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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中世纪的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纵横谈

的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21谢天谢地，60多年过去了，不但中国本土人满为患，连海外唐人街也人山人海。可是，他们煽情的语言却往往令人过目不忘。

这10位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人与文化和特定文化系统的关系。人是主体，还是特定文化系统是主体?是文化应该为人服务，还是人应该为某一文化系统尽忠?我想就个人而言，答案应该是多元的。王国维愿意为中国传统文化尽忠，固然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尖锐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为输入外国先进文化竭思弹精，也是史有定评的中国文化巨人。不承认文化多元就要退回到中世纪文化专制制度中去。

可是，就国家和社会制度以及文化、教育等领域而言，蓄意追求中国固有的“内容和形式”，追求所谓“中华性”，拒绝外来的东西，那就非常危险了。这不过是反对“以夷变华”的旧调重弹。其实，什么“后殖民”、“反文化侵略”……都是新瓶旧酒，19、20世纪的中国史已经一再证明：困厄总是来自拒绝学习西方的主流文化，手法则是煽动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陷阱。

胡：我也不那么欣赏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可是，你怎么看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西方颇为流行的一种理论是：割断了传统，现代性不可能植根，有的华人学者正是根据这一点，把中国现代化屡受挫折，归罪于“全盘反传统”。

袁：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提出这类主张的，动机和思路各各不同。例如，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林毓生教授，师从哈耶克，坚守自由主义立场。1988年起，当他的《中国意识的危机》在中国出版不久，我便一再质疑他的结论和论证过程。22尽管彼此的观点有重大分歧，但我理解他的主张是自由主义者渐进发展观的延伸，与狭隘的民放主义毫不相干。与此同时，无可否认的确有一些人凭藉这个论题在鼓吹可疑的“传统”或民族性。

近年来，人们热衷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冀图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不但不是现代化的障碍，而且是它的良好的思想文化基础。有的则大声宣称：它蕴含着医治困扰洋人的现代病的灵丹妙药，各种社会弊端和环境破坏，只要服膺中国传统文化，准能药到病除。有的说得更玄：开当代后现代理论先河的，就是中国古代某家学说。

中国传统文化中当然有足以傲世的瑰宝，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史籍、思想、理论在世界文化史上都留下了笔又一笔光辉的记录。在一些思想家的著作中也确实可以找到现代性因素。可是，一个无可否认的现实是：明末以降甚至更早一些，中国落后了。支配当今世界的现代性理论和制度，是西方人创立的。

是抹煞这些事实，求得民族自大心理虚幻的满足；还是承认落后，虚心体察，切实学习?这不是无足轻重的学理探讨，而是关系国家命运的选择。冷静、理性地回顾19、20世纪中国，没有那个年代因认真学习西方主流文化而走入困境。而每次重大的挫折和屈辱，都与抗拒西方主流文化息息相关。鸦片战争后整整花了60年才有清末新政，冀图以西方为榜样，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法治和宪政制度。又有谁会料到，在20世纪下半叶，又经过足足42年，市场经济才重新取得合法身份；过了半个世纪，才把建立法治国写入宪法?

是“理论”应该受到历史的检验和审判；还是历史和现实应该屈从先知的“理论”?如果是前者，就应该毫不犹豫地说：中国学习西方主流文化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只有具备“世界公民”(马克思语)的胸怀，像新文化运动那样，深信“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23把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放到世界全局中去考虑，才能恰当地认识自己的祖国。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危害最大的是廉价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煽情。

反对“后殖民”，提倡“中华性”的人有一些颇为奇特的主张。他们把早已证明破坏经济和社会正常发展，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造成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一套：群众运动、政治挂帅、两参一改三结合、紧闭国门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当作稀世珍宝去炫耀。这是热衷于民族性造成的思想混乱。我想，这又一次证明继承五四的迫切性。思想、学术只有是非之分，不应有国籍的追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在学术和思想文化领域坚守世界主义的立场，这是他们总结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经验，为救国而坚守的信念。“学术为吾人类公有之利器，无古今中外之别”，“吾人尚论学术，必守三戒：一曰勿尊圣……二曰勿尊古……三曰勿尊国”。如果陷入国粹论的泥淖，“以之励进民德而不足，杜塞民智而有余。”24陈独秀的这些箴言，是值得记取的。

胡：有些反对“后殖民”的主张，已经超出了你说的这些。他们说，现在是“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国已处在“市场社会的基本形成和三资企业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已是世界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负面因素。

袁：说法有所不同，实质似乎未变。

一个基本问题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二分法已经很难准确地概括当今世界。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有社会主义因素。这个世纪西方各国普遍推行的福利制度是不是社会主义因素?福利国家的危机又意味着什么?法治、宪政、民主、自由、人权是不是都姓资?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不是中国人的发明。但是，西方人批判现代性，是为了提高人的自由度，而不是回到专制主义的铁笼中去。头脑清醒的人不应把现代社会的组织制度和管理方法戴上一个资产阶级帽子然后骂倒、骂臭。19、20世纪中国的挫折和苦难的重要根源之一，是老让姓中姓西、姓资姓社这一类无聊问题折磨自己，没有让世界一切优秀文化为我所知、为我所用的宽广胸怀。这种祸国殃民的两分法早就应该摒弃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还要为之费尽唇舌，只能说是命运多舛!

说到底，这类无聊问题所以会一再纠缠不清，关键在弄错了国情。在晚清，无非是一批士大夫既对世界和中国的现实愚昧无知，又勇于充当卫道士，因而利用朝野上下根深柢固的民族自大心理和文化封闭状态播弄是非。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当然不同于晚清，但知识阶层有些人的思维方法，似乎和百年前的先辈仍不乏相通之处。他们以盲目的信念代替理性的思考，因而错误地排斥不应排斥的东西。有的甚至把普世性的现代性视若寇雠。其中有些人似乎很超前，口口声声从世界全局考虑问题，只是弄错了一点：对当代中国现实社会生活影响至巨的自由度问题十分冷漠甚至不置一词。

时代变了，语境变了，只要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没有完成，思维观念和思想方式变革的主题不会变：让人从中世纪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完成严复提出的“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的历史任务。对后发展国家说来，这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是用普世性的现代性置换本民族传统中落后的意识形态的过程。抗拒这个过程，不管有没有打出“中华性”族号，都是必定祸国殃民的狭隘民族主义。

“过激”思想的化解器

胡：你的说法不无道理，19、20世纪中国一再遭受挫折，的确与没有认真学习西方息息相关。一个古老的民族，有悠久的文化传统，给世界文明史增添了光彩，一旦固步自封，死抱着传统不思进取，也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可是，经过19世纪的反复较量，在20世纪上半叶，要不要学西方，似乎已不是主要问题，学习方法不当的恶果反而十分突出。人们一再指摘“激进”，针对的就是这方面的毛病。要是说19世纪的大清帝国所以一误再误是由于不肯学习的话，20世纪中国动荡不安的内因不是过于激进吗?

袁：所谓“激进”，通常指的是鼓吹急剧改变现存事物的言论或行动。这本来是中性的慨念。先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新文化运动的性质是不是“激进”。二是其后果怎样。

暂时撇开五四爱国运动，仅就思想文化运动而言，它与“激进”有什么关连?

第一，新文化运动是古今中西文化的讨论，其基本内容之一，是集中和尖锐地批评以儒学为主的中世纪意识形态，已不适应现代生活。

时至九十年代，仍有人为此愤愤不平，说此举是“走向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歧途”，或是“造成中国意识的危机”。

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学人早已指出，这些指摘不符合历史实际。理由是：

1．新文化运动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古代文学艺术大部分都受到推崇，特别是小说、白话文学等更得到前所未有的很高的评价。诸子和佛学的研究在深化，恢复了它们应有的地位。就以儒学来说，指出其价值观念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同时，也没有全盘否定其在历史上的作用。陈独秀等人严厉批判三纲，但对儒家一些道德观念仍有所肯定。早在1916、1917年，陈独秀就曾一再申明：“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25说他们“全盘性反传统”有过于武断之嫌。

2．这个运动完全采用思想文化批评和学术讨论的形式进行。个别论断或有偏颇，完全没有超出文字讨论和法律之外的激烈行动。

3．在社会生活变迁过程中，它不过是本世纪初以来乃至更早以前思想观念变革过程的延伸，不是什么观念的突然的全盘变化。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已经开始清理传统文化的积垢。民国元年，有识之士深感要巩固刚诞生的民主共和制度，当务之急是对国民进行共和思想补课。为此，唐绍仪、蔡元培、汪兆铭、宋教仁等二十六人特地组成社会改良会，指出“数千年君权之影响未抹，其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同人以此建设兹会，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26他们提倡财产独立权、个人自立、男女平等、结婚自主、离婚自由……如此等等，简直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与此同时，随着民国的建立，“三纲”观念已为越来越多有公民意识的中国人所抛弃。民国元年，身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便公开声明，要在教育方针中删去忠君与尊孔两项内容。他说：“满清时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实。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嗣后教育界何以处孔子，及何以处孔教，当特别讨论之，兹不赘)，可以不论。”27袁世凯称帝，立即遭到各界人士强烈的公开反对，连其嫡系部将亦有不少人坚决反对，此闹剧以失败告终，有力证明“君为臣纲”的观念已被不少人弃若敝屣。而女子参政运动屡仆屡起，婚姻自主、男女平等的呼声日趋高涨，也在动摇着“夫为妻纲”的观念。政治制度的变迁和社会生活特别是城市生活的发展，推动着人们观念的变迁，新文化运动可说是这个变革潮流的高潮，而不是没有来由的突变。

4．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开创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文化繁荣期之一。不能说固守孔孟之道或先秦其他流派的观点才叫中国文化。吸收西方文化是分享世界文明成果，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条件而不是灾难。

第二，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文学革命，以白话交取代文言文，有人也目之为造成文化“断裂”的激进。时至今日，这类责难恐怕已不值得认真答覆。上一世纪下半叶语言合一的呼声已此起彼伏。由等级森严和愚昧的中世纪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少数社会精英垄断主要交往手段--文字的局面肯定无法维持。面对琳琅满目的现代文学和硕果累累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这样的“断裂”和“革命”，肯定会赢得多数人的赞许。

第三，新文化运动是多个思想流派的汇合，其中确有极端激进的流派，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

这些流派中最偏激的莫过于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中朱谦之称得上是最彻底的“革命者”。他号召进行“宇宙革命”，要革到“天翻地覆人类灭亡”，“举宇宙的存在物而悉灭尽之!”28可是，没有多久，他便大声疾呼：“我的朋友们呀!我恳求你，不要怀疑，不要想打破一个东西，甚至一微尘都不须打破，这些形形色色，都要信他本来让你真诚恻坦的的一点情……这么一来，就能把宇宙的一切，都化于‘真情之流’，都复归于神的当中，而人们的不自由不幸福，自然而然的得个解脱，而实现真情生活在人间上了”。29从要消灭宇宙间的一切到一粒微尘都无须打破，最极端转化为最平和，是激进还是保守，实在说不清楚。

另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也有类似的情况。1919年1月，他写道：“现在社会的政治、宗教、法律、资本家，阻止人类全体的自由的幸乐，使他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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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6-3 9:49:20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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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