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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悲剧”的历史性警示意义

——风雨神州“真假孔子双包案”

引言

2005年7月11日是“郑和下西洋”首航600周年纪念日，从此每年这天被定为中国的“航海日”。五十三年前的1956年，台湾当局也将同一天定为“航海节”。

世界进入后工业化以至信息化时代，全球一体化蔚成潮流之际，有心“以史为鉴”，忆郑和（1371-1433 ？），知兴衰，不免面对以下大哉三问：

1. 梁启超（1873－1929）问题：

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将“郑和下西洋”与西方的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达伽马（Vasco da Gama, 1460—1524）等的航海事业进行了比较。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梁启超问题”：

“ …… 郑氏之烈，随郑君之以俱逝。则哥伦布之后，有无量数哥仑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郑和以后，中国航海事业终止，与西方的海洋地位差距越来越大，是谁之罪呢？

2. 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问题：

为什么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西方更为有效？而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的数理化知识以及相关的先进技术，却辉煌而迅猛地兴起于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以后的欧洲？

3. 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 1864—1920）问题：

较之于西方，中国尽管有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外在条件，但就像在西方和东方的古代，或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盛行的地方一样，在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这是为什么？

上篇：郑和悲剧的历史性警示意义

据说中国民间人文研究最热门的两件事，一是“红学”，另一个就是“郑和”。

从明成祖（1360 - 1424）永乐三年起，在1405至1433年的二十八年间，郑和率队七次下西洋，是值得长久缅怀和深入研究的重大历史事件。据传“下西洋”每次出动二万七、八千人，舟船逾二百、包括“宝船”等艨艟巨舰六十余艘，历访三十余国，航迹远达非洲东部，轰轰烈烈、盛况空前，充满了喜庆的意味；其史无前例的航技水平和宏大规模，激励着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自信。但是，从社会发展轨迹的历史视角看去，这一非常壮举背后的悲剧性警示意义，恐怕更应引起后人悚然惊心、深入检讨，痛切反省。

尽管郑和远航表明，中国人拥有称雄海洋的技术和财力，但结果自愿地退却了。“下西洋”成为中华帝国走向海洋的绝唱，国运趋于没落的一场“回光返照”，从此错过了世界史上首开新猷的大航海、大发展时代。此后的天朝中国虽然还有扩展疆域的表现，但从社会发展阶段而论，并无科技进步和体制革新内容，可谓无所长进，只是鲜有上升意义的“平面型”拓展而已；实质上国力与工业革命後的西方差距越来越大，终于在东西方不可避免到来的碰撞中一触即溃、一败涂地，割地赔款、屈膝求和、丧权辱国，沦为列强俎上鱼肉。

美国宇航局（NASA）的首席历史学家狄克（Steven J. Dick）聪明地将郑和航海故事的警示意义，用作发展美国航天事业的反面教材。2002年，美国政府意图取消探索外太阳系的“新视野号计划” （New Horizons，又译新地平线号）拨款。宇航局在敦促国会拨款的报告中引用了“召回郑和案”，写道：“1433年，当郑和的航队即将启程探险那未知的大西洋时，明朝皇帝却将他们召回了——从而中国失去了在哥伦布数十年前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机会。而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是否又要由于目光短浅而失去另一次探索太阳系外新疆域的良机？”最后说服国会批准了该计划，新视野号探测器在2006年1月发射升空，开始了探索太阳系八大行星之外的的十年征程。

邓小平曾多次语重心长地提到“郑和下西洋”，其意不在歌颂往日的辉煌，而是警告避免重演这样的历史悲剧。邓小平在1984年召开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深刻地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其中的质疑词“算”字讲得好极了。很多人以为“郑和下西洋”是开放的标志，如果不停下来，中国最可能保持海上先进势头，早早进入资本主义，成为走在世界前列的强国；其实是个大误会！

“郑和下西洋”和欧洲十五、六世纪走向海洋的热潮，是两类不同背景、不同意图、不同性质的航海事业。表面上可以比较高下，但内涵实质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

当时欧洲的航海热，因应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而起，在追逐商贸效果的利益驱动机制作用下，具有自由发展的创造性开拓功能，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

中国特色的“郑和下西洋”，则为谨遵皇命，宣扬国威，大把花钱，“俾天子声灵旁达于天外”，妆点朝贡队伍纷至沓来，威德遐被，四方宾服，“际天极地皆王臣”的盛世门面；纯属封闭性的钦差任务，基本上沿袭一些成熟的航路，既无发展经贸的明确意图，也没有长远的外交政治目标；如果郑和冒险去开拓新航线、探索新境界，是有违使命，不可想象的。因此即便“下西洋”再重复七次、七十次，即便早上一千年，即便真的到过欧洲、澳洲、美洲和南北极，除了劳民伤财，徒费国力，何尝能够富民强国、促进社会变革和发展。

回顾历史，自从西汉武帝（公元前157-87年）垄断盐铁、创轻商、贱商、反商政策以来，中国社会民间商贸繁荣的景象，大多昙花一现般出现在政局混乱，监管松弛，民间活动自由度较大的“非常时期”。一旦大局底定，皇权巩固，就容不得“资本主义”发芽抽枝了。

近年来，关于中国历史上早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很多。为了证明老祖宗不亚于洋人，本来自己也能发展进步到资本主义社会，于是出现了“战国说”、“西汉说”、“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等种种“萌芽说”，前后竟然相差两千多年；其实无论那一代，哪里存在过发展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气候，只是牵强附会一时商业活动活跃的暂态表象，雾里看花般梦幻错觉罢了。间有明初“资本主义萌芽”之说，将“郑和下西洋”与发展海外贸易搅和在一起说事的，无非又一个穿凿用智、聊供自慰的例子。

元末明初的乱局中，出现了沈万三（1330-1379）这样的成功大商人。据《明史》记载，江南巨商沈富，字仲荣，号称万三（家产万贯以上，排行第三），为新兴的大明朝输粮献金，承包三分之一南京城墙工程；起先皇上恩赏有加，实则“太祖屡欲杀之”。沈万三还想助朝廷犒军，帝曰：“匹夫犒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经马皇后劝谏，改戌云南，客死他乡。沈万三被捕时，立业之地周庄镇上株连甚多，有尽诛周庄居者之说。

洪武十九年春，沈万三长子“以户役故，缧赴秋官；时伯熙（沈万三次子）亦获戾京师，适与兄同系狱。” 伯熙当年就死在牢中。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沈万三女婿顾学文被坐蓝玉谋反冤案，诛连沈家六口，近八十余人同日凌迟。沈家可谓因为“富可敌国”，尽管竭力讨好君主，逃不过家破人亡，满门抄斩，财产籍没的悲惨结局。明廷仇商立场，由此可见一斑。

明代的抑商政策体现在官府对商业的过度管制（如市籍、专卖、海禁等制度），对商人的过度剥夺（如沉重的商税、铺行火甲等），以及严厉限制迁徙自由（如里甲、路引制度，实行城乡分隔，农民无法自由迁徙、自由进入城市市场。）等许多方面，而且还表现为官僚权贵利用特权经营工商与民争利。

至于海上贸易，尤在遏制之列。海商来去无踪，征税相当困难，最可能成为朝廷无法控制的强大异己势力。特权统治阶层为了满足穷奢极侈的需要，神州幅员广大，“天朝无所不有”，尽可予取予求；即便喜好海外珍奇，也可经由官方特殊渠道获得，无需指靠民间贸易。加上采行消极的海防政策，明朝建政伊始，即将“海禁”定为国策。

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1328-1398），在洪武初年就将“海禁”写入《大明律》，为否定航海贸易下了死命令：“严禁濒海居民及守备将卒私通海外诸国”，并将沿海军队和没有田地的贫民合编成戍守海防的军队，用以执行海禁政策。朱元璋多次下诏严禁沿海军民和海外各国进行贸易，并且对市场上私自贩卖番邦货物的商贩进行严厉打击。

明成祖朱棣向侄子建文帝朱允炆夺位篡权成功后，紧遵父训，在《即位诏》中宣布：“缘（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以遵洪武事例禁治。”在沿海官员奏称福建濒海居民仍有私自下海和外国贸易时，朱棣“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明成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亲自支持和主导远航事业的雄才大略强势君主，但他发动的“郑和下西洋”，显然没有带动民间海上商贸活动的意图，如果说发展了官营国际贸易，那么充其量只是“厚往薄来”的一时性的“朝贡贸易”罢了。

郑和船队浩浩荡荡，云帆蔽日，巍如山丘，浮动波上，实质上却是“孤帆远影”，它的后面没有，也不容许跟随民间海商的船队；及至清朝政府，甚至规定：片帆寸板不许出海，出界以违旨立杀。

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欧洲进行“地理大发现”的航海家们具有明确的经济目的。当时土耳其控制了地中海通往东方的传统商道。另一条从地中海经埃及由红海通往印度洋的海路，又控制在阿拉伯人手里；西欧基督教文化区的航海家们力图绕过东地中海地区的穆斯林势力，开辟到印度、东南亚、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的新航路，直接与他们做生意；而支持他们的国王们也期望从中获得巨额财富。

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西欧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是发展海上贸易的根本推动力；目标在于寻求新的财源，满足国库和社会的需要，特别是为新兴资产阶级事业开辟广阔的活动场所。

哥伦布在《致西班牙国王和王后书》中写道：“黄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宝贵的。黄金是财富，谁占有黄金，谁就能获得他在世上所需要的一切；同时也就取得把灵魂从炼狱中拯救出来，并使灵魂重享天堂之乐的手段。”他们被一种内在的经济力量所推动，一旦获得成果，受到既得利益的刺激，愈益焕发旺盛的进取精神。西方航海活动最初的“发现”，不仅不是其终点，恰恰相反，而是它的新起点，因而持续不断，历久不衰。其实，即使哥伦布没有到达美洲大陆，达·伽马没有绕过好望角，以后的几十年中，其他人也会这么做，不可阻挡地向全球扩张。

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不仅有强大的经济利益驱动原因，亦非盲目的冒险行为。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就已提出“地球”这一概念。公元2世纪，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在他的《天文学大成》中进一步论证了“地圆说”。十四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掀起了一场科学与艺术的革命，学术界发展了古希腊的这些学说，当时已有不少人相信地球是圆的，开辟新航路的探险家及其赞助者就都怀有这样的信念。但是那时的中国，天圆地方（“苍天如圆盖，大地似棋局”）的地平观念根深蒂固，也从来没有从科学上论证未知世界的存在。

从美洲发现者哥伦布1492年与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签定的五条协议，以及首次环绕地球成功的麦哲伦1518年（Fernando de Magallanes，1480－1521）与西班牙国王查里五世订立的发现香料群岛的协定，都可以看到这些勇于探险的航海家们相当于有大利可图的特殊承包商。

哥伦布与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签定的五条协议中包括：

—— 任命哥伦布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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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19 18:13:57 作者：庞忠甲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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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