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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从波匈事件到反右派运动毛泽东否定八大路线、重提阶级斗争的思想历程

年的年度计划还要修改。计划不那么准确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和知识，是在不断地发现错误、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前进的。一九五三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10] 周恩来还专门讲了1956年的冒进问题。他说，从1955年年底反右倾保守开始，经济领域就刮起冒进之风，1956年势头更猛。虽然国务院主管经济的领导人一再刹车，效果却不理想。周列举了一系列数据，说明1956年的计划“总的说是冒进了一些，就是数目打大了”，“各方面要求是千军万马，奔腾而来，不容易控制”，失去了平衡。

关于1957年的计划，周恩来宣布了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的方针：保证重点，适当退却或适当收缩。周恩来特别提醒说：“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下来，不然站不稳，那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资、劳动、工资等。我们应该意识到不要使中国也发生波兹南、几十万或几千万人站在街上游行等等。”因此，国务院提出了一个生产控制数字，适当收缩，主要是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还要减少国防和行政支出，冻结编制、预算以及国防和地方的结余，注意平衡物资，安排就业，再大力开展一次增产节约运动。[11]

第三个报告的是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国务院副总理陈云。11月11日晚上，陈云在全会上作关于粮食和主要副食品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全会专门提出粮食、猪肉、食油这样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是因为当时这些基本生活品供应出现了紧张局面，并引起社会不安。首先是粮食紧张。陈云报告说，明年粮食将有50亿斤赤字，：“明年春天会出乱子，不如现在收缩。”[12] 副食品里猪肉供应紧张最为突出。陈云提出，增加生猪生产的方针就是“私养为主，公养为辅”，同时采取措施解决饲料问题和适当提高收购价格。陈云还集中讲了对市场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农村自由市场的开放，刺激了农民的生产活动，活跃了城乡的物资交流，推动了国营和合作社商业机构的改革。尽管开发市场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解决的办法不是收紧，而是在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放开价格和管理。[13]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的报告，分别从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各个方面触及到现行体制和政策问题。这种触及当然是很有限度的，但执政以来中共领导人还没有如此重视制度的改进和经济政策的调整。波匈事件的前车之鉴和国内政治经济的某些紧张现实，不能不使他们担心在中国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

在二中全会上，表示出这种忧虑的还不止是刘、周、陈。在分组讨论中，各地方和部门负责人都反映了不少问题——住房短缺、电力不足、钢材和生活日用品供应紧张等，还指出了很多官僚化和特殊化的现象——机关层次和人员应该减少，财务、警卫、用车、看病制度必须改革，干部子女需要教育等。大家普遍对这种局面感到担心，朱德说，“现在看起来问题很大”，东欧国家的经验值得重视，搞重工业要注意和轻工业的关系。董必武指出，冒进思想不解决，二五计划还会发生问题。西北组在讨论时反映，市场供需有矛盾，兰州衣食供应都紧张，如此下去，难免发生波兹南事件。[14]

仔细阅读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记录可以发现，会上也有不同的声音，这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的插话、讲话和总结报告中。

在刘少奇作局势报告时，毛泽东的插话已经表露出某种不同看法。对于波匈事件起因和性质的分析，中共中央内部似乎并没有分歧。但涉及到如何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如何处理中共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时，便显露出不同的倾向。比如，刘少奇谈到越南对土改时杀人过多感到“忧虑”，毛泽东插话：“我们杀七十万人，六亿人，千分之一点三。东欧就没有大张旗鼓杀人。革命嘛！”刘少奇谈到积累要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经济建设要稳当一点，右倾比“左”倾好一些。毛泽东插话：那要看什么右。[15]

特别是当周恩来、陈云的报告把汲取东欧国家的教训主要归结为实行稳妥的建设方针和注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时，毛泽东感到有必要站出来扭转会议的大方向了。于是，他召集了一次小组长会议，并发表讲话。与周恩来“大冒了一下”的估计不同，毛认为成绩是主流，失误是支流：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业、工业和轻工业生产都有所增长”。“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和其他事业开支大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不正确”。此外，对会上提出的改善人民生活问题，毛讲话的重心同刘、周、陈的报告也有不同。他说：“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出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至于1957年的经济计划，毛赞同在某些方面做适当压缩，但是仍然重申：“虽然如此，我们的建设事业还是前进的”。最后，毛泽东提到阶级矛盾问题和对民主的理解，说：“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应注意仍然存在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16] 这显然是针对波兰和匈牙利出现的社会动荡而言的。

全会最后一天，11月15日，毛泽东作总结报告，更明确地表达了对中国应该如何吸取波匈事件教训的看法。[17] 首先是关于经济方针，他对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最不满意的地方就在这里。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针对周恩来关于一五计划“基本正确，成绩很大，错误不少”的估计，毛说：“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什么大错，有什么根本性质的错误”，“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特别是对周恩来、刘少奇有关冒进的提法，毛告诫道：“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有些人曾经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那个时候有个‘促退委员会’。”毛泽东因此建议，把国务院预算报告中“稳妥可靠”的讲法改为“充分可靠”。

对粮食、猪肉供应这类民众生活问题，毛泽东也感到问题很大，要求领导干部好好把粮食问题研究一下。不过，与刘、周、陈主张尽量解决人民生活问题的态度不同，毛泽东再次强调：“群众要求办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群众解释清楚，也是可以解释清楚的。”还指责报纸一年来“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接着，毛泽东又突然提到镇压反革命问题：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无非是唱对台戏，这个戏，我们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对头”。为了解放生产力，“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这种莫名其妙转化话题的做法说明，即使谈经济建设，毛也要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问题。

针对东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已经丢掉，列宁这把“刀子”也丢掉相当多了。就在半个多月前毛泽东还支持波兰人，现在则认为：哥穆尔卡、匈牙利人拿斯大林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他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因此，波匈事件的教训就是：“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

毛泽东又用很大篇幅专门谈“大民主”和“小民主”问题。波匈事件发生后，基层干部和知识界人士议论纷纷，很多人认为，苏联、东欧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革命胜利后没有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中国要避免重蹈覆辙，必须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来。11月初，毛泽东委托他的秘书兼英文翻译林克到新华社，找国际部主任王飞、副主任李慎之等人座谈苏共二十大以后的情况和问题，他们提出了议会民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分权削权、选举制度以及大民主和小民主等问题。李慎之还具体提出，应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在小学和中学设立公民课或宪法课；建立宪法法院等，他自以为这是“想毛主席之所想，好毛主席之所好”。[18] 结果呢？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

在毛泽东看来，民主从来就不是一种制度，无论“大民主”还是“小民主”，都不过是阶级斗争和政治统治的一种手段，而所谓“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斗蒋介石、斗地主阶级、土地改革都是大民主，私营工商业改造也是大民主。不过，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也可以“借用”这种讲法，实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目的是“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毛泽东说：“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赞成大民主，甚至指出，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还要加上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游行。他告诫党内：“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

与刘少奇单纯批评大民主的做法不同，毛泽东在这里把无产阶级大民主作为反对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准备加以利用。不过，毛当时并没有考虑采用这种方式解决执政党的官僚化问题，而宁愿采取整风这种“小民主”的方式。毛泽东郑重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他强调，“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这里所谓“武力”，就是指公开冲突，就是“大民主”。十年之后，毛泽东终于不得不用这种方式开展“文化大革命”了，而在当时，毛泽东以为通过整风就可以克服官僚主义，解决执政党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

八届二中全会是波匈事件后中共高层第一次全面讨论如何应对东欧风波在中国的反应。从以上的发言可以看出，对于波匈事件的起因和性质的分析，党内没有分歧，转到中国问题后，不同的声音便出来了。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认为主要是解决执政党本身的问题，毛泽东则强调同时也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必须防止执政党发生异化这一点上，大家是一致的，不过刘、周集中谈的是改革制度，而毛更强调加紧思想教育。最大的分歧出现在如何调整经济建设方针的问题上。刘少奇和国务院领导人反复提出应减缓发展速度，压缩基建和积累指标，以更大的投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防止出现东欧式的社会动荡。毛泽东对此则不以为然，尽管没有针锋相对地提出不同意见，但他的不满情绪已经溢于言表。

2、再次讨论波匈事件和斯大林问题

波匈事件的余波尚未平息，11月11日，铁托在普拉发表了一篇演说，又在社会主义阵营掀起一阵风浪。与苏共、中共的判断不同，铁托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匈牙利发生的危机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并批评匈牙利领导人请外国军队来教训自己的人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认为苏联第一次出兵干涉是“不必要的”，而第二次出兵虽然可能有必要，但却是“错误的”。铁托反驳了南斯拉夫应对匈牙利闹事和事态扩大承担责任的看法，认为这些观点来自“顽固的斯大林主义分子”。由此，铁托提出了“斯大林主义”的本质问题。在铁托看来，尽管苏共二十大谴责了斯大林，但其认识却有相当的局限性，实质问题不在斯大林个人，而在斯大林建立的制度：“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根源就在这里，这就是需要不断地坚持地根除的东西，而这也是最难以做到的事。”[19]

普拉演说不仅批评了苏联处理匈牙利事件的方式，而且触及到社会主义的制度问题，因此立刻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强烈反响。作为苏共中央喉舌的塔斯社19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铁托的演说同南共联盟领导机关此前不久的相关说法“格格不入”，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劳动人民国际团结的原则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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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18 23:27:23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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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