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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中世纪的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纵横谈

都是强权的，我们应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从根本上将他们扫除。(全世界革命)由平民自己去行那‘互助’的生活(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才算进化的公理(无政府，无私产)，完全战胜强权呀!”30真是壮怀激烈，溢于言表。可是，二十年代初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广东，他们“以钓游为乐，间或有事乎旧学，金石残碑，观摩不已”，31俨如出世的高人隐士。1922年赴美留学后，更公开忏悔，表示与过去决裂：“尝清夜自思，有生以来，所作之事，所为之文，所译之书，至今无一不为忏悔之材料，比达新大陆以后，睹哥伦比，华盛顿之遗泽，欲深自振拔，恢复人生价值于一二，当以曾涤生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言自期，前路茫茫，不知有所造就否也”。32

无政府主义在本世纪初传入中国。辛亥革命前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们不但言辞激烈，有的还积极参加暗杀，行动亦极为激烈。民国建立后，以刘师复为代表的力量最强的晦鸣学舍除了印发一些宣传资料外，没有任何反抗“强权”的实际行动。粗略统计一下，新文化运动中先后有六十多种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出版，相应有一大批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出现。但他们均与上述几位明星式的人物一样，或敏于言而钝于行；或如惊雷闪电，旋踵即逝。对刘师复等人的宣传有过镇压，唯一的效果是迫使他们将自己的刊物易地出版。这一流派式微的原因主要是自身失去吸引力。

任何时候，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人们的认识不可能统一，言论也不可能一律。如果把激进界定为冀图急剧改变现状的言行，那么，这样的言行即使不是所在皆有，也颇为普遍的。

新文化运动完全是民间的思想文化运动。是非和成败，完全是在自由讨论中由广大的参与者自行判断、自由选择。没有人能够运用超出思想和学术以外的权力做出判决。陈独秀曾经声称他们的某些主张“不容匡正”，而匡正者却层出不穷。林纾在自己编写的小说中表达了依靠外力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诸人一网打尽的愿望。除了留下足资谈助的一个笑话以外，没有任何实际效果。

袁世凯病逝，黎元洪和段祺瑞立即下令废止袁世凯限制言论自由的《报纸条例》。就中国大陆而言，迪是继民国元年、二年后，言论最为自由的时期。再加上蔡元培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按照世界通行的现代大学原则改造这间学校，学术自由也得到了切实的保障。

在思想和言论自由有所保障的状态下，各种思想可以自由竞争，多种声音并存，互相牵制，你死我活互不相容的戾气较易化解。在北京大学，最极端的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经常出现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亦有一些感兴趣的师生组成研究会公开、自由地研讨。“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治校的准则”。而且“北大所发生的影响非常深远……甚至各地的中学也延袭了北大的组织制度，提倡思想自由”33。思潮的激进通常是社会矛盾尖锐加上压制言路的苦果。新文化运动发生在思想和言论比较自由的环境下，又以维护和扩大这些自由为职志，视之为导致文化激进思潮汜滥，显然不符合实际。

政治激进主义是反新文化运动的

胡：有个基本的历史情况不能视而不见：从辛亥革命至50年代，中国一直战乱未息，如果加上被毛泽东称为“全面内战”的文化大革命，则动乱的时间更长。有些战乱是与新文化运动同时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后接踵而至的，更是战乱加国民党的极权统治。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孕育或助长的政治激进，恐怕不会形成这样的局面。

袁：这样说过于笼统。要具体分析这些战乱是怎样兴起的。

这期间的战乱首先是由军阀造成的。段祺瑞等人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冀图用武力统一全国。西南军阀则以“护法”为名，力图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用孙文的话来说，两者是“一丘之貉”。

“国民革命”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它的兴起深受苏俄的影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国共合作，国民党改组中采纳的组织原则和政治纲领，党军的编练，都留下了来自苏俄的胎记。不过，不能把苏俄的影响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布尔什维主义仅是新文化运动后期众多思想流派之一。

苏俄十一月革命的冲击波遍及世界各主要国家。不过，作为激进思潮，布尔什维主义仅是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它能否成为政治激进主义的实践，取决于不同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在中国，离开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紧密合作，不可能形成如此规模的国民革命。无可讳言，新创建的小组织--中共发展如迅猛，借助国民党之处更多。

以《建设》、《星期评论》为代表，一些国民党领袖如胡汉民、戴季陶等人支持新文化运动。但孙中山欣赏和理解的主要是五四爱国运动。他支持思想革新，对新文化运动却不完全理解。他从新文化运动中得出的直接结论是要加强宣传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34因此，他汲汲于筹款建立印刷所，鼓吹他所发明的让后知后觉跟随先知先觉的“知难行易”一类理论。而对作为新文化运动追求的核心价值——个人自由以及白话文学等等则持反对态度。

辛亥革命后，国民党没有完成革命政党到民主政党的转型。它一直没有放弃武装，是政治激进主义的代表。1917年开始，在“护法”的旗号下，力图用武力扫平政敌，统一全国，建立自己支配下的中央政权。当时的中央政府内以段祺瑞为代表则坚持武力统一的政策。在混乱的政局中，两者是对立的两极。国民革命的兴起虽有苏俄和中共参与的新因素，但它是国民党“护法”战争的继续和发展。离开了这条基本线索，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一时期的政治激进主义。

对于这两极的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都持批评和否定态度。除了对北方政府不断有所批评外，陈独秀也指出南方的护法者亦在违法，双方不妥协的极端态度更是不可取的。他说：“我劝南方护法诸公，人要拿抽象的护法招牌，来压倒一切。要从具体的事实上，想想自己所做所为，有无再要他人来护法的地方。再想想除了法律问题以外，有无关系国家存亡的政治问题，比护法更加紧要?又再想想现在既不能达‘武力解决'的目的，那’政治解决'的方法，是否应当采用?”35至于蔡元培、胡适等人一贯主张调和、妥协，更是众所周知的。直到1922年，他们还再次重申：“我们不承认南北的统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我们深信南北没有不可和解的问题”36这些都是与国民党的“激进”针锋相对的。

进一步考察国民革命的实际状况，它与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更洞若观火。

在中国大陆，至今仍流行着这样的观点，国民党建立的专制统治，是1927年蒋介石等人在“清党”中“背叛”革命的结果。其实，从国民党改组到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前后，极权统治体制已见端倪。

首先，与新文化运动的追求针锋相对，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们把反个人自由作为思想教育的中心之一。

黄埔军校造就了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的基本骨干。孙中山以其一贯思想，对黄埔和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所谓文武两学堂的学生谆谆教诲的就是要取消个人自由。他说：“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37参与国民革命的中共领袖对此深信不疑。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跟着说：“总理曾说，谋人类的自由，就要去掉个人的自由。这一点如果相信不彻底，一定不能革命”。38蒋介石更把这个反个人自由的论调，唱得整天价响，使之成为驯化盲从工具，建立个人独裁的思想武器。他说：“学生与校长的生命是不相分离的，是整个的”。“你们既入了本校，对于自己的生命，已经是交给了总理了，交给本校长了”。39个人的自由和人格的平等自然是不能讲的，剩下的只有一句话：“在校内，在军中，都要服从我的主张”!40如此赤裸裸的专制主义，竟没有受到任何抵制。

其次，与新文化运动高扬法治精神相反，国民革命追求的是消灭司法独立和法治，极力推行“党化司法”。广州国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员会主席曾振振有词地宣布：“权源要必操之于党，所谓以党治国，即以党为最高权之所在……故离党而独立之机关，绝对不容其存在也”。为此，司法制度“要非根本改造不可，而根本改造，即非提倡党化的与革命化的司法不可”。41

再次，与新文化运动极力追求和维护的学术自由背道而驰，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便系统地推行“党化教育”的政策。戴季陶出长中山大学，亦与北大背道而弛，大声疾呼要“实施大学之党化”，说“吾党所持之原则在以党建国，则大学政治训育之必施党化主义，至无疑义”。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大学之一切学问的研究应造成科学的党化，俾一切科学之发展，皆能完全为革命的发展而存在”。42

最后，言论和新闻自由也取消了。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明确地说，如果北伐军占领了上海“《时事新报》(拥护新文化运动的研究系报纸--引者)之类的一定发封。也许《醒狮周报》（国家主义派的刊物--引者)在所不免。言论只让多数人自由，那少数人的自由一定给他剥掉，和著以前恰恰相反。这时候中间派一如在广州之不能公开宣传。”43中间派尚且没有言论自由，反对派更不用说了。

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的上述作为有两个渊源。

史家们早已指出，这些反民主、自由的制度和思想，好些直接抄自苏俄。例如，它的“以党治国”和遭到毛泽东猛列抨击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体制，44显然是苏俄体制的仿制品。苏俄的专制是沙俄的遗产与马列结合的产物。它与主要渊源于西欧、北美，而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民主主义和科学(理性化)为主要诉求的新文化运动大相径庭。

不过，国民革命中确立的这些体制和思想是以深厚的本土资源为根基的。民国元年，临时参议院制定《临时约法》，为民国推行宪政提供了依据。在反对袁世凯和其后的北京政府的斗争中，孙中山曾一再以维护《约法》相号召，可是，他设计和推行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进程，却是践踏《约法》的。例如，早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的1914年，他手订的《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间之内，一切军民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并宣布“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45正因为袁世凯等人破坏民主共和制度，才必须反对他们，才要“护法”，孙中山作为一个政党的领袖，却以“革命”的名义，取消了其它政党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甚至百分九十九点九以上的国民的公民权利(中华革命党是党员人数微不足道的小团体)，其对《临时约法》和民主、自由的蔑视，可谓登峰造极。民国成立后，他要推行长时期的所谓军政、训政，甚至在筹备自治时，规定人民“誓行革命之主义者”，46方得进行选举，这也是于法无据，而后果极坏的。孙中山的这些思想，无非是中国本土专制主义的遗毒，而他的这些言行又是他和他的追随者与苏俄合作的基础。正视这个情况，才会对国民革命和国民政府有全面的了解。

总之，国民革命是国民党固有传统加苏俄和中共的支持与合作的产物。这一类“政治激进”的恶果，应该从中俄两方的传统中去寻找，而不应归罪于新文化运动。

思想家的失误与知识和制度缺陷

胡：仁兄似乎陷入另一个片面性：全盘肯定新文化运动了。陈独秀、李大钊等文化运动重要领袖不是直接参加和推动了国民革命吗?

袁：我怀疑，这个世界有什么事物是值得“全盘肯定”的。去年纪念“五四”，我说过应该“继承五四，回归五四”，这是因为新文化运动的追求仍是中国人的奋斗目标，但并不意味着我冀图“全盘肯定”五四。对任何事物都应该是其是，非其非。有的学人非不得其所，不应该辨析几句吗?

胡：那么，你认为新文化运动的真正失误是什么?

袁：就新文化运动而言，它纯粹是民间自由的文化传播与讨论。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评价这类运动的标准是什么?我想，主要是这些传播与讨论带来什么新的适应历史发展需要的东西。就这方面说来，很难追究什么失误。思想观点的正确与错误需要历史和时间的考验。有些观点当时认为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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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6-3 9:49:20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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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