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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从波匈事件到反右派运动毛泽东否定八大路线、重提阶级斗争的思想历程

解读这个文件应该看到：第一，中共高层领导这时已经一致认识到，整风运动中暴露出一些“右倾分子”和“**分子”；第二，应对这一现象的措施是让他们继续暴露，在报道时不作任何删节。这与毛泽东12日私下谈话的思路相同，“引”蛇出动的策略尚未最后形成，但呼之欲出；第三，区别使用“右倾分子”和“**分子”这两个概念说明，在未来的斗争中，还是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前者属人民内部矛盾，后者属敌我矛盾；第四，对舆论的领导和控制还是限于毛泽东12日谈话指出的三个方面，只是顺序调整一下：物价、外交、肃反，显然是有些担心出现社会动乱。看来，毛泽东把《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的写作时间改为5月15日不是没有道理，但其用心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也是十分明显的。

在5月1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进一步解释了中央的指示，他强调说：报纸把坏话删掉，实际是帮助他们，现在应让他们放完，应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中派。一是党改变作风，一是右派教育他们。现在报纸上为右派粉饰。对各种言论不要驳，到一定时机党内也打打招呼。有三个东西不能登：对物价有影响的，涉及外交政策，涉及肃反的。现在不放不利，右派还没有出头。[183] 这个讲话贯彻了14日指示的精神，但使用的是“右派”这个概念，说明此时还是把这些人作为人民内部问题的。

5月16日晚9时至次日凌晨1时20分，毛泽东再次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当天，毛泽东又亲笔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184] 文件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仍然强调的是发动整风运动的宗旨，言语之间透出一种急迫的心情。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最后提到了干部调动的问题，这与动员时所说重在思想教育，不做组织处理的原则就有差别了。显然，毛泽东急于看到转变党内作风、密切党群关系、恢复党的威信的结果，以便按照原来的部署，在结束党内整风后，进行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其他各界整风。对于这一阶段的鸣放言论，毛泽东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就连傅鹰那样言辞激烈的“鸣放”，都认为“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傅鹰在北大一个小型座谈会发言时，情绪激昂，口无遮拦，非常引人注目。中宣部派往北大蹲点的龚育之当时听了发言后，即认为“内容尖锐”，“十分重要”，且“因为傅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且有不同看法的代表性人物”，故坚持整理出全文刊登在《宣教动态》（1957年第51期）上。[185] 可以断定，如果不是毛泽东的金口玉言，傅鹰这个发言在反右时必定被作为典型的右派言论。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指示中特意对这样一个“代表人物”点名保护，一则说明他当时还是有意保护大多数鸣放者的——他们毕竟是在毛的鼓动下站出来给党提意见的，二则说明他当时对哪些人属“右倾分子”或“右派”是心中有数的——因为他们的言行超越了毛一贯坚持的政治界线。文件第二部分正是针对这些人的：“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处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与14日指示相比，这段文字显得明确而严厉。说这些“右翼分子”或“右派”具有“反动面目”，“带有**情绪”，又说他们“企图”把运动“引导到错误方向去”，表明毛泽东更加深了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不仅“不要反驳”、“不加粉饰”、不要“删节”，而且还要“放手让他们发表”，表明运动进行到这时，中共高层开始酝酿反击“右派”了，“引蛇出洞”的策略也已露出端倪。

就在这一天，行动开始了。到5月16日，统战部召集的民主党派座谈会已经开了7次，按照原来的计划，这时应该结束座谈会了。5月12日统战部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时就说，座谈会“再继续两三天即可结束”，并准备采取以下几项措施结束会议：一、恢复以党派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基础的座谈会，讨论国内时事政治问题、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问题和国际问题；二、根据民主党派的要求成立一个有关党派事务问题讨论会，由各党派和统战部负责人组成，研究各党派之间的相关的问题和需要统战部帮助解决的具体问题；三、将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整理为两类，分别交给上述两个座谈会处理。同时采取个别交谈、中层座谈会等办法继续听取意见；四、对座谈会提出的各种批评和意见，统战部准备分为三类，分别供中央考虑、由中央统战部处理和交有关部门考虑。[186] 这些安排，分明就是要进入下一阶段工作——处理这些鸣放意见了。然而，在16日会议结束时李维汉却突然宣布：休会几天，成立一个小组，把与会者谈的问题加以排队，准备以后继续开会，因为座谈会“对全国整风运动起了推动作用”。[187] 在此前一天，统战部还联合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召开了工商界座谈会。

这一切表明，是5月8日至11日民主党派座谈会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时间应在12日。14日中央统一了思想并决定让右派继续暴露，从16日开始，“引蛇出洞”的策略正式实施——整风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

3、毛泽东亲自策划的所谓“阳谋”

对于发动反右运动的策略，毛泽东不承认是阴谋。他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讲：“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锄掉。”[188]

毛泽东的话至少有一点是完全违背事实的，即这里所说的中共中央指示，实际上是在5月14日和16日分别发出的，而不是在5月8日或此前发出的。毛泽东这样说的目的，是要让人们以为中共中央（或他本人）早已料到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会有“右派言论”，是有意让他们这样鸣放的。如此，一方面把座谈会上令他感到不悦的人物说成是“牛鬼蛇神”，把那些“带有**情绪”的发言定性为“毒草”就顺理成章了；另一方面，也可以表明这一切都是在他的预料之中的，以阻塞党内（特别是苏共）对他鼓动大鸣大放的“不慎行动”的质疑。至于说在提出双百方针时就已“安民告示”，更是强词夺理——只要把他一年来的讲话都翻出来看看，就一目了然了。毛泽东这样做，不仅可以避免被人指责为“言而无信”，更主要的是可以在苏共和中共干部面前掩盖他对中国社会情绪和局势发展的判断失误。正因为如此，他在5月中旬后才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反右运动中，其热情和关注程度，比发动整风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5月上半月，真正实行开门整风的主要还在中央，也就是统战部召开的引人注目的座谈会，而绝大多数单位和地方都行动缓慢。所以，在中央开始转向的时候，各地的整风运动才刚刚开始。比如云南省，就是在5月14日这一天，成立了以谢富治为书记的12人整风领导小组。[189] 谢富治在当天的整风运动动员报告中，讲述的完全是中共中央5月初整风指示的精神：强调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重重矛盾，首先必须认清党的责任，把党风整顿好；处理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不论是哪方面的错误和缺点，责任主要是在我们这一边”；“工人、农民、学生中间闹事，固然有种种的原因，但是主要是我们的官僚主义，不了解情况，不倾听群众的意见”。[190] 5月16日，云南省委研究整风问题的精神传达到基层，仍然是宣讲中央整风指示，只是态度比较慎重。省委要求“各地注意保持头脑清醒，不要轻易发动群众搞反领导上官僚主义的运动，以免陷于被动”。按照省委的安排，“目前整风只在省委、地市委中开展，整风的重点只是县以上干部”，其他人主要是学习文件，“正面体会”。[191]

即使在北京，情况也是如此。直到5月16日，北京市委才发出了整风计划的通知。北京的安排是，学习文件全面开展，工作和思想作风检查分批进行。在学习和讨论文件的同时，开始有计划地分别找党内干部和党外人士开座谈会，广泛地征求意见，广开言路，充分发扬民主，放手鼓励批评，解除各种顾虑。检查的方式，既要严肃认真，又要和风细雨，凡是有不同意见的，就要展开争论，应当允许进行反批评和申辩，对于一些带原则性的问题，在讨论以后应当作出结论，同时允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192]

这些部署显然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整风指示晚了一拍，但正好赶上新的安排。正是这种中央和地方的错位现象，给人一种感觉，“引蛇出洞”的策略是从整风运动一开始就设计好的。实际上，整个“阳谋”是从中共中央接连发出两道密令（14日和16日）后开始的：一方面在社会上大力宣传，公开鼓励和号召党外人士参加整风，给***提意见，一方面在党内迅速分级传达中央的新精神，以便安定人心，做好反击的准备。

5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评论指出，“在整风运动期间，我们所要求于非党同志的，是大胆尖锐毫无保留地揭发我们各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帮助党员进行整风。”形式主要是“邀请各方面的非党同志举行各种座谈会”，“党组织可以更广泛地运用这种形式。部可以召开座谈会，局、司、处、科也可以召开座谈会；可以邀请民主党派的负责人、高级知识分子、担任领导工作的非党同志进行座谈，也可以邀请机关中一般的非党干部进行座谈；座谈会的规模可大可小，不用会议形式而用个别的访问谈心也可以听到很多对党的意见”。总而言之就是采取各种方式让党外人士说话。5月1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社论说：“我们首先要充分地揭露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这就应该让各个方面人们的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讲出来，大家推心置腹，畅所欲言。这样才算真正地实现了‘百家争鸣’，同时帮助了我们党的整风运动。”有些用语是直接摘自中央16日指示的，不过只引用了前半部分，而且主要是说给党外人士听的。

中共中央14日和16日指示如何传达的情况，目前尚无文献资料可以说明，但笔者看到的两个回忆史料说明，文件的传达非常迅速，范围也比较广泛。

时任《人民日报》四川记者站负责人纪希晨证实：5月17日晚10点多，《人民日报》编辑部电话通知：“今天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有重要指示。前一时期，全党开展整风，北京、上海动得早，开始鸣放，但全国还没鸣放起来，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全国各省市都要开展鸣放，帮党整风。各民主党派，党内党外，什么话都可以讲，就是骂***的话也要让他们放出来，记者要按原话写。各记者站都要发整风鸣放稿件。你们四川明天就要发条消息来，没有新的材料，可以先到公安厅、统战部看看，旧材料也可以发来”。第二天，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召集常委扩大会议，听了记者站汇报的情况后，决定立即开展鸣放。[193] 《人民日报》编辑部这个通知显然是按照中央的新精神传达的，只是对记者们不能明说而已。省委召开紧急常委会，当然不只是听编辑部的电话通知；当场便布置鸣放工作，则说明此前省委必定已经接到中央的指示。

当时负责《文艺学习》编辑部工作的作家黄秋耘证实：5月18日晚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家聊天时，文化部党组书记周扬来电要邵去参加紧急会议。邵接听电话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临走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又叮嘱说：“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194] 很明显，周扬要在紧急会议上传达的，也是中共中央的新指示，而且，对于整风运动将要转向，省部级领导人已经心知肚明了。

甚至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也事先接到了通知。6月1日，民革副主席何香凝在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与其说是给中共提意见，不如说是对民主党派的告诫和责备。何希望各民主党派诚诚恳恳帮助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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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