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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从波匈事件到反右派运动毛泽东否定八大路线、重提阶级斗争的思想历程

59] 《大公报》也在29日发表社论《工商联要帮助工商业者鸣放》，劝告中下层和中心城市的工商业者“解除顾虑，勇敢地鸣放”，并要求“工商联特别要负起责任，一方面把自己所看到的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一方面要充分发动工商业者把心里的意见和要求都讲出来。”

5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央国家机关党委要求“更加放手地让大家畅所欲言”的报道，明确提出：“各单位要拿出具体措施，广开言路，继续贯彻大‘放’大‘鸣’的方针”，同时强调要加强党对运动的领导。6月5日《人民日报》在第1版以“人民内部需要经常开展批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永不收兵”为题，转载了南京《新华日报》6月1日的社论《把整风运动继续深入开展下去》。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此时的媒体运作都是在呼应中共“引蛇出洞”的斗争策略。

为避免事态继续恶化，在鼓励民主党派、工商界和国家机关继续鸣放的同时，对于工厂、农村和中小学则是严格把关。6月2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江苏省委关于正确处理农村人民闹事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认真学习江苏的经验，并按照同样的办法，“认真地分析一下农村人民闹事的原因”，“主动地去解决农村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使防止人民闹事事件的发生”。[260] 6月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一）各学校、机关出大字报和学生举行辩论会、控诉会等新闻，一律不要在报纸上发表，以免影响到中等学校和工厂。（二）凡出大字报的学校和机关应宣布一律不准贴到门外和街上，以免妨碍社会秩序。

与此同时，反击右派的斗争已经在进行各种准备了。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从6月1日开始，《人民日报》刊登反驳右派的报道和文章的数量明显增加。[262] 如《承认两面性，才有利于自我改造》、《党委治校，还是教授治校？》、《谁说公方代表领导不好生产？》、《我反对葛佩琦的观点》等。[263] 毛泽东本人也亲自挑选文章。5月29日《新闻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小雅的文章《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毛泽东早已把章乃器内定为大右派，看到这篇文章后，第二天便批示胡乔木：此篇似可转载。[264] 还有6月6日《文汇报》刊登的《知识分子应怎样对待整风》一文，毛泽东也在第二天批示胡乔木：此文很好，可以转载在显著地位。[265]

除了舆论准备，基层单位党委也接到了任务。时任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的施平回忆说：反右正式开始前，“北京市委主要领导人多次召开大学党委书记会”，布置各校抓紧时间，动员鸣放。“有一天下午，市委负责同志找了清华、北大、师大和北农大四所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去谈话，听取了学校‘鸣放’情况后说：你们几所大学老教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翘尾巴的专家、教授、民主党派成员多，有影响的人物多，要用各种办法，制造适当气氛，‘引蛇出洞’，让他们把毒都吐出来，以便聚而歼之。”最后又交待说：“时间不多了，很快就要发动全面反击，反击开始后就没有人‘鸣放’了。”[266]

6月3日统战部召集的民主党派座谈会进入最后一天，李维汉事先把发言稿送毛、刘、周审阅，并请示要不要提反右。毛泽东审阅稿时，加了一句话：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周恩来说，关于反右问题，柯庆施在上海已经有所表示，你可以讲。[267] 同一天，彭真在北京市部分党员干部会上发表讲话，向基层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新方针。彭指出：当前有两个斗争，一个是党内的思想整风，另一个就是阶级斗争，并强调“这一时期主要是”搞阶级斗争。虽然把这种阶级斗争归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彭真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右派正在煽动农民、工人和学生。在如此激烈的斗争面前，彭真呼吁工人不要再闹事，而应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268]

另据黄炎培日记中记述，6月5日夜晚，毛泽东紧急召见他和陈叔通，大概因为这两位老先生日前曾联名上书，请求毛不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毛心存感激，不愿他们被卷入进去，故提前向他们吹风。毛泽东谈到，在鸣放中“章乃器是和我们走两条路的”，还说章伯钧与罗隆基已经勾结起来，并希望黄回到民盟去主事。[269] 这表明，中共在发动反击行动前，已经在考虑改组民主党派的领导班子了。

6月4日毛泽东对林克的讲话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对右派的性质又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中的右派表现得最猖狂，带有一种最后挣扎的性质，他们和蒋介石与帝国主义有共同点。”第二，对双百方针也有了新的解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口号是无产阶级性的，如果这个口号执行的结果不能驳倒谬误，整倒右派，那么这个口号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这是反动的。”第三，进一步确认右派已经处于孤立状态：“右派有些冲昏头脑，以为中间派是属于他们的，其实是做梦。”[270] 说右派是“最后挣扎”，与蒋介石“有共同点”，这显然就不是人民内部的问题，更不是思想领域的问题了。这种认识为后来的反右斗争采取“急风暴雨”的方式奠定了思想基础。对双百方针这种后退一步的说法，一方面是毛泽东为实行双百方针的“失败”寻找的一个台阶，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准备放弃或暂时收起这一方针了。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做出左派已经占有优势的判断，则意味着全面进攻可以开始了。现在只是要寻找一个合适时机。

6月5日晚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彭真和罗瑞卿谈整风问题。[271] 具体会谈内容不详，但特别召公安部长罗瑞卿觐见，很可能与追查一则“谣言”有关。6月4日《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说，北京大学有一学生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造谣说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的“鸣”、“放”方针遭到了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这篇文章油印后在校内外散发，震动很大。陆定一认为事情十分严重，于6月5日将《简报》报送毛泽东，并附信说，右派正在进行大阴谋，值得注意。因此，此次人大可能出现一种激烈斗争，包括我们现在还估计不到的东西，例如提出胡风案，对某些同志的人身攻击，等等。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第二天批示：“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272] 就在批示发出的当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

《指示》首先通知，6月15日将在报上发表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两次讲话，并要求“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放大鸣方法的整风，请即加紧进行”。除了说明大字报的形式“利多害少，毫不足怕”外，毛泽东强调，“机关学校出大字报的消息，报纸不应登载，以免影响中等学校及工厂”。《指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击右派的行动安排：“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毛泽东还提醒说，“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有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273] 按照毛泽东的这个设想，大约10天以后，也就是他反复修改的讲话稿发表之际，反右运动将全面展开。然而，一个突发事件导致战斗提前打响了。

在权力斗争中，毛泽东最敏感、最警惕的就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在前引邓小平27日的报告中就谈到民主党派有“暗地组织活动的迹象”，6月初，这方面的情况开始连续披露。6月5日《内部参考》报道，5月19日王造时曾约人座谈，讨论恢复抗战时期的民间组织“救国会”事宜。据反映，王在会上说，毛主席、周总理都关心救国会的恢复问题，在北京征求“七君子”的意见时，史良、沈钧儒不赞成，沙千里赞成，章乃器不热心。会议商谈的结果，认为救国会有恢复组织的必要，对于解放台湾、联系华侨都有益处。会议决定“积极调查原救国会的干部、群众，分别收集名单”。[274] 6月6日《内部参考》又披露：最近发现有些机关内民主党派的组织有不正常的活动。在手工业管理局工作的农工民主党党员宋子荣积极做发展工作。他所发展的都是被我们斗过的人。他们公开地说，我是这个单位民主人士的代表。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手工业管理局要给我地位，给我机会。侨委中国新闻社的民盟组织也积极展开活动，他们说，中国新闻社的党组织已脱离群众，不能居于领导地位，我们民盟组织应该起来团结群众，领导新闻社的工作。[275]

更严重的情况出现在早已被毛泽东列入“黑名单”的民盟，这就是著名的“六六六事件”。6月6日上午，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史良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邀集曾昭伦、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六教授讨论时局问题。关于这次聚会，反右运动开始以后，被作为右派阴谋活动的典型案例受到批判，所根据的材料是与会者闵刚侯在7月4日《人民日报》上披露的会议讨论内容。后来，当事人叶笃义和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也曾讲到会议情况，所述内容与前者差距较大。[276] 章伯钧和六教授在会上究竟说了什么话，目前没有文献证据，无从核实，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与会者都认为由于学生闹事，大字报上街，***面临危局；第二，民主党派此时应该站出来，承担起收拾局面、平息内乱的责任。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民主党派此时挺身而出的目的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当事者认为自己是为了帮助***摆脱困境，而当政者认为他们是要乘机推翻***。仔细阅读和对比所有相关材料，笔者认为，说当时民盟要推翻***，那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猜测，但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章伯钧等人确实想通过帮助***渡过难关，从而为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争得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地位。恰恰这一点是毛泽东和中共最忌讳的，在他们看来，这不是乘人之危吗？况且毛泽东早就认为在民主党派中民盟是“最坏的”。

还在6月2日招待法国总理的酒会上，章伯钧就曾向周恩来表示：武汉交通部学校的学生们要到北京来请愿，请把这件事交给他来处理。周恩来当时笑了笑没有说话，但心里想章伯钧“脑袋膨胀得很，热得很，他觉得***不能维持了”。[277] 此时中共已经确定了反击右派的方针，故周有此态度，但章伯钧肯定没有认真体会周恩来的反应。6月6日他再次提议，要史良当晚利用参加国务院会议的机会，向周恩来反映他们的想法——由民盟出面做学生工作，使各校局势稳定下来，并希望周接见六教授，当面请示机宜。第二天去国务院开会时，史良告诉章伯钧：“前一天晚上我已和总理谈了，可总理未置可否。你是不是趁今天这个机会，再和总理谈一谈。”于是，章伯钧在会上给周恩来写了个条子，说眼下的情况严重，民盟同志反映问题的态度很诚恳。周恩来看了条子，仍然不置可否。[278] 到了这个时候，无论章伯钧和民盟提出任何建议，都不会有好结果。周恩来的感觉是：他们看到大字报上街，学生请愿，工人罢工，农村合作社也有问题，认为就是匈牙利事件了。“他们这样的相信，这样的估计，6月6日他们是高兴的”。[279] 毛泽东对此事的反应体现在他后来写的文章中：“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马上完蛋，这就是6月6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

这时的毛泽东感到，防止民主党派与学生结合，防止学潮涌向社会，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已经刻不容缓，反击行动必须提前。恰在此时，又发生了“卢郁文事件”，毛泽东及时抓住了这个机会。卢郁文是民革中央委员，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助理。他在5月25日和29日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发言，批评现在一些人提意见有片面性，只许自己提意见，不许人家作说明，并与谭惕吾发生争议。[281] 在6月6日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卢郁文宣读了他最近收到的一封匿名恐吓信。信中说卢郁文“为虎作伥”，“无耻之尤”，并要他“及早回头”，否则“不会饶恕你的”。匿名信还说，“***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282] 6月7日上午毛泽东看到报纸上的这条消息，喜出望外，对应约而去的胡乔木和吴冷西说：这封匿名信好就好在它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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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