣作出南下出海召贡的决策，尚有以下支持因素：

1. 唐宋两代，海船制造和海运技术都有可观的进步。蒙元政府虽也借重“儒术”治国，但未受“儒家”（“伪儒”）传统的严格制约，奉行比较开放的外交和贸易政策。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不等统一江南战争结束，便诰谕海外国家：“诚能来朝，朕将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史》卷10）此时蒙古人在俄罗斯、中亚和东欧等地建立了钦察、伊儿、窝阔台、察合台等诸多汗国，中国派出的使者，可以手持令牌一路畅行无阻地到达阿拉伯和欧洲；海上漕运非仅需要，而且空前方便。元代“官本船”与私人航海贸易并存，并颁布了《市舶则法》，设立了保护百姓舶商的条款，因而“富民往诸蕃商贩者，率获厚利，商者益众。”（《元史》卷205）导致海上贸易繁荣发达。

元代无论航行规模，还是造船和航海技术，都超过了唐宋。元时中国旅行家汪大渊（1311-1350），在郑和出生前三四十年中，曾两次航海周游列国，写成了《岛夷志略》，记载涉及二百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印度洋沿岸和地中海沿岸做了详细介绍，提供了大量关于贸易、航线和民俗方面的珍贵记录。这时中国人眼中的西方已经由西域和阿拉伯推展到了欧洲。

明初集前朝航海技术和经验之大成，中国航海能力达到了巅峰状态；加之开国以来实行休养生息、移民垦荒和屯田政策等积累的财富，为“下西洋”提供了必要的技能和财力保障。

2. 郑和的个人因素值得重视。郑和原名马和，生于云南昆阳一个有名望的回族家庭。先祖为西域普化力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布哈拉）国王，归附宋朝，加封庆国公。宋亡，五世祖归顺元朝为官，后追封咸阳王。曾祖封滇阳侯。祖父封淮安王。祖父和父亲早年曾驾船漂洋过海，到达红海一带，去过天方（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城）朝圣；他们讲述东南亚、印度洋一带海外各国风土人情、珍闻轶事，并以远航圣城为荣耀，想必印象深植孩子心灵。

马和12岁那年，在改朝换代的干戈动乱中，被明军擒获，作为敌方子弟遣送南京，经过阉割，留在宫廷当太监，辗转落入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门下。

出身世家的郑和惨遭不幸，成为去势残废贱民，但歷史的荒誕性造就了命運的戲劇性。朱棣在夺权斗争中，不拘一格用人才，突破了乃父关于限制太监的禁令。马和长得浓眉大眼，体态健美，且聪明伶俐，才智过人，忠于职守，出入战阵，屡建奇功，深受朱棣赏识。夺权成功后奖赏“靖难”功臣时，马和因在河南郑家坝战斗中战功赫赫，被赐“郑”姓，并晋升爲四品内官监太监，这是宦官中最高的品级。

郑和目睹永乐帝猜疑、残暴成性，周围近臣自保也难。刑余阉人尽管立功受奖，忝列庙堂，总是成不了正果；加之出身不好，必须在歧视和倾轧中“夹着尾巴”讨生活。从郑和非同寻常的身世、才干和经历看来，必不甘湮没于险恶无常的宫闱政治漩涡当中。郑和若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找回失落了的自我，重拾祖辈雄风，突破前程极限，“下西洋”壮举当是最值得追逐的第一浪漫梦想。本同印度洋无所瓜葛的的朱棣，极可能受了“贴身顾问”郑和的直接影响，终于作出了“下西洋”以及委派郑和为正使的重大抉择。

3. 史家猜测“下西洋”可能与追缉被推翻后失踪的建文帝以及张士诚余部等有关，但至今无法确证。

朝廷存在对立的赞成派和反对派。赞成“下西洋”的除了永乐皇帝朱棣之外，一般不是朝臣，而是和尚、相士、太监和军人。这些人以各自的特殊身份影响着皇帝的决策。反对者则多为朝廷大臣，其中以经历了四代皇帝的户部尚书夏原吉（1366 - 1430）最为执着。大臣们的反对，固然有不满宦官参政的原因，但主要着眼于耗费巨资，不利国计民生；由于“下西洋”本来谈不上什么商业意义，所以反对派其实不涉“反商”这一命题。

夏原吉作为财政大臣，坚持反对铺张糜费的“下西洋”以至劳而无功的“御驾北征”等“不世伟业”，但不能违抗君命，一直兢兢业业，勉力筹划，保障后勤支持。永乐后期，国库经过多年支付“下西洋”、征伐漠北和安南、编撰《永乐大典》、修建大报恩寺、重新疏通大运河等一系列巨型工程，以及建设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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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19 18:13:57 作者：庞忠甲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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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古论今] ·“郑和悲剧”的历史性警示意义

2008-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