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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从波匈事件到反右派运动毛泽东否定八大路线、重提阶级斗争的思想历程

主的使用上，没有量才录用，或者给以适当安排；在技术手段上，追求机械化、工厂化，把公积金定得过高，处处向现代化工厂看齐。文章提出要对手工业合作社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在检查中发现积累比例偏高的，要适当降低；不该集中而又已集中起来的，要迅速分开；对小业主和辅助劳动力安排得不合理的，要加以调整；工资不合理的，应当适当调整；管理机构庞大的要精简；对其它不合理的经营管理制度，也要按照手工业生产的特点加以改变”。[48]

与退社现象相联系，1956年下半年，城市经济生活出现一个新现象：一些原私营工商业户开起了“地下工厂”、“地下商店”，个体手工业生产也日趋活跃。9月份上海市手工业个体户为1661户，从业人员5000多人；10月份就发展到2885户，从业人员8100多人。广州市9月份一个月内，个体手工业从业人员增加1100多人。武汉市合作化后，个体手工业者只剩2000人，到9月份又增加到将近8000人。天津、北京、青岛、郑州、成都和广西等省市，个体户和从业人员也是成倍增加。有人认为，这种情形的产生，是因为八大后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自由市场，直接刺激了个体手工业的发展，使原私营工商业“死灰复燃”。有些干部担心“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又要泛滥了”，这样下去会妨碍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49] 但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看法和态度却有所不同。

12月7日，毛泽东与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批评了中共内部“左”的空气：“我们一些同志对资产阶级只批评不鼓励，不认识资产阶级这几年有很大的进步，对资产阶级应该采取又批评又鼓励的方针。”毛承认，公私关系上的问题是“我们的工作跟不上，不能怪下级，只能怪上面”，还说：“资产阶级中，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是个别的，整个阶级不能说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现在有些文章太‘左’了。合营了，没有对抗了，合营前已经没有对抗。民建、工商联、民主党派同我们是合作的，看不到对抗。”说到“地下工厂”时，毛指出：目前中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但自由市场和地下

工厂能够发展起来，这说明“社会有需要”。应该“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毛泽东以制衣业为例，主张私营工厂与合作社竞争，并把这叫做“新经济政策”。“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50] 第二天，毛泽东再次同工商界人士谈话，肯定“公私合营以来，工商界有很大进步”，“我们感觉熟悉了，更加靠拢了”。还说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对与会者提出的许多问题，毛说对他帮助很大，而且承诺政府会和他们商量，协商一个办法，凡是能够解决的总要解决。[51]

12月17日，刘少奇在一次会议上也说：各地地下工厂不少，天津就有200多。有些资本主义或小生产者，有什么不好呢？这对人民有利，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29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二次会议上，副委员长黄炎培发言提出私人开厂的问题时，刘少奇又说：“有一些资本家，他每年分的定息很多，有分到百把万元、几百万元的，他一家子一年用不了这么多钱，如果他们要盖工厂，是否可以准许他们盖呢？可以的。”“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52] 刘少奇的话同毛泽东的谈话如出一辙，甚至比毛更放开。一个细小却涉及实质的差异是，毛认为自由市场的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刘则认为私人工厂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不过在当时，这样的差异还没有影响到中共领导人对私人开厂的看法。《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公开表明对个体户的态度。社论肯定手工业个体户的发展“一方面满足了人民的需要，增加了市场的商品供应；另一方面又扩大了城市的就业人数”，“这是对国家有利无害的事情”。[53]

三个月前，中共八大刚刚宣布“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现在又说“可以开私营工厂”、“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而且“十年、二十年不没收”，这不能不说是政策性的重大调整。

缓解社会紧张，平息各地“闹事”，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解决国民生活问题。1955年起，由于过分偏重国家基本建设，日用品生产受到挤压，加上各地争抢高速度，导致物价上涨，商品供应紧张。以大城市上海为例，“由于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所带来的生产建设高潮，特别是发展农业四十条纲要草案提出以后，全国农业的生产劲头很大，纷纷购置各种生产资料和文教卫生用品，带动整个工业生产的发展，对上海市场提出了大量需要，原来上海认为积压的一些商品，很快定购一空，成为紧张商品。”当时国营商业部门曾想了不少办法开辟货源，满足生产方面的需要。下半年，上海的生活消费品供应也跟着紧张起来。8-9月间，全国范围内在提高工资基础上的工资改革陆续结束，增加工资后的社会购买力，很迅速地集中投入消费品市场。再加上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方的上半年定息也在这一时期发放，更增加了对消费品市场的冲击。呢绒、绒线、针织品、家具等供不应求，部分高级消费品如自行车、无线电、手表、钻戒等，也畅销起来。工业消费品市场，十分活跃和紧张。副食品的供应也很紧张，特别是猪肉来源较紧，减少了供应量，居民发生排队抢购的现象。[54]

面对压力，中共中央不得不调整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在安排计划时强调注意人民生活。12月18日，因周恩来出访而任代总理的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提出了“在照顾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民生条件下来搞建设”的观点。他主张“保证必需的民生，有余再搞建设”，还提出要找出一个“民生和建设正确关系的标准”。[55] 虽然很难说这是要改变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方针，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便作为权宜之计，国民生活也已经被国务院摆在了基础的位置。其主要的做法就是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国民生活。八届二中全会前，各地上报汇总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为243亿元，全会决定调低到135亿元。陈云对这个指标仍有疑虑，于是在12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时提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削减。[56] 会后，国家经委经过仔细计算，果然认为基本建设投资还可以削减。12月27日、30日，陈云两次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主张将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削减到114亿元，还说“不要怕别人说机会主义”。陈云意味深长地指出，这样做“可以避免犯东欧国家的错误”。[57]

为了解决企业职工提出的问题，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工人阶级问题十人小组，由刘少奇主管。12月17日，刘少奇召集十人小组和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负责人开会，座谈劳动调配、工业基础、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等问题。刘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需要研究的问题，如工厂用人可以考虑采取“劳动合同”的方式；“建立新工业基地，要研究轻重工业的配合问题”；企业管理可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管理委员会，“它又是领导，又是监督，主要是监督，是权力和监督机关”，并且不无担忧地指出，这些问题“不解决要出乱子”。刘少奇还告诉与会者，中央要“全面讨论”工人问题，要求各种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能解决的应作出决定加以解决，不能解决的要有交代。[58]

做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自然也是安定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上半年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即在内部系统开始了一次检查工作。从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的反映看，不仅对中共各级统战部门有意见，而且对各单位内部许多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更多。于是，中共中央在12月26日作出指示，要求进一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重点转移到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部队，主要检查这些单位中的中共党员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中共承认，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主要的是，在党派关系上，我们的许多同志不承认或者不尊重民主党派的独立、平等地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或者加以歧视和排斥；在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内部共产党员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关系上，很多党外人士有职无权，想积极工作而不可得；在民族关系上，许多同志不尊重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和自治权利。”指示要求各地和各单位“一边检查，一边解决检查中发现的问题”。[59]

总的说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以后，对各地“闹事”和社会实际问题，中共和政府的主旨显然是调整原有政策，采取了某种“让步”的姿态。不过，还有问题的另一方面，即波匈事件后的社会思想动态。对此，毛泽东看得比较严重。

5、毛泽东强调要注意思想动向

1957年1月18日至27日中共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宣布，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三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其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思想动向问题。[60]

毛泽东在1月18日的讲话似乎非常严厉，他一开头便指出：“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首先出现在党内，如争名夺利、贪图享受的思想在党内有所发展，一些领导干部对农业合作化优越性有怀疑态度，反映富裕中农思想的单干风有所抬头。接着，毛泽东分析了学校里学生闹事的背景，一是学生中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富裕中农家庭者占80％，一是受国际事件影响，“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毛特别指出：“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

随后，毛泽东便用主要篇幅专门讲国际风潮对党内和国内的影响，从尖刻的言词可以看出，对于那些怀疑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人，他是毫不留情的：苏共二十大“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子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接着，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中共的农村政策和城市政策都是正确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无非是少数人这里闹一下，那里闹一下，要搞大民主。大民主也没有什么可怕”。他们无非是要推翻共产党，结果就暴露出来。“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对此不必害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所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最后提出：“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

1月27日的讲话，毛泽东重点谈了“闹事”问题。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毛泽东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分析，认为闹事就是对立面的斗争：地主、资本家闹事是因为他们心怀阶级仇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议论纷纷是因为他们都讲唯心论，大学生闹事是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至于在工人和农民中间发生的少数人闹事的原因，一方面是“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是“工作方法不对头”；一方面“是反革命和坏分子的存在”。由于对立面的斗争是永远存在的，“少数人闹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

对待“闹事”的态度，毛泽东主张既不提倡，也不害怕，要有充分的准备和积极的态度，这是一种“领导艺术”。他以匈牙利为鉴说：“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便成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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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18 23:27:23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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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