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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从波匈事件到反右派运动毛泽东否定八大路线、重提阶级斗争的思想历程

，言者无罪。人民内部的事情，人民有批评权；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还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久，民主党派就有多久；“监督”就是要批评和建议，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的主要的方法。有人提出，说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但又说可以罢工罢课，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毛答，大民主就是群众运动，阶级斗争。过去我们好些做法是这样，如肃反、土改。现在社会改变了，遗留的问题主要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工商业改造、知识分子改造，是小民主。有人说这个“小”不够，再来一个小，就是小小民主，和风细雨比较好。毛解释说，现在我讲的是有些机关、工厂、学校、合作社连那样的小民主、小小民主都没有，就只有官僚主义，这样就逼出一个大民主，所以出来罢工罢课了。宪法没有罢工的条文是不好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提倡罢工罢课。我们是提倡用批评的方法解决问题。只有对那些个别的、严重的、顽固的官僚主义，才用罢工罢课来解决，首先还是反官僚主义。[81]

毛的这个讲话，实际上就是党内整风的动员。会后4天，中宣部长陆定一便在报纸上公开宣布，中共要“安排一次全党范围的新的整风运动”。[82] 毛泽东似乎觉得言犹未尽，决定再讲一次。于是，又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与以往不同，这次会议邀请了科学、教育、文艺、新闻、出版各界160多名非党人士参加，比例达全体与会者的五分之一。[83] 会议的议题是传达毛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研究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还连续召集了几次小范围的座谈会，一边听汇报，一边谈意见，进一步阐释了他的想法。在谈到整风的打算时，毛说：“党内提过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还没有展开。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今年准备，明年开始，这也要酝酿一个时期。决议要在今年上半年做出来。现在党内还没有统一思想，哪种是官僚主义？如何批评？还不一致。要整风，那时就好批评了。”

显然，毛泽东不断地开会、讲话，就是要统一党内的思想。

3月12日下午，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毛泽东到会发表讲话，讲了七个问题，可以看作是对会上讨论的众多问题的总结。归纳起来要点如下：一、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这个变动比过去更加深刻。全国各个阶级相互关系都发生变化，所以各种不同思想都有所反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个大变动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新制度要经过好几年才能巩固。二、知识分子中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有敌对情绪的只是极少数，90%以上是爱国主义者，拥护社会主义，其中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不习惯，有怀疑，所以对知识分子要进行思想改造，但不能强迫他们接受马列主义。三、有些人好像讲阶级斗争为主就舒服一点，讲人民内部矛盾为主就不大舒服，不那么过瘾了。八大作了结论，人民内部矛盾突出了，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过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都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四、关于放和收，中央的意见是不赞成收，就是要放。有些人怕乱，乱也好，乱才有办法，乱然后治。中国不会出现匈牙利事件，就是出了也不怕。大民主不许可，小民主又没有，连小小民主都没有，那就非逼上梁山不可。五、共产党准备整风，中央决定今年准备，明年普遍展开，党外人士可以自愿参加。主要整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整风的方法和延安时一样，就是学习文件，自我批评，也可以批评，用小民主，和风细雨。最后，毛泽东肯定，这次会议邀请党外人士参加是有益处的，开得很好。他说：我们有两种会，一是党内的会议，一是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会议，这次会议党员和党外人士一起来开，是第三种会，是好的形式。[85] 党内整风邀请党外人士参加，这个想法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来的。

或许是受到与党外人士轻松谈话时的乐观情绪影响，或许是受到党内外联合召开会议的新形式的启发，这时毛泽东感到共产党整风需要来自党外的帮助和推动。不过，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对于他所倡导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氛围中的整风运动，党内外的反应却截然相反。

对毛泽东讲话反应最热烈的是知识界和民主人士。徐铸成回忆了在政协礼堂听到毛泽东讲话录音后的感受：“从录音里听到他在讲话时，不时引起哄堂大笑，并听到刘少奇、马寅初等同志插话，真是轻松愉快，谈笑风生，我们听了录音，也感到兴奋、舒畅。”[86] 章伯均听了毛的讲话后也是“兴奋异常”，立即在民盟以个人名义进行了传达，民盟还印发了讲话记录稿。章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评价甚高，认为“老毛对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政治的，也是哲学的，虽是矛盾论的延续，但有其创造性。这个概念还是一把时代的钥匙，运用好了，能建立起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方式”。储安平看到讲话的传达稿后激动不已，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87] 傅雷当年在给家人的信中把自己的感觉和理解讲得更加具体：“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88] 章诒和对此有一段精妙的评述：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和章储二人一样，他们的内心渴望着一种承担的机会。这种承担，既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也是一种自我证实的需要。而毛泽东的讲话，则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渴望和需要。[89]

毛的讲话传达下去之后，反响更大。3月6日至20日，全国政协召开二届三次会议，3月下旬至4月中旬，各民主党派也先后召开会议。与会者中有不少人直接或间接听过毛泽东的讲话，反应极为热烈。大家众口一词，表示拥护毛的讲话。[90] 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双百方针”：冯友兰称赞这一政策可以“保证我国学术的正常发展”。[91] 罗隆基认为，这是“扫除党与非党间隔膜，加强团结的对症良方”，“不仅可以减少郁积，消除隔膜，并且是是非愈辩愈明，真理愈争愈显，百川异流，总是同归于海”。[92] 在北京市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陈垣说，毛主席讲人民内部矛盾时，常常“反求诸己”，在知识分子本身来说，也要有“反求诸己”的精神。王蒙也认为参加这次会议是“胜读十年书”，对自己的思想改造提出了新的课题。[93] 上海各界的普遍反映是：听了这个讲话以后，对目前国内生活中的许多矛盾现象，都得到正确的解答了，眼界打开了，对今后的事业也更加充满了信心。“好些过去不肯说话或不多说话的人，这次都解除顾虑，滔滔地畅所欲言。好些座谈会上都有激烈的争论”。这种讨论已成为“上海知识界思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给初春的上海，更增添了蓬蓬勃勃的生气”。[94] 正像费孝通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所说：“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

上述很多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名人都是在听到毛泽东那番激动人心的讲话后，决心投入整风运动的，但其中多数人在后来被打成“大右派”。人们不禁会问，毛泽东此时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究竟是真心实意，还是预设圈套？这里不妨再听听当事人的感受。出席会议的作家舒芜认为，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引蛇出洞”的想法，“因为我亲自听了他的讲话。一个人假也不能假到那个程度吧，何况是毛泽东。这种感觉只有到了现场才会有。”[96] 当然，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人们的感觉，而是要搞清一个问题，即毛泽东此时提出整风的目的何在，是要打击党内的有害作风和腐败现象，还是要批判党外的错误或反动言论？从前引（当然不是后来修改的）毛泽东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看，答案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事实上，毛泽东当时最担心的是执政党因自身的问题而失去人民的支持，整风的矛头自然也是对准党内的。因此，应该说毛泽东这时是诚心要请党外人士帮忙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主张在党内遇到了重重阻力。

《人民日报》曾报道，许多著名学者专家认为：毛主席的讲话已经引起了党内外知识分子、干部和群众的普遍重视，但在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这些方针上，仍然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障碍，而其中最大的障碍是来自党内和领导机关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97] 这种看法符合事实，因为大多数党员干部对毛泽东的讲话抱着怀疑和抵制的态度。

在3月25日召开的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很多干部对毛泽东的讲话表现出忧虑和怀疑。讲到双百方针，“大家都赞成放，但仔细地研究一下，有些人仍然有种种顾虑”，他们“怕天下大乱；怕以后工作不好做，不好领导；怕放了毒草，群众会中毒”。有人说：“百花齐放，放就是收，放了紧接着要收。”有人说：“收是绝对的，放是相对的。”不少人直截了当地提出：“毛主席说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不好，但是我看了这篇文章，却看不出有什么不好。”[98] 湖北省委的报告说，毛泽东的讲话传达以后，“有些党的干部（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大吃一惊，他们怀疑人民内部是否存在着矛盾，他们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认为人民群众闹事要“由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负主要责任，是不公平”。对于在基层单位放手发扬民主和执行双百方针顾虑重重，怕“放”出错误的东西来难得收场，说“放”也可以的，但是“要首先解决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99] 甘肃省委报告，对中央的方针“党外比党内接受的快，情绪高”，党内则受到“很大震动”，部分干部，特别是党员干部，“在思想上还有程度不同的怀疑和顾虑、甚至抵触情绪”。在高级干部中，“思想基本搞通”的只是少部分人，大多数人“是原则上通了，也认为中央的方针、政策完全正确，表示拥护。但遇到具体问题，特别是与本单位和自己有直接关系的具体问题时，就不通了”。还有极少数人“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认为“革命几十年都没叫人监督，现在革命胜利了反倒要叫人监督了，真想不通”。甚至有人说，“党外人士、知识分子现在更嚣张了，不把他们整下去总不甘心”。[100] 山西省委的报告更加具体：毛的讲话在各级干部中传达后，“争辩之多，是空前的”。“多数人表示拥护，但对若干原则问题抱有怀疑和抵触情绪”，他们提出，如此强调扩大民主“是否会助长极端民主化？”“现在已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再要扩大民主，事情就更不好了”。又认为“闹事没好人，好人不闹事”，“不承认闹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也有个别人“公开表示怀疑和反对”，他们提出“这次毛主席报告的精神是否右倾了”，认为“毛主席的报告替民主人士、知识分子、资本家和过去的地主、富农说的话太多了，而替劳动人民说的话太少了”。“大学生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出身于剥削家庭，他们毕业后都将当干部，难道毛主席就不怕重复匈牙利事件的教训吗？究竟还要不要专政？谁专谁的政呢？这真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101] 就笔者看到的资料，上述情况，在黑龙江、广西、四川、广东、浙江等省委的报告中，都有普遍的反映。[102]

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怀疑、抵触和反对的情绪更加激烈。很多人都质问：“这个报告是否是毛主席起草的，是否传达错了”。有人说：“过去听了传达毛主席关于合作化的指示，日日印在心里，今天听这个报告实在听不进去”，甚至认为“毛主席这个报告太右倾了”。大多数基层干部都不同意把这个报告再向下传达或贯彻。关于两类矛盾，有的支部书记说：合理提意见的是内部矛盾，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就是敌我矛盾。还有人认为，成份好的人闹事是内部矛盾，富农和政治上有问题的人闹事就是敌我矛盾。对于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普遍反映是：对农民能用，对富农、反革命分子不能用；对贫农能用，对富裕农民不能用；对先进地区能用，对落后地区不能用。至于双百方针，认为城市可以实行，但农村不能贯彻。由于感到“党给群众撑腰，不给干部留脸”，不少基层党员干部工作消极，想躺倒不干，甚至有的提出退党。[103]

至于毛泽东提出的党内整风，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既然说整风运动是一年以后的事情，3月26日吉林省委下发的一个通知就把正在开展的“学习八大文件，检查思想作风”的工作与将要开始的整风运动断然区别开来。通知明确说：“这次检查虽然是以整风精神进行，但不等于就是一个整风运动”，而只是“整风的思想准备”。[104] 在他们看来，整风并非当务之急，到底怎么搞，目前还提不上议事日程。

所有这些材料，无论是来自上层还是基层，无论是党内报告还是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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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18 23:27:23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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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