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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

(编者按：本期组稿时正值“五四运动”八十二周年。近年来对“五四”传统进行反思的文章虽不胜枚举，但就深度和广度而言，当首推国学大师王元化的<<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承蒙作者惠允，本刊转发该文。原文作于一九九九年，并载入李辉的访谈录<<世纪之问>>，这里略有删节。)

李辉问：今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这八十年里中国从历史进程，到社会发展，包括知识分子的自身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重新认识“五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课题。从你的谈话中我感到，你主张用一种冷净、更多层面的方式来反思“五四”。可以这样理解吗？

答：对“五四”的思考是我的反思的一部分。近两年，我曾经在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等八所大学做过每次近三小时的演讲，题目都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收在《清园近思录》里的那篇《对“五四”的思考》，只是一个提纲。现在我可以作些补充。

问：强调“再”字，是不是在一些问题上有些新的想法？重新认识“五四”除了从文化思想角度认识外，政治上也需要重新评价，比如“反封建”的概念是否准确，是否符合事实？

答：我们头脑中有很多既定观念，日积月累成为习惯力量。再估价是重新认识这些既定观念，重新清理这些东西。反封建这一提法，有人不赞成。中国封建社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陆的研究者曾有几种说法。不管这些说法如何，有一点应该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已经不再是封建制了。比较准确的说法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体，这跟西方说的“封建制度”完全两样。反封建在大陆成为一种普遍的说法，大约可以上推到三十年代初中国理论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大论战的时候，那时上海生活书店就这两个大论战出版过两本书。据我所知，当时毛泽东把中国社会性质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革命性质自然也就相应为反帝反封建了。那时，如果有人说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就会被怀疑为托派。

问：就是说现在我们对“五四”的再认识，不能从已有的既定观念谈，而要重新去认识。

答：对“五四”的再认识，首先就要打破既定观念。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先驱者，将任何问题，不管是宗教的、自然的、道德的、都摆在理性的法庭上重新认识。如果不重新估价那些已被接受的既定观念，那就根本谈不到启蒙。这是我对“五四”进行反思主张新启蒙的由来。今天不是简单地完全按着“五四”的道路走。“五四”未完成的任务应当继承，但是“五四”思想需要深化，而不是重复，这就是我对“五四”主张再认识的原因。

问：从思想意义来说，你还是一个启蒙主义者。

答：这是中国的历史现实给我们提出的任务。“五四”思潮遗留下来的不都是好的，有的是谬误，有的是真理中夹杂着谬误，还有的是走了样变了形的真理在起影响，我们应该把它清理出来。

问：接受外来思想影响，与西方文化的碰撞，被认为是“五四”最为突出的思潮和文化特征之一，你如何看持这样一个碰撞和交融过程，特别与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文化交融现象比较，有什么值得总结的经验呢？

答：外来思想如果不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结合起来，就很难在中国文化土壤上扎根。这可以举佛学在中国的传播为例，最初传播佛法是依附道术，采取以外书比附内典的办法，用和佛经比较接近的老庄术语来翻译佛经的专门名词，这就是所谓的“格义。”到了道安时期，认为“格义”于理多违，遂废止“格义”不用，而采取进译和音译，使佛经得以更准确地保持它的原来面目。这种求信求真的办法至玄奘时期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值得注意的是，玄奘译出的佛典如法相唯识都是佛书中的精华，可是并未传播开来。广为流传的却是经过中国化了的佛典。直到宋代佛学才被中国文化所吸收，一种外来文化为本土文化所融化，往往是要经过漫长曲折过程的。这里面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去总结。佛学传入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而“五四”时期介绍西方近代文化思潮是我国第二次规模吸收外来文化。前者历时千年，而后者倘从晚清算起仅百余年。我不认为“五四”时期对持西学的态度及吸收西学的方式都是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我认为那时以西学为坐标（不是为参照系）来衡量中国文化，是和国外那时盛行的西方文化中心论有着密切关系（“五四”时期陈独秀即称西学为“人类公有之文明”），二战后西方批判了西方文化中心论，而提出多元化的主张。其实就在当时西方有些人已经对中国的文化传统采取了尊重态度，比如“五四”时期来华讲学的罗素、杜威就是如此。有人提出继承“五四”，这自然是对的。可是他们反继承“五四”解释为完全按照“五四”一模一样走下去，而不许反思，不许扬弃“五四”的缺点和局限。我以为这种看法不足为训的。

问：佛经的引进实际上带来了思想与文化的根本性变化，还有人的生活方式。

答：外来思想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这一点我们应该看到。就以第一次传入中土的佛学来说，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但过去却把它说成是蠹国殃民。如范文澜最初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就持这种看法。现在人们不这样看了。）第一，佛学丰富了我们原有的语汇，比如今天用的大众平等这些名词，都是来自佛书。还有许多成语如瞎子模象、唾面自干，也是从佛经传入的，现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典故了。佛经还使我们的文学艺术增添了一些新形式，唐代的变文就是其中一种。第二，佛经传入也带业来了新的思想因素，比如沙门不敬王者，佛家的出家观念，不婚娶的教规等等，均对我国的传统观念冲击力甚大。至于在思想模式方面首先是思辨思维。魏晋时代玄佛并用的学者提出所谓三理，有无之辨、言意之辨、神形之辨等就是思辨的讨论，它使我们的思想领域扩展了，这种影响是不容抹煞的。第三，随着佛经传入也带来了因明学，即印度的逻辑学。古印度已有五明，因明为其中之一。因明原有五支论法，后改为宗因喻三支论法。我国先秦时期虽已有近于研究逻辑理论和名辨学家，但很快就衰落了。熊十力曾说印度文化的重逻辑精神“可纠中土之所偏”，这话很对。宋代儒学被称为新儒学，就因为它与原始儒学不同，融入了释道等思想，不仅使儒学获得新发展，也使宋代文化呈现了新的局面。

问：现在看“五四”，不能用简单的肯定和否定，两种态度都是不应该的。

答：“五四”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接受外来文化冲击的时代，如果参照第一次的经验，可以少走一些弯路，但是总要有一个过程。从一九一六年到二十年代中期，时间很短暂，不能期望它承受太多的东西。“五四”到底做了些什么？又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大家都说继承“五四”，可是继承“五四”的什么？我认为过去写“五四”思想史很少涉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是陈寅恪在王国给纪念碑铭中提出来的，很少被人注意，倒是表现“五四”文化精神的重要方面之。王、陈等一向被视为旧营垒中人，被划在“五四”范围之外，我觉得这是一种偏颇。问题在于这句话是不是可以体现撐逅臄时期出现的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精神？它是不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如果不斤斤于用文白之争来概括“五四”，那么它是否在以不同形式写作的人物身上都同样存在？近年来这句话渐渐获得了许多人的认同，比较容易被理解了。倘以“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方面去衡量“五四”人物，那么褒贬的标准会有很大不同，一些被我们的教科书或思想史所赞扬的人物，将难以保持其荣誉和威名于不坠了。自然一般所强调的民主与科学是重要的。但什么是民主和科学？那时只能说停滞在口号的层面上。这也是近八十年来民主和科学在中国一直有能实现的原因之一。此外，我认为“五四”时期提出的个性解放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传统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压抑个性。

问：你认为“五四”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发生重大作用的是个性解放？

答：是的。可是后来却成了历史的讽刺，个性消亡了，变成了政治服务的工具，变成了螺丝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荡然无存了。许多人是到了三十年代左倾化之后，才放弃个性解放精神的。像鲁迅这样申张个性的思想家，也是在那时候说自己属于遵命文学的。

问：我觉得，即便在做遵命文学的同时，鲁迅其实没有完全失去自我。

答：鲁迅的思想有曲折的发展过程。他自己也说过是由进化论到阶级论。大革命时，他受到血的教训变成阶级论者以后，他的思想左倾了，说自己是遵命文学。诚然，他并不是遵奉统治者、权势者、压迫者的命令，和那些奴颜媚骨的投机家有着根本区别，显示了一贯的正直与骨气。但这并不能使他不犯错误，因为一旦跨入遵命文学，就难免会自己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不蒙受伤害。三十年代，他参与批评文艺自由与第三种人运动，是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当时第三国际提出了反对中间派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同样把中间派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认为中间比反动派对革命的危害还要大。文艺界也伤害了一些不应伤害的文学家。（比如施蛰存当时就被当作第三种人，魏金枝也被当作第三种人的同情遭批判。）如果鲁迅当时不是依靠政治信念，而是以自己的独立思想来明辨是非、分清曲直，他也许不会造成这种失误。此外，同样由于政治倾向，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陈某的信中，也作了错误的判断，怀疑他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金钱。托派也是极左的派别，我并不赞赏。鲁迅所指摘的那个人，在信发表六、七年后，因抗日被捕并在日本特务机关被害。但鲁迅到了晚年，也逐渐领悟这种遵命文学是有弊端的。这一点，从他在不少书信中对于那些被他称为“元帅”的文艺界党的领导的抱怨与微词，以及声称要按自以为然的道理去做这些情况来看，是有迹可寻的。他给萧军信中劝他不要参加组织，认为“在外边”还可以做些工作，恐怕也是同样心情的流露。

问：我不明白，鲁迅这一代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研究得这么深，他们应该知道儒家的一些长处，但是他们大都反对儒家，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们是不是想从反对孔教这个角度入手，对中国传统来个彻底解剖？

答：我觉得有一个问题至今还很难解释：为什么“五四”时期的一些代表人物多半激烈地反儒，而不反法。实际上儒家还有着民本思想和诛独夫的革命思想，可是法家却站在君主本位立场上，实行彻底的专制主义。“五四”时期反对旧道德伦理，而作为封建伦理观念集中表现的三纳，不是儒家，而是法家所提出来的。《韩非子》这部书就是一个明证。今天韩非在大陆仍被视为融法术势为一炉、集法家之大成的人物。秦王朝以法家学说来治国。二世而亡后，汉代总结了秦代覆灭的原因，采取了杂王霸政治，以后各朝大致沿袭此制。“五四”时期反儒，认为封建王朝是利用儒家来统治人民，所以竭力攻击儒家。可是他们没有看到历代统治者所行的杂王霸政治乃是外儒而内法，儒不过是用来掩盖实际所行的法家残酷之术。但“五四”时代不但不反法，反而对法家加以讴歌，这是令人奇怪的。比如胡适在当时是代表自由主义思想的人物，他对持韩非的态度就是如此。胡适曾经批评黑格尔因为生在达尔文之前，所以不懂进化论。可是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谈到韩非时，引《五蠹篇》中的几句话，竟说活在达尔文一两千年前的韩非是“一个极相信历史进化的人”。鲁迅也是一样，他曾自称受到传统的两种影响，一个是庄周的随便，另一个就是韩非的峻急。他对秦始皇的态度则是受了章太炎影响。三十年代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中日两国有些论者将希特勒的焚书比之秦皇。鲁迅撰《华德焚书异同论》，说这种比喻不当，秦焚书而不焚医书、农书等，是和希特勒焚书不同，和阿拉伯人焚毁亚历山图书馆也不同。其实希特勒也不是什么书都焚的。章太炎着的《秦献记》、《秦政记》等，对秦始皇取肯定态度。文革尊法批儒将这两篇文章重印作为学习资料。鲁迅着的《汉文学史纲要》在这方面也透露了一些消息。人称秦无文，鲁迅不同意此说，认为李斯为秦始皇出巡作的碑铭就很好。他在书中将李斯单列一章，给予很高规格，相形之下书中将贾谊与晁错合为一章就显得体例有些畸轻畸重了。贾谊的历史地位和他在文化上作出的贡献都比李斯重要。他年轻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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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6-10 9:02:47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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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