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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中世纪的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纵横谈

的，被多数人拒绝，事后看来可能是适时的忠告。有些观点被同时代人漠视，而后人却认为是杰出贡献。诸如此类的事例，思想史上俯拾皆是。

同时，就一个民间思想文化运动而言，只要它不带强制和威胁，即使是偏颇的观念，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失误。不是至今仍有人指摘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搞“民族虚无主义”吗?其实，当时把传统文化吹上天的也大有人在。即使批判传统文化的，他们绝对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信不信由你；没有像文化大革命那样言行一致地“焚书坑儒”、“破四旧”；更不可能强制“统一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全面专政”！因此，即使说错了，也不会有什么重大的损失；而其不足或幼稚之处则会在自由讨论和自然发展中逐步成熟起来。

此外，因为它是民间的自由的思想文化运动，基本运作方式是各说各的话。没有什么人会对上察颜观色，探口风，对下则来个什么统一思想，统一口径。他们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上下之分。所以，与其追寻整个运动的失误，不如具体考察某个历史人物或思想家群体的不足和失误。也就是说，问题应该转换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或某个领袖有什么缺失或失误。

就后者而言，鄙意以为有三个问题很值得重视：

第一，人文学者的知识缺陷。

19、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运动，大都是由人文学者发动和主宰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其中之一。从挑毛病的角度看，他们的知识结构的缺陷，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请从陈独秀说起。他无疑是这个运动的主要领袖。从1904年办《安徽俗话报》起，他便致力于启蒙，确实是厥功甚伟。他从小受传统教育，考上了秀才。1898年19岁考入杭州求是书院，因有反清言论，不到半年就被迫逃跑。1901年11月和1902年9月曾两度赴日留学。第一次主要是补习日语和普通课程。第二次进的是学陆军的成城学校(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两次都不到半年，且花在救国活动的精力很多。其西学知识主要从自学中得来。梁启超曾自嘲：“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47由于没有经过系统学习和长期积累阶段，陈独秀也处在大体相同的状态下，于是，一些明显而重大的知识缺陷便呈现在他的笔端了。

例如，他的战争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观点就是十分奇特的。他说：“战争之于社会，犹运动之于人身。人身适当之运动，为健康之最要条件……战争之于社会亦然。久无战争之国，其社会每呈凝滞之态。况近世文明诸国，每经一次战争，其社会其学术进步之速，每一新其面目。吾人进步之濡滞，战争之范围过小，时间过短，亦一重大之原因。”48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甚深的国家，出现这样的观点并不奇怪。这不过是生存竞争学说的极端化罢了。

问题是作为思想家和学者，对自己宣扬的观点必须作周密和彻底的思考。近代中国步履蹒跚，却又战乱频仍。鸦片战争以降，几乎是十年必一战，社会有没有因而“一新其面目”?不是痛感战争、“革命”和枪杆子不能带来真正的民主、自由制度才有新文化运动吗?回到原点，无非是思虑不彻底。一个令人惶惑的历史现象是“斗争哲学”居然令几代中国人如醉如痴。从理论渊源上说，那是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和陈独秀的战争史观一脉相承的。陈独秀后来的转向也可以在这里找到端倪。

又如他对政党政治持坚决否定的态度，这在现代政治学中也是颇为奇怪的。他说：“政党政治，将随1915年为过去之长物，且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地。纯全政党政治，惟一见于英伦，今且不保。英之能行此制者，其国民几皆政党也：富且贵者多属保守党，贫困者非自由党即劳动党。政党殆即国民之化身，故政治运行，鲜有隔阂。且其民性深沉，不为已甚……他国鲜克臻此，吾人尤所难能。”49

他的观点立即遭到反驳。一位读者写信指出：“国事前途唯一之希望，厥惟政党。吾民政党之观念，极为薄弱，吾人方提倡之不暇……政党政治，立宪政治之极轨也。今之并世各国，凡犹未以政党政治称者，皆学焉而未至者也……吾国苟有改革政治之机会，则将来政权之所趋，其必成为英国式之政党政治……原夫党之所以成，盖由人之主观各有不同，人之阶级地位，亦各有不同。其始也，诚有如墨子所谓一人一义，十人十义者……人人互欲求友求助，于是党之形成矣。此所谓团体精神也。团体精神，即独立精神之发展也……国民运动，与党派运动，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50

陈独秀不接受这个意见，坚持否定政党政治的见解。其基本观点是：“近世国家，无不建筑于多数国民总意之上。各党策略，非其比也……党见乃舆论之一部分而非全体，党见乃舆论之发端而非究竟。从舆论以行庶政，党乃私党也。”51党和党见确是国民和国民舆论之一部分，陈独秀不了解，在现代社会，所谓“多数国民总意”是怎样形成和体现的。他所注意到的言论自由固然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但没有政党政治的多党竞争，“多数国民总意”的形成和充分表达，几乎是不可能的。政党政治的规则之一是尊重少数、尊重反对党，充分保障他们的权利。没有这一条，“多数国民总意”的变迁无法表达。更危险的是在没有两党或多党竞争的条件下，有的人或某个组织以“多数国民总意”的代表自居，为所欲为，以“总意”的名义推行专制统治，反过来剥夺国民表达自己意愿的自由。因此，自19世纪以来，政党政治已经成了民主国家的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最重要形式。政党相应地履行将公民社会与国家机构联结起来的功能，在表达公民利益、选定目标、培养和遴选政治精英等方面发挥着其它机构难以代替的作用。

辛亥革命后，政党政治开始在中国显露头角。这个头开得不好，实际起支配作用的是军阀和政客政治。正因如此，更需要传播和普及政党政治知识，推动政党政治发展和走上正轨，逐步取代武人和政客政治。影响巨大的《新青年》偏偏在这一领域缺位，这显然与陈独秀的认识偏颇不无关系。战胜军阀政治(政客不过是他们豢养的帮闲或帮凶)所需的条件很多，普及现代政治包括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基本知识无疑是条件之一。日后全能政治长驱直入，没有筑好思想堤防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

胡：这样说有点苛责陈独秀了。

袁：没有必要苛责某一个人，其实这是当时知识阶层状况的反映。

无论是《新青年》还是《新潮》都是人文学者起支配作用。以《新青年》为例，1918年1月组成编委会，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7个编委轮流负责编辑工作。这7人中，6位是人文学者，只有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学政治学。这些人大都是从小接受传统教育，后来再进新式学堂。他们都是笔力甚健而又甚有历史使命感的人物。古今中外，纵横议论，推动思想革命，其功绩历史已有定评。但这也蕴含着一个危险：跨出自己知识领域发议论。正如鲁迅所说：“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52当时许多问题需要学政治、经济、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家参与，但这一类人才太少了。《新青年》创刊之初，学政治学的高一涵积极参与，论述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自治与自由等问题，就与陈独秀主要从文化和伦理的角度论述个人独立性的观点有所不同而相得益彰。我想如果由政治学者论政党和政党政治，由历史学者纵论历史发展的动力，大约就不会像陈独秀说得那么极端了。民国元年，在英国学法律政治兼习逻辑学的章士钊回到国内，先后主持《民立报》、《独立周报》笔政，其论述公民的自由、宪政和政党政治等政治问题，学养深厚，出手不凡，不愧为承先启后之作。可惜，这类人太少了。

胡：仁兄是不是在搞影射史学，因为对当今某些人文学者的议论有不良印象，因而殃及陈独秀了?

袁：“影射史学”这个概念就十分可疑。“史无定法”。我们应该坚决反对的是故意歪曲历史事实。除此之外，你愿意为学术而学术，还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去总结历史经验，或作点其他史学新路的探索均无不可。目前最令人生厌的仍是有的人不肯老老实实做学问，察颜观色，歪曲历史和现实，糊弄读者，讨好当官的或有钱的。至于以“影射”为名，歪曲别人的文章，搞政治陷害，那是文革遗风，更加下作。

回到正题。《新青年》编辑部的状况不是孤立的。清末民初，对中国政治和文化生活影响十分巨大的留日学生，人数最高时超过一万人，其中90%以上在中等学校学习，入大学的仅占1 %。60%是所谓“速成生”，大都只学半年或几个月。适应废科举和推行新政的需要，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学法政和师范。53在一个举目皆是法政“速成”，留洋大学本科生已是稀世珍宝的国度，恐怕不能对《新青年》同人有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他们出类拔萃，掀起震古烁今的新文化运动，名垂青史，但他们不是神，也没有文艺复兴运动或启蒙运动的巨星们那么渊博和深刻，这是受整个国家发展状况制约的结果。

第二，冀图解决中国知识分子还无力解决的世界难题。

如何认识和看待西方主流文化?这是鸦片战争以来至今仍在困扰中国知识阶层的大问题。西方一直扮演多重角色：侵略的魔鬼,富强的榜样,现代文明的化身,当代罪恶的渊薮……历来都有人冀图既学习西方又避免它的毛病。于是，有孙文的“毕其功于一役”；章太炎对议会制的否定和古色古香的政治设计……。他们或取资于西方的非主流文化(如孙文找到一个美国三流作者的土地国有计划)或发思古之幽情(如梁启超、梁漱溟不同版本的“东方文化救世论”)。

新文化运动是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血海和战后的饥饿展开的。它的领袖们也想“毕其功于一役”，避免西方社会的罪恶和黑暗。用心良苦，令人敬佩。

请读读作为《新青年》社“全体社员的公共意见”的《本志宣言》，其中有这么一些话：

“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

……

“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54

旧的要抛。好吧，用什么取代?用12个形容词说了一堆正确的废话!翻检当时报刊，类似情况，俯拾皆是。

从孙文到陈独秀面临的是人类有待解决的问题。如果有世界一流的政治学、经济学、史学、哲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等众多领域的专家和政治家的充分参与，他们也许能拟定出在继承现代文明既有成果的基础上，逐步改造这个世界的切实可行的方案。可是，世界是在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博奕中行进的；还没有形成书生从容论道，指挥各方人士修理人类社会的机制。不是说思想家完全无用，但不论正确还是错误，你得拿出一套足于吸引民众的理论。当时，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列宁主义、国家社会主义… …正在争妍斗艳，对日后世界的行程影响至巨。

当时的中国还出不了能影响世界历史行程的思想家。说到底，这是由整个社会的知识积累不足所决定的。严格地说，当时的中国还没有高素质原创性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可是，民族自大的潜意识又一再驱使中国人冀图一举解决世界历史和社会发展中一个又一个重大难题。中国的知识阶层承受了自身难以承受之重。这样的“超越”反而阻碍了自己切实地分享世界文明的已有成果。我想，这是20世纪中国一再受挫的重要原因。

第三，思想家和政治家角色的混淆。

新文化运动的初衷是通过普及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知识，帮助中国人冲破意识形态牢笼，实现思想变革，为自由、民主在中国生根奠定基础。这是启蒙思想家应该完成的历史任务。

陈独秀等人的一大失误是没有区分思想家和政治家两个不同的角色，在启蒙运动任重道远之际，匆匆走上政治舞台。

陈独秀没有直接参与五四爱国运动的组织领导。但在运动中他已超出思想家或公共知识分子评论是非的范围，一再发出行动的号召，从而进入了政治活动的舞台。

当时的陈独秀参与政治活动的根本指导思想是让平民“直接行动”。他说：“公理不是能够自己发挥，是要强力拥护的。”因此，要“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平民究竟如何“征服政府”?

“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各种平民团体以外，不必有什么政党)，叫那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多数平民的命令。无论内政、外交、政府、国会都不能违背平民团体的多数意思。至于那‘妄干政治'、‘妨害公安'、‘破坏秩序’、‘凌蔑法纪’、‘希图扰乱’、‘荧惑众听’、‘破坏国家’、‘弁髦命令’、‘纠众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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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6-3 9:49:20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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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