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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从波匈事件到反右派运动毛泽东否定八大路线、重提阶级斗争的思想历程

导党，“如果有人想入非非，那就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意背道而驰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何香凝用了很大篇幅讲国民党的右派历史，然后联系到现实说：“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她指责“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195] 人们当时或许没有注意到，自开展整风运动以来，这是“右派”这个概念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而此前只有中共中央在内部文件中使用过。

于是，各种“引蛇”和“钓鱼”的行动便大规模展开了。根据5月下半月《人民日报》的报道，各部委、各地区、各大学、各学会都纷纷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所有这些座谈会，就是要鼓动非党知识分子站出来讲话，给***“提意见”。5月28日北京市委再次布置工作时说得再明确不过了：市府各局、市委各部机关必须立即开始大放大鸣，“党外普遍征求群众意见，党内讨论目前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发挥自由思想”，还特别提出“对于知识分子多的几个部门要大‘放’特‘放’”。[196]

在此期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密切关注着鸣放的动态，指示更加具体，要求更加严格。5月20日中共中央发给各地党委的《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就是一个范例。指示规定各地党报的报道方针应该是：1、继续刊登“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最好是刊登“那些能够充分暴露他们的反动面目的言论（越反动的越好）”。但“右翼分子在报上所占比重应逐步缩小。特别是那种一般性批评和谩骂的东西，更应少登或不登”。2、特别注意刊登中间分子那些比较公道的批评右翼分子的言论，并“应该逐步增多，占到报纸的主要篇幅”。3、“应该逐渐增加一些左翼分子的言论，但暂时不宜过多，特别注意登他们一些有说服力的东西。不要登他们那些没有说服力和火气太大的，特别是乱扣帽子的东西。”4、“应该登载关于改进工作的事实报导”。5、“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但要“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论点”，“准备在适当时机”予以反驳和批判。此外，在各种会议上，“应该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左派分子和中间分子的发言”，并给予报道。[197] 所以可以肯定，整风运动中被引出的“蛇”和被钓上的“鱼”，基本上就是5月16日中共中央确定了新方针到6月8日宣布全面反击右派期间冒出的人物和言论。

实际上，真正的大鸣大放也确实出现在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针对***的批评意见和言论，不仅数量猛然增加，范围迅速扩大，而且情绪日益激昂，言词愈加刺激。毛泽东后来对这时的情形有一个概括：少数右派和反动分子一时间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198] 又说：“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这些资产阶级右派人物“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199] 现在看来，毛泽东的这些看法无疑是过于偏激和敏感了。不过，“引蛇出洞”的结果，确实造成了混乱的局面。这主要表现为民主党派和知识界的鸣放言论；从北京大学开始并引向全国的学生民主运动；***组织的战斗力和影响力骤然下降。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发生动乱的苗头和趋势。

为便于理解毛泽东的反映和思想变化，笔者特意找出这一时期内容敏感、用词激烈的鸣放言论进行了认真研究。[200] 但细细品味这些言论，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尤其是与上述被毛泽东点了名的那几位“大右派”的言论相比，除了储安平的名言“党天下”外，都没有更过分的地方，充其量也是属于思想认识或世界观的问题。[201] 其实，这些言论是否真的带有**、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此时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言论已经传播，并在知识界“中间派”以及广大学生中产生了共鸣。在这方面突出的反映就是学运风潮。

有研究者认为，5月中旬，毛泽东的注意力还集中在如何通过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北京大学5月19日贴出第一张大字报之后，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202] 这个判断似欠准确。不错，直到5月底甚至反右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整风的初衷，但是如前所述，到5月中旬，他关注的重心已经开始移动，只是还没有做出如何纠正右派“错误倾向”的最后决定。不过，北京大学引发的学生运动确实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注意，并且对促使他下决心全面反击右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思维敏捷而感情冲动的青年学生，其言论尖锐和大胆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民主党派和教授们的意见。后来，共青团中央大学工作部把大学生的言论进行了收集、整理和分类，其中特别激烈的观点如“建国8年至今，民主空有其名……宪法上赋予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概无保障。党独揽一切，专断一切，党即全体人民，党即国家，党即法律”；“天下是人民打的，不是***打的，不能由***一党独断和垄断，必须各**竞选”；“党对‘人大’与‘政协’说来，成了超政府，超宪法的太上皇。……要改变这种独裁误国的现象，必须把党从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府之上拿下来，把政府置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下，使人民代表大会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马克思主义好比圣经，各地党委书记好比教区主教”；“文王杀四人而定天下，毛主席杀了七十万！简直胜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203] 上海市整理汇报了类似的材料，言论同样十分刺激：“***和过去封建王朝一样，整个党就是封建王朝的味道”；“整风主要应整老和尚：整风的根本问题在于党中央，关键要整党中央”。[204] 如果仅仅是一些“年轻娃娃”的过激言论，未必会引起毛泽东动怒，但学生风潮的发展趋向确实令人担忧，特别是学生鸣放时出现的停课、请愿、自发组织小团体等行为影响到社会，且与社会骚动融为一体的趋势，已经构成了对***统治和社会安定的威胁。

在知识界和大学生轰轰烈烈地进行大鸣大放时，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也呈现出一种动荡的局面。早在4月19日北京市就提出，今年北京市中、小学毕业生约有3万人不能升学。问题重大，不能忽视，如果处理不好，就很容易闹事。报告说，“去年以来到现在，北京市共发生罢工、罢课事件七起，参加人数约四百多人。发生推派小型代表团请愿、包围领导者等类似事件约有六七十起。”4月28日北京市委向中央报告：“今年以来，许多商品价格上涨，或者变相上涨，许多商品又供应不足，引起广大群众的忧虑和不满。现在，群众心理普遍紧张，不少人怀疑‘***稳定物价的政策是否保险’。”[205] 这种不满情绪和不安定因素与大鸣大放的社会气氛搅在一起，后果可想而知。

5月下旬学校面临毕业，很多学生因毕业后不能升学或留在城市工作而闹事。5月22日《内部参考》刊载了内蒙丰镇中学应届初中毕业生闹事的情况：700多学生集体罢课，还有一部分人“整队到大街游行，演说、呼口号，企图取得群众的同情和支持”。[206] 湖北医学院在5月20日至25日期间因要求改善校舍、设备等条件，发生全校性的停课风潮。风潮的矛头直指中共湖北省委。[207] 5月27日天津第四十七中学部分应届初中毕业生成立了“秘密组织并串连其他学校”，“印制传单，散布错误论调，积极拉拢同学，准备游行”。[208] 5月29日，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学生也因此连续给国务院总理和交通部发电报，闹事的情况有继续发展的趋势。[209] 陕西地区高等学校在鸣放过程中不断发生各种风波和闹事事件，学校领导“处于紧张被动状态，‘四面作战’，招架不住”，情况严重的有西安航空学院、西安建筑学院、西安动力学院、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学院等。[210] 5月28日至30日，湖北城市建设工程学校学生因校方领导的官僚主义罢课三天。6月1日，沈阳俄专部分学生因对毕业分配方案不满罢课。6月2日，因一个学生遭公安局无理拘留，广州师范专科学校1200个学生自动集会，表示抗议。[211]

到6月初，有些地方的学校风波已经影响到社会。6月1日，武汉大学学生到汉口繁华商业区一带张贴大字标语，要求“派记者到我们那里去”，“反对新闻封锁”等。贴到《湖北日报》社和《长江日报》社门口的标语被撕掉后，引起学生不满。3日，学生代表41人到报社质问、抗议。双方进行了长时间谈判，无果而终。[212] 南京发生了同样的事件，而且闹到省委。6月1日南京大学学生把大字报贴到《新华日报》社门前，质问为什么不发表南大鸣放的消息，围观者达2000多人。学生与围观群众发生争执，并展开激烈辩论，直到次日凌晨才散去。由于大字报被撕去，南大学生3日派出代表两次到省委请愿，受到省委书记接见后，事态才平息。[213]

城市工人闹事最有代表性，也最具影响力的当属上海。上海市总工会报告：“最近几个月来，职工罢工闹事数量有了增加，从今年4月初到5月24日止，共发生大大小的闹事事件200多起，涉及工厂企业单位约有240个，参加闹事的群众有10000人左右。”特别进入5月以后，闹事情况日益严重：“4月份有39件1200余人，5月份却有160余件8200人，4月份一般只是工业系统，5月份逐渐向其他行业蔓延。同时，内容也比以前更为复杂多样，而较多的是经济上、政治上算老账，因此，处理上也感到不很容易、不简单。”[214]

5月27日《内部参考》以《目前上海部分工厂企业内部情况很紧张》为题报道，5月上旬艺徒罢工请愿一度“闹得很凶”，刚刚有所稳定，矛盾又转向其他各类职工。“部分工厂的职工酝酿‘放’、‘要求放’的情绪日旺。榆林、徐汇等区职工罢工、集会、准备游行等事件逐渐增多：普陀等区的部分职工中，也在‘冒火’，蠢蠢欲动。”报道说：“值得注意的是，在有些厂里，群众自己组织起来闹事，把***和干部撇在一边，干部要召集他们开会开不起来，连情报也搞不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23日在全市工厂企业党员干部大会上说：“这种情况值得所有的厂警惕，如果任其继续发展下去，上海要大乱。”[215] 两天后又报道说，在知识界鸣放之后，“上海基层工厂的职工要求‘放’的情势最近已日趋紧张”。最近几天来新的罢工、集会、准备游行示威等事件突然增多，一部分工厂则正在“冒烟”、“冒火”，如不及时处理，很可能也要延烧开来。报道特别指出，尽管没有在工人中发现政治历史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闹事有向更大规模、更有组织的方面发展的趋势”。[216]

到6月初，情势更加紧张。6月7日《内部参考》报道：“上海基层单位职工闹事的情况，最近一周多来继续扩大并有继续发展的趋势。据极不完整的统计：几乎每天都发生职工闹事事件，少则七、八起，多则一、二十起；市人民委员会接待室每天要接待好几十批人民来访，职工要求仍然大部分集中在工资、福利方面。”闹事的形式“一般是罢工、怠工、集会、贴标语、代表或集体请愿”，甚至有“打骂或恐吓杀人”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闹事的面扩大了。前一时期主要是新公私合营工厂的职工闹，现在已延及到一部分老合营厂、国营厂、交通运输工人、搬运工人、过去动员回乡又倒流回沪的三轮车夫与失业工人、机关干部，甚至家庭妇女（要求就业）等。”闹事的工厂在全市企业所占的比重虽小，但波及面很大，“已开始影响到正常生产，而且目前情势还是此起彼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大批领导干部陷于其中”。[217] 据上海市工会联合会统计，1至4月份发生闹事约有44个工厂，参加闹事的职工约3200余人，但在5-6月间，闹事风潮陡然扩大，涉及548个工厂企业，参加闹事的职工达31000余人。[218]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之一，上海工人闹事的情况说明，“无产阶级”的不满情绪已经十分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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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18 23:27:23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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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