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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从波匈事件到反右派运动毛泽东否定八大路线、重提阶级斗争的思想历程

重，更加危险的是，这种情绪正在与知识界和学生界的鸣放汇合。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局势更加混乱无序，闹事风潮也发展得更加严重，更加迅速。目前尚未发现有关5-6月农村闹事状况的综合统计资料，不过，一些局部地区的情况，也能反映出大体的趋势。

浙江省的一个农村调查报告曾经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该报告讲述了仙居县农民闹事的严重情况。从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全县33个乡镇中有29个先后发生了闹事事件，主要是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或自动解散。闹事后，全县302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的116个，部分垮台的55个。入社农户由91%降至19%。被打干部107人，社干部家庭被搜查的304户。报告认为事情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农村干部在发展高级社的过程中产生了骄傲和急躁冒进的情绪，结果政策不明，管理混乱，严重减产。农民普遍反映：“初级社有优越性，高级社没有优越性。”[219]

山西省自去冬以来发生的“闹社”事件147起，参加的有5520多人。其中闹分社的81起，反对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的48起，闹粮荒的18起。江苏省从4月中旬到5月中旬，先后在江都、泰县境内发生农民殴打社干部、要求退社等哄闹事件，范围遍及12个区、47个乡、436个农业社，参加闹事的群众近50000人。在最严重的三个区，闹事的农业社竟占到62%。闹事者有的要求救挤，有的要求增加口粮，有的是对干部有意见，其中大部分是富裕农民，其目的主要是要求退社。5月间开始，广东陆丰县农村突然爆发了散退社的暴乱事件，全县几乎有半数的农民退社，大批的社散伙。据统计，这次事件共有458个社解散，加上其他退社户，共有40000多户离开了农业社。全县合作化程度由85%下降到46%，其中有6个乡、366个村的社全部散伙，全县只剩下26个社基本保持完整。[220]

党内的状况也很令人担忧。大部分党员干部对鸣放存在不同程度的抵触和不满情绪，有的公开抵制鸣放，有的态度消极、情绪低落。但也有少数人参与到鸣放运动中，甚至同“右派”站在一起。这两种情况都是毛泽东不愿看到的，因为这反映了同一个问题——党的号召力和战斗力受到严重损害。

中共基层党组织对整风本来就很消极，对大鸣大放更普遍采取了抵制的立场。据报道，广州市有些基层领导对少数敢于发表意见的党外人士变相施加压力，有的甚至进行追查、质问和议讽。重庆市不少干部态度蛮横，有的公开讲：“意见随你们提，充其量撤我的职。”有的拍胸膛说：“老子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都不怕，一没贪污，二没违法，你们搞大民主也把我整不垮！”还有的认为鸣放是“自己讨打”，把干部队伍“弄得乌天黑地，简直无脸见人”。《广西日报》总编辑甚至“破口怒骂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是乌龟王八蛋，说他们想拆散省委”。[221] 陕西省委5月25日报告，“ 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有些领导同志由于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看到党外人士的批评意见，或者听到下面干部在学习文件阶段刚刚提了一些意见，就张慌失措起来，有的感到不服气，不高兴，甚至拒绝批评，有的悲观消极，抬不起头。总而言之，不积极主动地领导群众开展整风运动，而是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一般干部中也有很多顾虑。”此外，“从目前各高等学校的情况来看，还有不少党员和群众在一起向领导提意见，不分党内党外，不管党内秘密，特别是闹事的学校，党团员在学生中，虽然占到百分之六七十、七八十，但是，人家一冲就垮了。甚至于党团组织对党、团员也失掉了领导和控制的力量。”[222] 云南省也有类似情况，一些不坚定的党员、团员“相继动摇、思叛以致倒戈投降”，仅据云南大学统计，这样的共青团员占团员总数的30%。[223]

在5月29日晚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召集党内会议上，各系主任和党总支书记汇报的情况很有典型意义。一、多数基层干部抵触情绪很大，反对继续搞大鸣大放。教务部部长李培之激动地拍桌子说：“我实在受不住，你看看这些大字报，什么乱七八糟，乌烟瘴气的东西，党给糟蹋得像什么样子”。副部长李新也是同样态度，他要求保留意见，甚至表示可以辞职。老党员何干之、经济系主任宋涛担心这样发展下去，“很可能要推广到工厂、农民、市民中去”，这些情绪带到全国“要出大乱子”。二、广大党员思想苦恼，不知所措。很多人汇报，现在各支部不知如何行动，“只能凑合群众一起贴大字报”。经济系总支书记方志西说：现在党员坚持立场的就受到排斥，失掉立场的似乎说成是积极的，这很值得注意。[224] 不知所措的岂止人大，鞍山市委书记这样说：我们不知道是应该大胆地“放”，还是按照我们的规定来“放”？总之，市委处于完全“被动的姿态”。广东省直属机关和广州市级机关的领导干部也感到左右为难。[225]

进入6月以后，随着鸣放的开展，党内感到压力越来越大。北京外语学院的党员苦恼得很，“有些群众逼他们发言，特别是关于肃反问题，他们不发言，有些群众就把纸条贴在他们背上，有的把字条硬塞进党员的口袋里去，有的写大字报贴在党员的宿舍门上”，而“党组织在运动中已不起作用”。“现在的党员就像失掉母亲的孤儿，像被击溃了的分散活动的游出队员。”中央音乐学院的党团干部在鸣放中也完全处于“思想混乱”的状态。[226] 在中央国家机关中出现了两个极端的情况：一方面，有的党员干部一怒之下撕掉了大字报，有的则干脆“以牙还牙”，也用大字报反驳；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党员“立场动摇”，有的泄露了肃反时如何整人的“机密”，有的在群众大会上公开迎合对肃反运动的批评意见。[227] 有不少人直接给中央写信，诉说衷情。如北京大学张锦文给中央书记处写信，表示反对报纸上夸大人民内部矛盾、单方面发表民主人士的片面意见的现象，对《人民日报》也这样做，更无法接受。6月8日有一匿名者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前天工业干校有一党员老干部，自己先买了棺材，然后上吊自杀身死，他留给你的遗书，不知你见到了没有？为什么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老干部舍不得自杀，而入城后却发生这样可怜的事件呢？难道你们能对此无动于衷吗？”写信人警告说：“这样下去，他们会认为***太软弱可欺了，他们会得寸进尺，就会请你毛主席下台。”[228]

毛泽东本人未必能够看到这封信，但是，民主党派和知识界言论的影响，北大学潮及其在全国高校引起的风波，城市和农村出现的动乱迹象以及党内的不安定因素，这一切汇合起来使毛泽东感到，***的统治地位正处于某种危险状态。

4、中共中央决定全面开展反击右派运动

5月中旬发现民主党派的言论有“危险企图”和“错误倾向”后，毛泽东本来可以采取一种怀柔的应付办法，像发动整风时那样召开小范围座谈会，对那些他认为的“右派人物”（不过数人而已）进行规劝或提出警告，请他们并通过他们影响党外人士，在规定的限度内鸣放，继续帮助***整风。但毛泽东没有这样做，对于阶级斗争和思想动向的敏锐感受和观察，促使他下决心继续鼓励鸣放，甚至“引蛇出洞”。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放弃整风的打算，对于将要开展的反击右派运动，也还没有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他就是要看一看，经过近八年的宣传、教育和改造，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面对小小的风浪，究竟是继续跟着***走，还是会被这几个社会名流引入歧途；就是要向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内的怀疑论者证明，他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英明正确。然而，“引蛇出洞”后二十多天的风云变幻令他十分失望，由失望转而愤怒，毛泽东决心结束党内整风，而开展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和目的的反右运动。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下定决心的？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一件事，即5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将在6月3日召开人大会议。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鼓励结合整风，继续开展争鸣。
还有，5月18日文化部发布通令，将所有曾禁演的戏曲剧目全部解禁，其中包括1950年到1952年间陆续禁演的20多个剧目。[230] 这些迹象都说明，当时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都没有感到有什么非常现象足以打断国家机器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也就是说，至少到5月18日，毛泽东还没有决定要采取任何重大措施或举动。这一点似乎没有疑问，但很多研究者以为，5月19日的北京大学风潮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所以第二天，即5月20日中共中央便做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从而表明毛泽东决定开始反右。这里有两点解释不通。第一，北大发生学生运动的情况，毛泽东是通过新华社和北京大学党委反映后才得知，然后又派人去调查的。[231] 这至少要两三天，所以5月20日的指示与北大事件无关。第二，从5月20日指示的内容看，并没有改变14日和16日的部署和安排。

5月19日和20日连续两个夜晚，毛泽东召集刘、周、邓、陈等领导人开会。[232] 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指示首先分析说，“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得不够。”接着引用16日指示的话说：为了“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渐孤立右派，争取胜利”，需要“继续登载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暂时不宜过多”反驳，“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显然是为了防范“右派”言论的影响，指示要求“不要到外点火，特别不要同时在工厂和学校中发动工人和学生的批评运动”（这也说明北大的情况此时尚未汇报到中央）。指示还用大量篇幅教育党员要正确对待批评，改变思想作风。最后要求结合5月14日和16日两电“一并研究执行”。[233] 这就说明，5月20日指示不过是对前两次电报的补充和强调，而没有做出新的决定。

5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报纸的宣传报道问题。目前可以看到的会议摘要记录是：“斗争的目的：同党外人士的斗争，是孤立右派，争取中间派，教育左派，改进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党报不要赶时髦。运动结果即胜利的标志是是否团结了中派，右派面目是否暴露了。”会议认为《文汇报》、《光明日报》刊登民主党派的言论是“争取领导，宣扬右派，争取中间”，并拟定了一批题目，确定了作者和交稿日期。[234] 从简短的记录文字看，运动的目的是团结中间派，暴露和孤立右派，还没有提出反击右派的问题，不过是准备写几篇文章而已。

当天，毛泽东对秘书林克也说到了右派问题：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和拥护***的领导，都是骗人的，一切都不要相信。他们违背了愿意接受***领导的诺言，他们意图摆脱***的领导。毛还谈到对肃反中一些案件进行复查的程序问题：今后党组议论时可以先不定死，议一下，交给非党人士议，然后根据他们的讨论，党组再详细讨论定案后，再交行政会议正式通过。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向林克讲解了他的诗词《沁园春·雪》。[235] 显然，毛泽东此时还在对民主党派“违背诺言”，向***争权的意图耿耿于怀，毛泽东邀请民主党派帮助***整风的前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相信他们愿意接受***的领导，他为自己的“上当受骗”而感到愤怒，所以他必须打击这些“右派人物”。但到目前为止，毛泽东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说到肃反案件复查时，他仍然提出先交给党外人士议论，甚至还有心情谈论自己十几年前的旧作。

5月22日仍然没有变化。刘少奇在这一天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是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问题。这时并没有提出推迟会期，而刘少奇只是在发言中顺带谈到了整风运动和孤立右派的问题。刘继续强调：我们党实行整风，很有必要。现在党外有很多的意见，党内也有意见。相当严重地脱离群众，不整风，我们党就会慢慢地毁灭掉。自然也谈到了斗争策略，刘说：我们国内各条战线现在都在发生重新改组的问题，各个阶级都有左、中、右三派。我们要考虑做中派的工作，使右派孤立起来，办法就是充分暴露右派。[236] 这里还是看不出有任何新的战斗部署。

5月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报告了整风鸣放的情况和工作部署，周恩来、朱德、陈云、陆定一、康生也通报了一些情况。刘少奇最后说：小平的报告很好，这是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确定的，要根据这样的方针、步骤来领导当前的运动。

既然邓小平传达的是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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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18 23:27:23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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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