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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彻底革封建帝制的命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和失败的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这是我国史学界公认的定论。但不能因此推论：辛亥革命在任何方面都是不彻底的、失败的。我认为辛亥革命至少有一个方面是彻底的、成功的，就是推翻了中国历时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

　　对辛亥革命彻底推翻封建帝制的丰功伟绩，史学界历来估价不算高。原因是：作为反帝反封的革命，它是失败了，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这是大前提。辛亥革命只赶跑了一个皇帝和去掉一条辫子，这是小前提。大前提没有解决，只解决了小前提，好象无关大局。况，赶跑了高踞全国臣民之上的大皇帝，却换来了一大批割剧一方的中、小皇帝一一军阀、土豪、恶霸，好象得失相当，甚至得不偿失。当然，辛亥革命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它的成就比起新民主主义革命，自然相差甚远。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方面是在批判旧民主主义革命缺陷的基础上前进的，另一方面又是在继承旧民主主义革命成果的基础上前进的。批判方面，过去言之甚多，而继承方面，则言之甚少。其实，在没有皇帝统治的条件下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自然要比有皇帝方便得多。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军阀割据，确给各地的红色政权的存在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条件。

　　资产阶级革命，很难说有完全彻底的。所谓彻底，只能说是基本彻底。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结果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制度，即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剥削制度的更替，并不需要新旧完全彻底决裂，它们可以在许多方面妥协、溶合、并存。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尚保存君主制和贵族头衔，此即革命不彻底的明显例子。作为世界近代史开端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于1649年处死国王，并一度成立共和国，但在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1688年“光荣革命”后，变为君主立宪，终于又恢复了君主。1789年开始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号称典型，但开始时并非实行共和制而是君主立宪制。直到1792年把国王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后，才宣布成立共和国（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其后多次出现帝制（或国王）复辟，计有法兰西第一帝国（1804—1814、1815年，拿破仑一世专政）、波旁王朝（1814—1830年）、七月王朝（1830—1848年）、法兰西第二帝国（1852—1870年，路易·波拿巴专政）。说来奇怪，法国最后一个皇帝路易·波拿巴是靠普鲁士军队推翻而不是靠法国人自己打倒的。客观上是普法战争宣告了法国君主制的告终。从进攻巴士底狱至普法战争的82年中，法兰西有过两次共和国：第一共和国（1972—1804）享寿12年，第二共和国（1848年—1852）享寿4年。两次共和国总共才只不过历时16年，而实行君生制的时间累计却长达66年之多。欧洲许多经过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等都保留过较长时间的君主制，有的甚至保留至今，其他类似情况，多得不胜枚举。虽说衡量资产阶级革命是否彻底，不应以是否保留君主制（君主立宪制）为主要标准，但君主制毕竟是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赘疣，这种封建残余终究或多或少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旧时代的消极影响。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却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使中国绵延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于天壤，从民元到民六，其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有使民国中断，更没有象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法兰西第四、第五共和国，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在此论范围，故不涉及。)。在世界历史上，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要经过许多艰难曲折的，英、法两国可以为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力量严重不足，故虽经许多艰难曲折，还是不能完成革命的任务。对此，史学军早有共识。但是资产阶级革命任务完成得比较好的英、法，一个（英）没有完成彻底消灭君主制的任务，另一个（法）要经过三起三落，费时82年才彻底消灭君主制。相比之下，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却是首年起义，次年推翻帝制，其后并迅速平息了两次复辟活动，从此再无人敢问津帝制(1934年3月粉墨登场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是日本侵略者一手扶植的傀儡，属敌伪政权，不是国内的帝制复辟问题，当作别论。)。对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史上的这个大奇迹，能认真注意到的学者，能有几何？

　　中国没有皇帝已经81年了，比起前此二千多年的有皇帝的历史，自然是非常短暂的。经过这81年，中国人习惯了没有皇帝君临其上的生活，对皇帝已经淡忘。皇帝，成了人们发思古之幽情时的谈资和戏剧、电影、电视里的角色，离现实生活确是遥乎远矣！可皇帝主宰一切还是81年前的事，“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刘少奇语，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0页。)的历史作用，于此可以想见。对于一个帝制时代极长、封建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家来说，一场短暂（充其量不过是从1894至1911年）而又失败的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确是令人难以置信。笔者也曾表示怀疑。但事实总归是事实。一同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比较就清楚了。诚然，在经“五四”新文化运动诸先贤提倡“民主与科学”之前，真正懂得“民主”的中国人有如凤毛麟角；“五四”之后，“民主”的意识还不算普及。但是，如果把“君主”作为“民主”的对应物，则可以看到“君”灭“民”兴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股潮流直泻千里，倒没有什么大的迂回曲折。这不能不算是辛亥革命的奇功异绩！

　　要认清这个问题，必须回答：辛亥革命为什么能比较容易地彻底铲除封建帝制？

　　笔者不避谫陋，试作如下回答：

　　一、中国的帝位向来就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中国虽曾有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但皇统并非“万世一系”，而是更替甚多。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至有清一代，改朝换代，自立称帝达百数十起之多。称皇帝者，自谓“奉天承运”，但实际上是以武力或阴谋夺取大统。“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才是改朝换代的普遍法则。以亲贵、权臣、悍将篡位夺权者，史不绝书；而出身微贱，起自草泽，摇身变而为帝者，亦不乏其例；各族群雄纷争，据地称皇者，更大有其人。由此看来，中国帝皇的神圣性，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自封，历代觊觎帝位者早已心中有数。所以项羽、刘邦“彼可取而代之”(《史记·项羽本纪》。)与“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高祖本纪》。)的想法，也就是历代群雄的想法。

　　由此可见，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是在变动，争夺、更替中绵延的。它在中国人的心中，并非神圣不可侵犯，而是争相取代的。即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也。只是由于没有出现过新的历史契机（民主政体生存的条件），一所以只能以一个皇朝代替另一个皇朝，找不到另外的出路。即使是辛亥革命前的农民起义也是如此。

　　二、中国的君主专制是封建主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与欧洲的君主专制大相径庭。

　　中国的君主专制是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产物。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郡县制以来，中国的封建地主经济得以巩固和发展。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是对以往的分封制和采邑制的否定。因而自秦以来，地主所有制下的自然经济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它反过来又巩固了历代的专制君主的统治。虽然由于自然经济的相对封闭性，使破坏统一的因素仍然存在，在中国出现过多次分裂的局面，但从二千余年历史发展的趋势看，中央集权制是主流，在一般情况下，是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主宰着国家的一切。君主专制是与封建社会的发展同步的。

　　在欧洲，情况则大不一样。由于中世纪的欧洲是封建领主所有制居于统治地位，各级封建领主都拥有相当的权力，对国王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当时的欧洲各国，王权受到了各级封建领主的制约，不能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只能实行地方分权的早期君主制和等级君主制。只是到了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在国家范围内出现了统一的市场以后，各国才从等级君主制向君主专制过渡。集权的君主专制得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化的贵族们的支持，才得以日益巩固和发展。君主专制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产物。专制的国王和资产阶级曾经有过互相支持的关系。这种关系曾促进过资本主义在国内的发展和向国外拓展(参见许丽娟：《明清时期中国与英法专制政权的差异及其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不同作用》，《学术研究》1984年第二期。)。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都是在君主的支持下进行的。只是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中期，君主专制才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阻力，于是资产阶级革命便发生了。革命的结果是，有的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国，有的把君主专制政体变成了君主立宪政体。有的国家，即便是推翻了帝制。还是要经过多次的、数十年的反复。西方君主制之所以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于它后来的发展（君主专制）与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步，所以它对资本主义还有相当大的适应能力。法国大革命后出现的拿破仑帝国，便是典型例子。拿破仑帝国不是封建帝国，而是资本帝国。拿破仑向欧洲的武力扩张，正反映了法国大资产阶级向外扩张的意愿。西欧的许多国家的君主制所以能生存至今，就是因为它能不断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形势，改变其生存方式。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中国的君主制大力地维护着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扼杀着不利于这个基础的因素。它把“重农抑商”作为中国长期的根本国策，严重地限制了商业资本的发展，使之不能向资本主义转化。明清两代的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不能发育成长，实为这种二千年不变的国策所累。中国历代君主在本质上均与资本主义无缘。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输入中国，受到了清皇朝的峻拒（后来的屈服是迫不得已的），而对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则多方扼杀。外国资本对清皇朝是不满意的，它希望另觅一个更为合适的走狗，所以它坐视清朝被推翻。清皇朝与代表民族资本主义的革命派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不存在共存的可能。尽管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济基础还很薄弱，但由于上述的原因，中国的封建帝制已不可能再延续下去了。尽管中国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还很狭窄，但由于皇权主义已经丧失了生命力，所以中国还是选择了“建立民国”一途。有名无实的“中华民国”，正好是皇权主义已死，民主主义方生的青黄不接时代的产物。“皇权倾而地分”一一军阀割据的局面应运而生，人民再遭涂炭。但是，帝制的永远死亡，终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三、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是君主专制观念的潜在对立物

　　在历代典籍中，“民”固然是卑下的、没有地位的被统治者，是“君”的从属者。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也被高度重视，甚至其重要性有时被强调到凌驾于君主之上。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即为“民本”所由来。还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说的都是“民”的极端重要性。被历代皇朝尊为“亚圣”的孟子的名言：“民为贵，社稷次子，君为轻”(《孟子·尽心上》)更是脍炙人口。凡饱读经书的士人，无人不晓。孟子另一更为激烈的说法：“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也是人所共知的，只要成了独夫民贼，就是当了皇帝也是该杀的。历朝广泛采用、屡加修订的启蒙教科书《千字文》中，赫然有“吊民伐罪，周发商汤”(《训蒙千字文》。)之句，把孟子的这种观点，普及到各城乡学塾中去了。古代的儒者，言必称“三皇五帝”，尤爱言必称尧、舜，以称颂他们禅让之德。禅让之世，不是以天下为私、而是以天下为公。所以杜甫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工部集·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之句。老杜的最高理想是要把皇帝变成尧、舜。这恐怕不是他一人的想法。至于孔子所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更是历来被奉为圭臬名言。虽不免流为空论，但谁也不敢表示反对，就连以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帝王们，也不敢说孔子这番话是错了。可见在君主专制时代，这些民本主义思想，还是可以公开、合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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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6-12 23:07:05 作者：方志钦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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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