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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从波匈事件到反右派运动毛泽东否定八大路线、重提阶级斗争的思想历程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作为执政党，中共不断发动群众大搞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其中最令世人瞩目的，就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由于政治的原因，国人（包括学术界）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比较充分，研究也相对深入，但是对于反右派运动的思考和研究却始终没有展开。到今天，那场与文革相比同样是震动社会、摧残人心的政治运动已经过去整整半个世纪了，人们需要、也希望了解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是怎样发生的。

其实，从毛泽东的思想历程来看，反右与文革是一脉相承的——反右就是文革的预演，文革就是反右的继续。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在那时发动一场波及全国的反右派运动？笔者的研究表明，实际上，在1956年和1957年，毛泽东和中共的政治理念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过程。

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执政党认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下一步的中心任务就是搞经济建设，尽快实现工业化。为此，就需要调动全社会，特别是知识界的积极因素。恰值此时，苏共召开的二十大提出了一套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方针，进一步刺激了中共的思考。于是，毛泽东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十大关系”，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治主张，而这些方针和主张在中共八大被确定下来，构成了八大路线的主要内容。中国似乎要走上一条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了。

然而，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都低估了斯大林主义在东欧的危害以及东欧各国民众的反抗情绪，1956年10月的波匈事件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了一片混乱和恐慌。波匈事件，特别是在匈牙利出现的动乱，使中共领导人意识到，已经取得的政权还有可能丧失。这种危险的主要根源不是国内外的反革命力量，而在于人民大众对执政党的不满和对立情绪。一旦这种情绪蔓延和膨胀起来，势必为国际阶级敌人所利用，进而推翻共产党的统治。于是，毛泽东认为，主要问题出在共产党内，并提出今后的中心任务就是调整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此则需要采用民主的方式开展整风运动，以克服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

毛泽东没有想到，他的主张遭到了党内多数干部的反感和抵制，而他倡导的双百方针和大鸣大放的做法则受到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欢迎和拥戴，再加上在毛看来，经过几年的改造运动，知识分子已经归顺了党的领导，于是，毛泽东决定邀请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实行开门整风。然而，民主党派座谈会召开不久，毛泽东就敏感地认为，这些鸣放的言论有两个危险倾向：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此后，在中共中央“引蛇出洞”策略的引导下，鸣放言论越来越激烈，特别是由此引发的学生运动同农民退社、工人罢工搅在一起，使毛泽东感到“中国有出现匈牙利事件的危险”。中共高层一致决定，必须重新开展一次群众性阶级斗争，坚决打击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于是，党内整风便迅速转为全社会的反右运动。

概括起来，波匈事件-党内整风-反右运动，这个三步曲大体上构成了那场政治运动如何缘起的历史过程，反映了毛泽东否定八大路线、重提阶级斗争的思想历程。

本文的研究是以充分的史料为依据的。笔者首先研究了大量文献史料，特别是有选择地查阅了北京市、上海市、吉林省、陕西省、云南省五个档案馆有关整风反右的档案材料。[1] 同时，还利用了许多有代表性的当事人回忆录。作为当时的新闻报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都很重要，但在笔者看来，在报刊类中，最值得注意的应属新华社发行的《内部参考》。至少在反右运动进入高潮之前，这个刊物的报道还是尊重事实、实话实说的。[2]要梳理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当然需研究他在此期发表的讲话、报告、指示、文章，但这类材料很多，且虚实兼备，更因对象不同而各有侧重，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因此，在考察和理解毛的公开讲话和中共中央文件时，笔者重点利用了两个史料。一个是毛泽东秘书林克的日记手稿，那里记载了不少毛泽东私下谈话的内容。[3] 一个是毛泽东修改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稿（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经过和具体内容。[4] 这是观察毛泽东此时思想变化的两个极其重要史料：一则，就真实性而言，毛对他身边人员透露的心声大概比他的公开讲话更可靠；二则，毛本人把《正处》看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修改时反反复复，字斟句酌，不厌其烦，而这个过程恰恰与整风向反右转变的过程同步。所以，毛泽东对局势估计、对问题认识的变化，应该比较真实地反映在这些史料中。

在仔细梳理和认真研究上述史料的基础上，笔者试图客观地重现1956年11月至1957年6月中国政治局势变化的复杂过程，向人们提供一幅反右运动缘起的真实画面。

一、中共中央对波匈事件的反思

1956年11月，东欧的十月危机过去了，华沙和布达佩斯也逐渐平静下来。[5] 然而，波匈事件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对于社会主义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影响却远未消失。1948年苏南冲突爆发时，社会主义阵营曾出现过一次“地震”，其结果是东欧各国被迫走上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对于铁托的“反叛”，斯大林可以倚仗其权力和威望发动一次政治围歼战，通过召开共产党的国际组织会议解决问题。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了：斯大林和共产党情报局都已不复存在，莫斯科面对的也不是几个共产党领导人，而是成千上万走上街头的民众。如果不肯让步，那么通过武力（布达佩斯）和武力威胁（华沙）应对危机，似乎就成为苏联唯一的选择。中共领导人并非在原则上否定使用暴力手段，对哥穆尔卡的支持仅仅是因为他反莫斯科而不反社会主义，而当毛泽东认定纳吉已经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时，便坚定不移地提出了武力镇压的主张。然而，痛定思痛，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中共及其领导人不能不思考：导致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条件在中国是否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东欧危机会不会在中国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共作为执政党该如何应对在中国已经出现的群众闹事现象？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的问题出来后，中共的主要精力在于统一党内的思想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调整执政方针和路线。通过召开八大，这些目的已经达到。现在突然又冒出一个波匈事件，而且其影响和震动远远大于前者。那么，中共在波匈事件中究竟看到和吸取了哪些经验、教训？[6]

1、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不同声音

刘少奇及其率领的代表团从莫斯科回国后，11月10日，中共召开了八届二中全会。参加会议的共296人，分为9组。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开了6天。[7] 会议由刘少奇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共讲了六个问题：中苏关于波匈事件协商处理的经过；发生波匈事件的原因；社会主义阵营是否巩固的问题；朝鲜问题；越南问题；中共的方针。

刘少奇首先指出波匈事件的共同特点是“广大群众的反苏运动，是社会主义内部的问题”，接着提出这两个事件性质不同：“波兰事件非马克思主义有一些”，而“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取得领导权”。在详细介绍了波匈事件的处理经过后，刘少奇对这次“共产主义内部最严重的事件”分析了其发生的远因和近因。远因之一，波兰和匈牙利都是苏联解放的，在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没有把工人和农民阶级组织起来，也没有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知识分子没有思想改造；肃反中犯了错误，整了好人，真正的反革命却没肃清；工农缺乏阶级觉悟；对待民族问题也同样没有阶级观点。远因之二，重工业投资过多，不重视轻工业、农业，人民生活没有改善；领导人有特权，人民生活苦，群众不满。远因之三，搞教条主义，照搬苏联不灵，便失去信心；苏联干涉其内部事务，有大国沙文主义错误，损害了这些国家的民族尊严。近因之一，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在党员群众中引起混乱；二十大后控制不住，煽起反苏、反斯大林的浪潮。近因之二，事件发生初期，苏联处置不当，特别是波兰事件。近因之三，南斯拉夫进行煽动。谈到中共的立场，刘少奇说：我们的方针，第一点是中苏两党团结。第二点是做好我们的工作。第三点是给兄弟党提意见要谨慎。[8]

关于如何以波匈事件为前车之鉴，以免重蹈覆辙，刘少奇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防止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及各级领导人脱离工农劳动群众，形成新的“贵族阶层”。刘少奇指出：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阶层，特殊的“统治阶层”。刘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面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也有一种条件，产生工人贵族这种阶层？如果我们不注意，让其自流的话，在我们这些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在工人阶级里面可以产生，在共产党里面也可以产生。我想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关于防止新贵阶层出现的措施，刘少奇首先提出的是必须对权力有所限制，对人民实行民主：“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权力，什么事情不准他做，应该有一种限制。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只能对反革命阶级、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对人民群众不能用专政的办法，在人民内部只能实行民主。当然，这是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有些人所讲的大民主、无领导的民主。”其次，“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过分悬殊”。这包括缩小工资差别，取消特权等。还谈到了取消干部终身制的问题，刘少奇认为在这方面可以参考西方国家的做法，他列举了美国华盛顿、艾森豪威尔、马歇尔的例子，又借用毛泽东的话说：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最后，刘少奇讲到了经济发展方针的问题，强调说：“我们工业建设的速度要放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呢？就是群众不至于上街游行，不至于闹事，还比较高兴，能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和积极性。”他赞同陈云的意见，也主张经济建设速度宁可“慢一点”，“稳当一点”。[9]

刘少奇的倾向是明显的，即在共产党内部找原因，所谈的预防措施，重点也是改进执政党的某些制度、政策、方法。报告把问题的落脚点锁定在经济方针，把波匈事件的教训与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联系起来。

接着，周恩来作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周先谈了波匈事件的两个教训：第一点，在中国，对周围兄弟国家也有个别大国主义的做法，对兄弟民族也还有大汉族主义倾向，也产生过领导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利益的事情。周恩来特别指出，中国的特殊化和官僚化，是有封建特色的，“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第二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周特别强调后者，提出：“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但“如果不关心人民当前的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

由此谈到经济建设速度问题。周恩来说，中共八大提出建设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或再多一点时间是恰当的，现在看来，时间可能还要长一点。周恩来委婉地指出：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可以放慢一点，有可能要四个五年计划，或者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他以钢产量指标为例：原来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末达到年产3000万吨，照现在的速度不可能实现，所以八大确定的指标是2000-2500万吨。从减缓工业发展速度的设想出发，周恩来又提出，八大建议的经济指标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都还“只是个建议”，也是可以修改的。周认为：“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

为了制定1957年的经济计划，周恩来认为应该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正确的评价。周提出了“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讨论”而形成的看法：“基本上正确，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周重点讲了错误：“第一次制定五年计划，不可能一下子制定得很恰当。一九五二年提出的五年计划是粗线条的，然后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不断修改，而且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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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18 23:27:23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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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