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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 从波匈事件到反右派运动 毛泽东否定八大路线、重提阶级斗争的思想历程
处吗?监督的方法,就是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是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的方法,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法,是解决一切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保留了原讲话处理闹事的四条原则:一、努力克服官僚主义,使之不闹;二、要闹,就让他闹;三、让他闹够;四、对闹事的头子不开除。又加了一句:“应该把群众闹事看作在特殊情况下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手段。”5月8日毛泽东又接连改出两稿,补充的相关内容主要有:不能把维护社会秩序的行政命令与说服教育的方法混为一谈;人民群众决不会“无故闹事”,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重大惊小怪,倒是足以调整社会秩序,惩罚官僚主义”;“所谓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但民主和自由都是有限度的;“一个人或一个党,耳边如果没有不同的声音,那是很危险的。大家知道,主要监督我们的是劳动人民和我们自己,并不是民主党派。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力量很大,怕的是没有人讲闲话,不怕天下大乱。这个天下是乱不了的。”[164] 从上述增加的内容看,对群众闹事、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双百方针等问题的论述,与5月4日的指示精神都是一致的,而在言词上显得更加放得开。这说明毛泽东对整风运动开展一周前后的情况是满意的。
2、毛泽东感到事情起了变化
那么,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警觉的?到底哪些言论让他感到不安了?
关于毛泽东开始警觉的时间,一般研究者都认为是5月中旬。这个说法应该可以接受,但是过于笼统,因为就是在这几天当中,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究竟怎么变的,绝不是一个“5月中旬”可以解释的。况且,很多论著提出这种说法的依据是靠不住的。人们最常引用的是李维汉的回忆。李维汉说: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5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的头上,决定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165]
李维汉的这段记忆很不准确。统战部的报告对毛泽东有很大影响,这应该是事实。[166] 但是第一,目前所有(内部和公开)的资料都不能证明在5月15日前的座谈会上有谁发表过“轮流坐庄”、“海德公园”之类的言论。像这样刺激的言词大概不会逃过记者的眼睛,而当时统战部对各种报道又均未作删改。[167] 第二,从座谈会一开始《人民日报》就有详细报道,而不是在第三次或第四次汇报后才开始的。第三,罗隆基说“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这番话,是在1956年民盟工作会议期间,而不是在1957年座谈会上。[168] 至于“外行领导内行”的说法,更是早在整风运动之前就有,毛泽东曾多次提及,并认为有一半道理。[169]
李维汉所说的毛泽东5月15日“写出”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正是他和其他许多人判断毛泽东何时决定开始反右的依据,甚至有研究者认为“这篇文章发出了反击右派的信号”。[170] 这是完全错误的理解。该文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刊载时,所署时间确是5月15日,但编者有题注称:毛泽东在第一次审阅样稿时注明:“此文是5月中旬写的”,署名“中央政治研究室”。同时对清样作了少量文字修改。这次修改和批注的时间是6月11日。6月12日,该文印发党内。在阅看已经印发的这篇文章时,毛删去了原来的题下说明,改署名为“毛泽东”,改时间为“5月15日”。[171] 如此看来,第一,此文应是5月中旬起草,6月11日定稿的,所以人们看到的文字反映的不是或主要不是毛泽东5月中旬的想法,而是反右运动开始以后的想法。第二,此文原是毛泽东准备为《人民日报》写的评论员文章,后来才改作党内文件,所以其用意可能会有很大不同。因此,这篇文章根本就不能作为判断5月中旬毛泽东有何想法的依据,而作为发动反右的“信号”更是无稽之谈(文件是反右开始后发出的),唯一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修改这篇文章时标明的日期——5月15日,很可能反映了他思想转变的时间。[172]
至于哪些言论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很多研究者和当事人的推断都是:“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等,认为毛泽东受到这些言论的刺激,才决心反右的。[173] 不错,这些说法可能最令毛泽东恼怒和反感,后来也确实成为反右派运动集中批判的靶子。但是,在中共中央发出准备反右和“引蛇出洞”的指示之前,上述言论都还没有发表,因此不可能成为引发毛泽东改变主意的依据。
李维汉有一个说法很在理:“中央当时发动这一场斗争,有一个酝酿和发动的过程。”[174] 笔者将能够找到的有关文献、史料按时间顺序排队进行分析,希望能看清毛泽东这段时间思想变化的轨迹。
首先是5月12日林克的日记,这则史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可以说明毛泽东最初思想变化的证据,故极为重要。这一天的日记如下:
毛主席在同我谈话时说,目前全国已经争鸣和齐放起来,知识界争得最响。民主党派不那么响,工商界最先神气,章乃器、罗隆基、章伯钧、陈铭枢等人发言有取消党的领导的味道。资产阶级唯利是图、争名夺利的本质也有所暴露,像定息20年。自1956年算起可以说是一种典型。有敌视社会主义的情绪的某些人也有所表露。春天来到,各种蛇也开始动起来了。民主党派某些人及资产阶级某些人的鸣放,并不增加他们长期存在、共同监督的资本,相反某些言论会使它[他]们在群众中丧失威信,这样就不是长期共存而是短期共存了。张奚若谈得好,己不正焉[而]能正人者,未之有也。
毛主席还谈到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问题。他说,“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但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有左的片面性,他们克服了片面性会大进一步。他们所以宁左勿右,他们是要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人则比较危险。
毛主席进一步谈到争鸣和齐放的限度是什么?限度就是不能火烧房子。批评应该:(1)有利于人民民主专政;(2)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3)有利于党的领导。而***的领导是有决定性的。
毛主席在谈到新闻自由问题时说:新闻就是要控制,新闻应该服从国家的经济的基础,不能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为无政府主义的经济服务。例如:1956年上半年农业合作化时,只能宣传发展合作化的方针,不能存在(宣传?)削减农业合作化的方针。党内存在两条方针就会为工作造成损失。……[此处几句字迹不清]更不允许煽动性报道。
目前有三方面情况不报道或加以控制:(1)肃反案件;(2)物价;(3)外交政策。
关于反社会主义言论,可以多登一些,这有利于我们。
由此可以判断,这时毛泽东已经发现鸣放中有问题了,虽然不是多严重,但主要有两个“危险”倾向:“有取消党的领导的味道”;敌视社会主义的情绪“有所表露”。核查被点名的这几个人当时的言论,引起毛泽东注意的应该是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章伯钧、章乃器关于改变机关党组制和要职要权的言论,陈铭枢和罗隆基改变学校党委制的言论,以及罗隆基要求给予民主党派“平等、独立、自由”的言论。[176] 于是,毛泽东提出了鸣放的三个“限度”,核心是党的领导。还有,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各种蛇”开始动了,又说“反社会主义言论,可以多登一些”,表明他这时开始产生了“引蛇出洞”的念头,虽然具体做法还只是“放”蛇出洞。再有,对新闻报道提出三个禁区,说明毛泽东对局势的发展开始有些担心了。不过,这里也有一点疑问:张奚若讲“先要正己方能正人”是在5月13日(《人民日报》14日刊出),毛如何在12日就引证呢?或许张奚若以前也说过这话,或许林克习惯第二天追记日记?这倒不是很重要,但有一点毫无疑问,毛泽东这时肯定还没有看到张奚若5月15日关于“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发言,否则就不会以赞许的口气提到他了。总之,毛泽东此时还只是有些疑心,他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甚至没有同其他领导人进行沟通。
5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两篇文章表示情况如常。一篇是读者来信《不能强迫非党同志参加整风》,一篇是《解放日报》5月9日社论《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批评党内干部对大鸣大放的错误认识。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谈职工闹事》指出:“凡是闹事的地方,大都是官僚主义比较严重的地方;职工不能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正常方法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才被迫走闹事这条路。”至少到这时,毛泽东还没有做出新的决定。从各方的文献材料看,政治局10日开会通过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文件后,直到13日,毛泽东没有召集过会议。还有,13日陈云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电报,其中指出: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普遍存在,要求“各地各部门应在整风运动中发动群众予以揭露,组织力量,抓住重点,进行系统地检查、纠正”。[177] 电报的口气和内容,也丝毫没有脱离中共中央整风指示的框架。
14日发生了变化,但不是在白天。这一天毛泽东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阅读5月10日《解放日报》,该报第二版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整版刊登了上海22位中、小学教师座谈会的发言摘要。毛泽东写了批语:“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又批示:“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178] 有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在这里是要提醒人们注意运动出现的危险倾向。[179] 这个解读恐怕有些偏颇。仔细翻阅这份《解放日报》可以发现,报上所载言论虽然数量很多(整整一版),但涉及的都是基层单位、下层领导和具体问题。[180] 同《人民日报》刊登的民主党派座谈会发言相比,上海中小学教师们所提意见要温和得多,且没有涉及政治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经济方针、历次运动遗留问题等。如果毛泽东要提醒中共领导人注意极少数人的错误言论,完全可以指出民主党派座谈会的发言,正如他本人注意到的那样,而不必举上海教师座谈会为例。笔者认为,毛泽东要求刘少奇等人“过细”地看这张报纸,其用意还是在于说明发动整风的必要性,说明党内问题的严重性。或许毛泽东想以此证明发动整风运动是正确的,但更大的可能是,毛泽东在意识到危险倾向开始出现的同时,仍然认为***本身的官僚作风和腐败堕落也是危及政权的重要因素。
5月14日晚上9时至次日凌晨1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181] 尽管目前没有关于会议的任何材料,但可以肯定他们在讨论整风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内容是:
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展开对于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这不但会大大帮助我党的整风,消除同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在群众中暴露右倾分子的面貌。我们党员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近来我们许多党报,对于一些**的言论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
但是,在报导中,有三类言论必须加以领导和控制,即:(一)对于市场物价容易发生影响的消息和言论;(二)违背国家外交政策,易为帝国主义挑拨和利用的消息和言论,其中包括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消息和言论;(三)涉及个别肃反案件具体事实的消息和言论。
以上各点,请即召集党报负责同志加以布置,至要。[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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