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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他是多年的老朋友，原先他在共和国计委任主任，我则是苏联国家计委的第一副主任。他声嘶力竭叫喊说，部队正向市里开进，正在交火，他还请求停止派遣部队进入。我要他过半小时再打电话来，给我点时间了解真实情况。遇到这种复杂情况需要从不同来源了解信息。我当即又用电话要了普里马科夫和亚佐夫。是亚佐夫接的电话。我向他转述了穆塔利波夫打来的电话，请他说说当前市里的情况。国防部长以军人的干脆利落告知，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的命令，部队和内务部队正向市内开进，以便在宣布非常状态（1月20日零时）之前占据市内指定地点，维持社会秩序，制止群众性骚乱。他们是按计划行动的。但他报告说，在部队前进过程中，遇有卡车和公共汽车筑成的路障拦住道路。武装暴徒从墙脚和屋顶猛烈开火。部队已有伤亡。只有朝我们开火，我们才予以还击。
他报告以后过了不几分钟，穆塔利波夫又把电话打进来。我把亚佐夫报告的内容告诉了他，要他对人民阵线的头头及其国防军事总部（这个组织就是阿塞拜疆人民阵线）施加影响，要他们停止对部队开火，避免无谓的流血。在结束这次沉重的谈话时，我坚定不移地对穆塔利波夫说，考虑到共和国，特别是巴库出现的极为复杂的局面，我们不会停止派遣部队进驻市内。
在那个悲惨的夜晚巴库出现了什么情况，大家都清楚了。有关内容写得太多了。不过，遇到这种情况，对同一个事件免不了立场看法各有不同。死去的有士兵，也有武装暴徒，还有无辜的和平居民。
共和国的大众传媒，还有中央的某些媒体，把俄罗斯士兵说成是从地狱里放出来的恶魔，把他们描写成一群具有兽性的人。人民阵线非常善于操纵大众的社会意识，他们自诩为“民主思想”的体现者，处处都要与中央作对，特别是与俄罗斯民族为敌。而我们那些土生土长的俄罗斯族政治煽动分子这回又捞到了一个打击军队的机会。他们所攻击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我们国家最强大的东西：军队、军事工业部门、航天等。他们领到的是一个特殊的任务，而且也完成了这个任务。
每当回顾1990年1月那些日子的时候，我不由会把那些事件拿来同后来的主权国家阿塞拜疆发生的一些情况相比。过了不久，城市和乡村又冒出了烈火浓烟，有那么一位退伍上校居然宣布纳哈切万为独立的共和国，说来也巧，首都还是选在连科兰。那位“合法总统”在他那山村故乡只是抖搂抖搂胡子，于是那位原政治局委员、我的副手盖达尔?阿利耶夫就只好想方设法地挽救局面。不过，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无论事情发生在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还是俄罗斯人身上，又怎么能怪罪于人民，怪罪于普通百姓呢？如果这样，就实在是对所有那些1988年以来高加索冲突中所有死难者的一种侮辱和亵渎，其中也包括1990年1月的死难者。任何罪恶行径的阴影都不应该落到人民头上，不管是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苏穆加伊特还是巴库。有头脑的人总是会把兽性的人群同总体的人民相区隔的。极端分子和坏蛋只是其中的极其有限的一部分。
笔者在本书中谴责的，不是阿塞拜疆人民，而是阿人阵的那帮政客，是它的那些头头们。正是那些家伙，在那已经成为过去的1990年1月，把人民拖进了苦难的深渊。在那次可怕的冲突中，他们，唯有他们才是罪人。他们为了攫取政权，难道还会考虑什么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俄罗斯人或者犹太人的生命安全和福祉吗？
有个民主派撰稿人，大名叫努伊金，他在1991年年末毕生头一次来到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而且在那边的候机大厅仅逗留了几个小时。他在刊登于民主派报纸上的文章中，把这两个民族一个称为牺牲品，另一个称为刽子手。请问，这么一篇文章，能起什么作用呢？民族之间的纷争，无论是一次冲突，还是一场内战，总是会具有残酷和难以调和的特点。难道可以因此而归罪于某一个民族吗？被割掉的耳朵，当着亲人的面进行严刑拷打，号召俄罗斯同亚美尼亚人一起打一场反对阿塞拜疆人的战争——这些还远不是这位民主派撰稿人先生捏造出来的所有罪名。不过．难道他只是唯一曾经试图而且现在依然念念不忘想要把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这两个民族推向冲突的人吗？还有一些类似的政客，他们总是企图把民族悲剧中宪兵的角色强加到自己人民——俄罗斯人民头上，难道这不是对俄罗斯人民怀有病态的仇恨吗？
下面就是前不久一个当天到过巴库的记者在中央报纸上写的一则报道：

……也就是在事件发动前的几个小时，我得以访问了位于施密特中尉工厂文化宫的人民阵线国防委员会的参谋部。当汽车驶近大楼时，扑入眼帘的是无数公共汽车和小轿车。一群群年轻人站在那里，奇怪的是他们都身穿苏军制服，好像是一些海员。一群彪形大汉，身穿保护色军上衣，臂戴阿塞拜疆人阵的臂章，特别引人注目。
“我们的队伍里有大约十多万民兵战士，”委员会参谋长努拉丁?阿卜杜拉耶夫滔滔不绝对我说，“他们有的在巴库，有的分散在共和国各居民点。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自卫队从一个区调到另外一个区。如果出现紧急状态，我们完全有能力予以反击，或者使用必要的手段……”

果然，可怕的“反击”很快就出现了：响起了隆隆的枪炮声和爆炸声，天空飞舞着流星般的弹道。据亚佐夫报告，武装暴徒共有大约4万人。从哪里来的呢？难道这是孩子们在玩游戏，手里拿的全是玩具枪炮不成？这样的“游戏”直到现在还有人在玩，而受到这些千方百计只想夺权的坏蛋影响的，则是一批批跟政治根本不沾边的普通百姓。
国防部长把消息一告诉我我就明白，人民阵线的头头们是决不会住手的了。夜间传来的全面报告也证实了这种判断。疖子终于出头了。
沉重无比的不眠之夜就这样过去了。在这几个钟头里，我不断跟巴库的亚佐夫和普里马科夫以及莫斯科的克留奇科夫保持着联系。午夜时我又有两三次跟戈尔巴乔夫通了电话——他可是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同他谈话使我得出结论，想要就当夜发生的种种事件得到他的准确指示或了解他的明确立场，那纯粹是徒劳。最后他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话：“你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这叫什么话？是张皇失措呢，还是逃避做决定呢？正如在所有危机时刻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他的老“原则”又占了上风：事不关己……
20日上午，经过多轮电话磋商，决定当日中午共和国领导人乘飞机到莫斯科来。下午在苏共中央大楼，也就是现在俄罗斯总统办公厅所在地，在会议厅举行了戈尔巴乔夫同阿塞拜疆***中央局成员穆塔利波夫、加萨诺夫、马麦多夫以及已故的波利亚尼奇科的会见。莫斯科这方面除了戈尔巴乔夫，参加会见的还有 7人，其中也有我。会谈紧张复杂，情绪激烈。气氛也不可能轻松——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讨论主要围绕两个方面进行：目前应采取的措施，以及共和国领导问题。我们问，如果部队撤出，他们是否能保证市内恢复秩序？回答是断然的：不能。这样，紧急状态在市内一直持续到1991年的8月，也就是一年半还多。
讨论还涉及巴库生活正常化的问题。双方达成协议，为此将派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沃罗宁飞往阿塞拜疆，而多古日耶夫则在莫斯科负责难民问题，就这个问题起草政府决定。至于第二个问题——共和国领导的问题，阿塞拜疆***中央第一书记维吉罗夫应该离职，所以要作出决定，由谁来继任共和国***的领导。大家同意提名由穆利塔耶夫继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一致同意推荐加萨诺夫担任。他在观点上与反对派相近，这样，共和国领导班子就能显示出一种别具一格的民族和谐。晚上戈尔巴乔夫在中央电视台就巴库问题发表了告全体人民书。
嗣后有好几个月都在努力恢复局势的稳定，不过亚美尼亚人没有再返回阿塞拜疆，阿塞拜疆人也没有再返回他们在亚美尼亚的家乡。在1988年，将近200万人口的巴库居住着20余万亚美尼亚人。这是继埃里温之后亚美尼亚居民人数最多的城市。冲突爆发之前，阿塞拜疆总共居住着大约有50万亚美尼亚人。这是亚美尼亚境外该民族与其他民族混居人数最多的地方。可现在只有几千人继续住在巴库，主要是与异族通婚的妇女。“
民族主义恶魔还在继续肆虐，制造牺牲品。难道不该想想这件事吗？应该。谁在脑袋里想着现在和未来，而在心里保存着现在和过去，谁就是智者。这段过往的恩怨主宰着两个民族已经超过15年之久，目前还看不出有化解之道。紧接着格鲁吉亚又开始对奥塞梯人和阿布哈兹人进行镇压，而“全民普选的”总统竟遭到了“民主派”的炮击。然而下一任总统，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民主之父”谢瓦尔德纳泽，竟非常可耻地被颜色革命掀下了他如此钟爱的权力宝座。
当我一次次分析全苏当局、共和国当局、许多苏联人民代表以及广大社会公众当时的所作所为时，我不由得会问自己：1990年1月发生在巴库的悲剧是否可以避免呢？如果我们认真地、老老实实地解决民族冲突，特别是外高加索的民族冲突的话，如果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苏穆加伊特等地的问题，阿塞拜疆各区的夺权问题，伊朗边境设施遭到破坏的问题没有被委员会里无数夸夸其谈的废话空话所淹没的话，那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应该在这些问题刚刚出现苗头的时候立刻着手解决它们——既用政治手段，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用行政手段。
至于说到公众，特别是外高加索的公众，他们对所发生的一切有的很冷淡，有的则显然支持武装暴徒。而且有的加盟共和国国家政权机关也并没有遵循国际主义原则。例如，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一个委员会，于当年2月14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会上就1990年1月19日、20日巴库事件所作的调查发表过一个声明，现引一段如下：

……刑事犯罪分子利用这样的局势，于1月13日在巴库策动打砸抢和骚乱，导致大批人员死亡，主要受害者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民和共和国的劳动人民对罪行加以愤怒谴责，要求对组织者和肇事者给予严惩。
然而巴库以及共和国全国出现的复杂局势，不应评估为强行夺权的图谋……

居然是这样看。没有强行夺权的图谋。那是什么？是朋友们气氛和谐的约会？
如果连这样的问题都搞不明白，那要么是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废物，要么就是政治上的犬儒主义者。意图夺取政权的人们在民族主义狂热大发作的时候，同他们所仇恨的中央展开了斗争，因为阿塞拜疆的国家地位正是中央赋予的。
是的，这时你不由得就会想起，老百姓说的话真是充满了智慧：发动战争的是肮脏的政客和残忍的冒险分子，遭罪的却是普通老百姓。
当笔者写下这几行文字的时候，俄罗斯电视上正在播放巴库事件。护法机关的强大队伍正在平息人群的愤怒。这是阿利耶夫总统在现实地行使他的权力，制止国内出现混乱和破坏法制现象。任何一个正常的统治者都关怀他治下人民的安宁和国家的完整。
我们为了认识这样一个不可忽视的真理，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外高加索的熊熊烈火不能不影响到国家整体上的稳定。多年冲突造成的裂痕。延伸到苏联所有的共和国。立志破坏国家的人们希望苏联衰弱，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希望搞得它道德扫地。人们讲起充当宪兵角色的苏联军队和它的将军来，一个个义愤填膺，说一定要把军队非政治化，决不允许利用它来消除国内冲突。所有这一切都是所谓“激进民主分子”口号中的内容。他们正是在这些口号的帮助下攫取了政权，然后又唱起了别的调调儿。在经过了第比利斯和巴库这两次事件之后，他们恨不得把亚佐夫元帅和罗季奥诺夫将军剁成泥，而“民主派”的将军格拉乔夫呢，他在北高加索视察的那些部队，虽说已经换成了俄罗斯部队，可完成的不还是同样的任务吗？就在不久之前，车臣牺牲的又都是些什么人呢？
“改换颜色”的沃尔科戈诺夫将军在进入“民主”俄罗斯掌权后，曾经斩钉截铁地说过：俄国军队起着“稳定国内局势的极为重要的作用”。那么，“宪兵”的概念又该怎么办呢？在一次俄联邦武装部队领导干部的集会上，叶利钦令人印象深刻地声称：
“今天的部队不仅是国家安全的保障。它还具有保障稳定、保障俄罗斯经济政治改革的天职。”
这些说过的话全忘了。这位“宪法保障”在他的讲话中，居然也公然号召要用军队来保障经济政治改革了。在人民和祖国最艰苦的那些年月，难道不正是他和自己的那伙人，在恶毒地诅咒苏联当局和军队领导的行动吗？
国家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机体。特别是在一个具有联邦体制的多民族国家，经常会出现各种特殊状态——翻起分裂主义的浊浪，出现民族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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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19 15:55:09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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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