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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从波匈事件到反右派运动毛泽东否定八大路线、重提阶级斗争的思想历程

各种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闹得对的，就承认错误，并且改正，闹得不对的，就驳回去。既“不能步步后退，好恶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也“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不能学段祺瑞”。应该耐心地做大多数闹事者的分化、引导和教育工作，而“对于搞匈牙利事件那样反革命暴乱的极少数人，就必须实行专政”。

至于那些没有行动，只有言论的人，毛泽东主张后发制人的策略：“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总之，毛泽东最后提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学问，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看，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

毛泽东的这番讲话，已经蕴含了他后来发动反右派运动的思想基础。不过，笔者并不认为此时毛泽东已经在设计“引蛇出洞”的“阳谋”。显然，当时中共急需解决的问题不在这里。从波匈事件后中共召开的几次会议和应对国内局面采取的方针可以看出，作为执政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共面对着三个问题，即中共各级领导人的官僚化和特殊化，这是引起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普通民众对执政党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由于中共政策方针的偏差可能有进一步激化的趋势。不过，工农大众不会反对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会随着执政党自身的作风改变和政策调整而得到解决；党内外知识界（包括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的“奇谈怪论”，这些言论本质上是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但由于建国以来阶级斗争搞得比较彻底，所以他们的力量和影响都有限，不会闹出大乱子。因此，要避免中国社会出现波兰和匈牙利那样的危机，首先要解决的是前两个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执政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问题——第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思考，毛泽东提出了他的著名学说——“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以此作为开展党内整风的指导思想。

二、毛泽东设想和推动的党内整风运动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整风和反右实际上是一回事”，发动整风就是为了反右，而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设计了“引蛇出洞”的策略。[61] 很多人接受了这种看法，但笔者的研究结果显示，毛泽东确实设想并发动过一次整风运动。就打击的对象和运动的方式而言，整风和反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而且，整风本身在不同的阶段，其内容差别也是十分明显的。毛泽东最初提出整风，是希望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打击执政党内脱离人民大众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接着想要借助党外知识界的力量完成这一任务。后来转入反右派运动，却变成以“急风暴雨”的方式打击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社会上一切对共产党不满的言论和行动，而运动后期的整风，则是在整个社会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党内整风转为全民整风。其中只有一点是贯彻始终的，即所有这些运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1、毛泽东试图通过整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波匈事件，特别是在匈牙利出现的动乱，使中共领导人意识到，已经取得胜利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这种危险的国际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和国外的反动势力，他们企图鼓动和利用国内的反革命力量推翻共产党政权；国内根源则在于人民大众对执政党脱离群众的作风和某些方针政策的不满和对立情绪。至于在中国，毛泽东认为，经过镇反、肃反，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因此不会出现与国外反动势力结合的危险。今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克服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于是，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决定以此作为指导思想，采用民主的方式开展党内整风运动。

早在苏共二十大提出批判斯大林问题以后，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思想混乱，中共就感到有必要在党内开展以学习理论为主要形式的整风运动了。1956年6月中共中央在一个通知中提出：为了“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有必要在党的干部、研究人员和高等学校毕业班学生中，“分期分批”开展一次学习运动，“到1957年7月结束”。[62] 尽管还没有直接提出整风，但其意图是明显的，即通过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批判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不久，批判对象又加上了官僚主义。

这一阶段，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中陆续披露出党内工作作风的严重问题。如湖北省襄阳专区在夏收预分中“发现许多农业社干部有严重的贪污行为”。长春市企业领导机关“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平时只顾完成生产任务，不关心工人疾苦，妨碍了职工的积极性。内蒙昭盟地区干部“严重违法乱纪”，仅据八个旗县的材料，一年多来就发生非法逮捕拘留事件152起，预审及监所管理违法乱纪事件32起，非法搜查与捆打公民70起，因工作方法不当而造成的严重事件13起。由于干部在工作中强迫命令的做法和无视百姓生活的错误，浙江省宁波地区连续发生“群众自杀事件”，仅慈溪县就有91起，宁海县有78起，涉及的乡镇达60-85%，而且“自杀者绝大部分是劳动人民”。[64] 这不能不引起执政者的密切关注。

八大召开前，毛泽东在第一次预备会议上就提出：“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65] 在八大开幕式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66] 在此前后，报纸上开始报道各地开展整风运动的消息。[67] 刘少奇甚至向印度共产党代表团“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整风经验”。[68] 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最初提出的整风方式主要是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而且是在党的内部进行，这与后来开展的邀请党外人士对共产党提出批评的整风运动是有重大区别的。第二，之所以选择“学习文件”和“思想教育”的方式进行整风，是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中共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与苏共相比，虽然也有，但是并不多。[69] 不过，毛泽东很快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八届二中全会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如何防止波匈事件在中国重演。11月15日，毛泽东在全会最后一天作总结报告时指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接着又郑重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至于方法，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和风细雨”。[70] 正式提出的整风，除了“学习文件”，又增加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内容。但有研究者注意到的，“全会公报的用词表明”，开展整风只是毛泽东“个人的呼吁而不是官方的指示”。[71] 可以印证这种判断的是，胡乔木11月23日在社会主义学院讲述八大的基本精神时，反复讲到反对官僚主义和实行民主化，对整风却只字未提。[72] 甚至几个月后，康生在作报告时仍然认为：“二中全会主席提出准备开展整风运动”，只是一次“新的学习运动”。[73] 这就是说，中共中央当时尚未就开展整风运动问题形成一致意见，更没有做出决议。[74]

然而，事态的发展已经不允许执政党再犹豫了。从长期的发展看
，人民内部矛盾将成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执政党的工作中心应该转入如何正确处理大量出现的新问题——群众不满情绪引发的社会动乱和干部的官僚主义、腐化堕落，而后者的存在往往是导致前者出现的主要原因。

情况确实如此。据新华社的报道，当时中国社会上大量出现的罢工、罢课、退社和游行请愿等现象，究其根源都在于执政党本身的错误和问题。特别是波匈事件以后，关于中共干部官僚化和特殊化的报告骤然增加。如江苏省少数基层干部“作风恶劣、横行霸道”，内蒙古农村干部“强迫命令非常严重”，河北沧县专区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中存在“命令主义倾向”，湛江市部分机关和干部“官僚主义十分严重”，江苏省少数机关“强占民房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兰州市一些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官僚主义很严重”，河北省县级以上机关、企业部门“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天津国营工厂“干部的命令主义、惩办主义作风严重”。[75] 进入1957年后，情况更加严重。新华社福州1月12日讯，中共莆田县委召开三级扩大干部会，与会的504名区、乡主要干部中，70%左右都有强迫命令、贪污腐化的情况，致使党群关系十分紧张。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也暴露得更多。江苏省震泽县没有一个统战对象，却设有统战部；江都县没有山林地区，但却设有林业科；淮阴专区有些县没有工厂，也成立了工会，还要收会费。浙江省吴兴县部分乡干部强迫命令作风严重，已经发展到违法乱纪的程度：如乡干部捆绑、吊打群众，私设监牢和公堂，任意关押村民，甚至游街。[76] 还有报道说，湖北省部分农村干部中存在较严重的“六比四怕”思想，即比地位、比待遇、比名利、比享受、比阔气、比排场；怕下乡、怕进落后社、怕进山、怕劳动。[77]

现在，毛泽东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如何改变执政党的思想和工作作风问题。

2、对毛泽东整风动员出现的不同反应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作了一个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试图用“两类矛盾”这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哲学语言，解释国内发生的种种问题，并给执政党提供指导性方针。毛本人说，他这个讲话所谈的问题已经“在心里积累了很久”。[78]

毛泽东首先指出，匈牙利事件不会在中国重演。在这个前提下，毛泽东开始谈论人民内部的种种问题。诸如对合作化的评价问题，资本家的思想改造问题，青年学生的政治学习问题，以及关于工商业者安排、失业人员就业、中小学毕业生升学的问题。既然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各种不同矛盾，就必须予以解决，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采取与以往革命不同的方式予以解决。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就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考虑到这两个方针自1956年春天提出来以后党内存在的疑虑，毛泽东强调，百花齐放就是有香花也有毒草，百家争鸣就是也可以讲唯心论，但是这没有什么要紧的，对毒草和错误言论批评就是了。令毛泽东担心的是，许多党的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实际上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79]

毛估计的不错，后来北京市委在一个报告中承认，对于中央提出的这些方针，直到最高国务会议前，“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讨论，党内干部包括我们在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很不深刻的，并且还有许多糊涂思想，许多同志对这一方针实际上是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的”。[80] 因此，在3月1日下午作总结报告时，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问题。毛指出，政府有缺点应该批评。批评得当，当然好，批评不当，也没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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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18 23:27:23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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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