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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中世纪的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纵横谈

‘政府自有权衡’等等废话，一概免开尊口。”

到了1919年的6月9日，上海、北京等地的罢市、罢工、罢课等进入高潮，陈独秀写下和直接上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向政府提出5点“最后最低之要求”。其中两点是：“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并发出警告：“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这样的“直接行动”，归纳起来不外两点：

1．让平民和平民团体凌驾于政府和国会之上，可以不顾法纪和秩序，让官员和议员低头听令。用陈独秀的话来说是：“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符，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55

2．由平民掌握武装，组织治安机关，强力维持秩序和“拥护公理”。

这样的“直接行动”，等于向原有的政府和议会夺权。可是，陈独秀虽然可以气冲斗牛，发出“最后”通牒，但手无寸铁，权未夺到，却被警察捉将官里去了。

用思想家的标准去考量，陈独秀显然粗疏地忽略了两大问题：一是高踞政府和议会之上的各界、各团体如何运作?赋予他们大大超出原有功能的权力，会不会成为新的腐败和专制者成长的温床?二是抛弃了政府、议会等现代社会三权分立的基本架构，践踏一切原有的法纪和秩序，社会能正常、顺利运作吗?会不会重蹈“暴民专制”长期混乱的覆辙?另外，当时与西方各国内容基本一致的现代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这些法律大都是应该遵守的现代社会基本规则，还是应该坚决抛弃的“强权的护符”?

从对政治家的要求去审视，声声“直接行动”的呐喊，显然是法国大革命和苏俄革命的回音。人们无法确定陈氏是否有意扮演罗伯斯庇尔和列宁，但可以肯定这些号召显示他既缺乏审时度势的判断力，又缺乏发动和组织各界和各地千百万民众为预定目标奋斗的才干。否则斯时斯地他不会发出如此不切实际的行动号召，也不会毫无掩护亲赴街头去散发传单。这不能归咎于政治经验不足。须知从1901年起他已参与政治活动，而辛亥革命后，他又出任过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

他的政治生涯所以注定要失败，另一重要原因是其性格与一个成功政治家必需的基本素养相差太远。从1902年就认识陈独秀，并在创办《国民日日报》和编辑《甲寅》杂志等活动中曾与他长期合作，相知几十年的章士钊对其性格曾作过这样的评论：“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56而陈独秀本人是这样刻画自己的：“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57他任职安徽都督府期间属下的一个科长则这样描述自己的上司：“他过于急燥，常为改革的事与人发生口角。每逢开会，会场上只听他一人发言，还总是坚持已见。”58三人说的时间相距几十年，但内容几乎完全一致。

世间没有全知全能的人，一个政治人物要成功，其第一信条应该是：善于倾听和说服合作者。为此要有宽广的胸怀，容人的雅量。陈独秀虽然声望很高，却缺少这样的素质。

一个知识分子或思想家只要思想敏锐，知识渊博，有关注现实的责任感和批判黑暗的勇气，就足于留下大小不一的业绩。处理人际关系的度量和能力不足等个性弱点，无伤大雅。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公认的"思想界的明星"，正是扬长避短的功效。他选择了政治，结果是20年代的中国多了一位政治悲剧的演员，却丧失了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

鲁迅也给人们留下峻刻的印象，却没有减损其道德文章的光辉。胡适也涉足政治，但总的说来没有越过书生议政的界线，就学术成就而言，陈独秀固然无法望其项背，即使就思想启蒙的成效来说，也远比陈氏突出和持久。他们的成就是思想家、政治家角色混淆颇不足取的反证。顺便说说，中国有君师合一、以吏为师的传统。“学而优则仕”。当了官则以为知识或见识也高人一等，足于和必须教化子民了。其实，现代社会分工明确，学界才是推动学术和思想文化更新的中心，是大小官员和企业家知识和思想更新的导师，三者应该各司其事。根据各人的素质和条件，角色可以转换但不能混淆。如果政治家或官员充当导师，其言论就是某门学问的最高成就，以思想为盾牌，排斥公民严密的监督和批评，一定会造成大小不一的悲剧。虽然现代学术也要充分讨论和批评，但那与对官员的监督是两回事。在中国，真正让当官的懂得这个分工的道理还很不容易。这是题外话了。

你不是关心新文化运动的失误吗?我想，陈独秀等领袖人物上述三个方面的失误，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胡：你不是说自由讨论可以化解偏颇和激进吗?为什么陈独秀的这些失误没有得到及时的化解?

袁：你这一问，触及了近代中国的一个重大问题：思想、文化与制度的关系。

当陈独秀发表上面提到的政治观点时，他仅是享有崇高威望的知识分子而已。即使有所谓“语言霸权”，他也不是唯一的霸主。不但有胡适、梁启超、张东荪、周作人等新文化运动的巨擘而又与之异趣的人物同他抗衡，还有一大批反对新文化的人物(如杜亚泉、吴宓、林纾、康有为等等)与他对垒。他的奇特观点淹没在众声喧哗中，没有引起人们特别注目，更不会有多少人决心付诸实践。他们追随的是主张思维方法变革、文学革命、个人自由独立…… 等和平的思想文化变革的陈独秀。战争史观，“直接行动”云云，顶多是有此一说，足资谈助。当思想只能说服而不是强制别人相信，并容许多元竞争、自由讨论之际，通常不会有什么危险。这就是思想和言论自由制度生命力所在。在此情况下，激进和偏颇通常可以顺利化解。

1920年开始，陈独秀转向信奉布尔什维主义，从事劳工运动和组党，把自己的政治观点化为行动，思想家蜕变为政治家。他直截了当地宣布，“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由革命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阶级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59与《新青年》创刊和发布《本志宣言》所揭橥的宗旨相比，陈氏的认识已有180°的大转弯。法律、民主政治都只剩下阶级性，而丧失了任何公共性；告别思想启蒙主义，走向政治激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不过，这些激进的思想和活动也没有造成震荡或社会危机。原因在于这新的激进势力的兴起，没有改变当时已经形成的多元互动的格局。从20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在清政府鼓励下，商会迅速发展，这些商会为了维护工商业者的利益，在积极办学、办报，参与经济法规制订之余，并没有忽视政治。对各种大小政治事件，各地商会往往迅速发表声明、通电，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们虽然尚未壮大到可以左右全国局势，但已足于令政府和军人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五四爱国运动所以有出乎意料的成效，上海、北京等地商人的罢市，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学生和其他阶层的各种团体多如过江之鲫；再加上有比较独立和比较自由的以报刊为中心的舆论系统；激进劳工组织的出现，不过是多元中增添了一元，且众多劳工团体的取向也不一致；于是，在多元互动中社会稳健渐进的局面的雏形呼之欲出了。

不过，当时的中国还有另一股强大的破坏民主共和制和社会稳健发展的力量，这就是军队。是他们堵塞了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并使新文化运动半途而废。陈独秀的悲剧是和这些武力合作。

胡：既然军阀是破坏民主共和制的力量，不组建和依靠革命的武装能把他们扫进历史垃圾堆吗?

袁：历史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

辛亥革命的最大失败是没有完成组建国家军队的任务。清末新军拿的是新式武器。脑子里装的仍然是忠君或忠于官长的旧思想。民国初年，我们看到的是袁世凯系统的北洋军和起义各省宣布支持共和的新军。要使民主共和国长治久安，必须使这些军队逐步转变和提高为国家军队。即一要坚决捍卫国家独立和民主共和制度；二不要干政，不能介入党派政治斗争。这是现代国家的军队必须履行的基本职责。转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但支持革命的新军或新组建的革命军有转化的可能，连北洋将领也不能不一再表示：“军人不应干政”。你可以说后者是说假话，但这表明新的政治观念有强大的威慑力。只要政治运作得体，加强民主和法治教育，弄假成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建设，最后却以失败告终。

失败的原因与其归罪于军人，毋宁追究吃政治饭的处置不当。首先是袁世凯玩弄“兵变”的把戏，开民国军人干政的先河。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宋教仁案的处置。法律解决的路尚未走完，却来一个军事冒险——“二次革命”。60从此政治或利益纷争便动辄动刀动枪了。

新文化运动本意是要挽救旧政治(特权人治)之穷，为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新政治奠立牢固的思想基础。但进入20年代，陈独秀也参加到军事游戏中去。他合作的对象是打着“国民革命”招牌的所谓“党军”。刚才已说过，这支军队接受的是反自由、民主的与新文化运动宗旨背离的思想教育；国民党要建立的是取消思想、言论和学术自由的文化教育制度。陈独秀思想中的负面因素与之有切合点，而一旦与他们实现组织上的结合，其危害就十分突出了。

当时，胡适、鲁迅等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仍然以笔为武器，继续完成新文化运动的未竟事业。但一旦国民革命军北伐，国民政府的威权政治随之推广到全国范围，自由空间被摧毁，新文化运动就不能不中断了。

历史是无法躐等的。成熟了的历史任务必须切切实实去完成。“一个也不能少”。说得不客气一点，当前我们所做的不少事情都是本世纪头20年开了头而未及完成的事。市场经济、法治、宪政、培育市民社会、扩大自由空间……屡起屡仆，重新起步。如果多点历史智慧，多点世界知识，少点虚妄的自大，进程会不会顺利一些?在劫难逃，历史积垢的清除是非常艰辛的。总结19、20世纪中国的历史经验，重要一条是：一切进步和发展都必须从思维观念的变革开始，而其必备条件是有广阔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空间。纪念五四，继承五四，超越五四，首要的一点还是要回归五四。回归到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回归到当年的人权、民主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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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6-3 9:49:20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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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