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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与文化实验

化’和波格丹诺夫的心理东西对整个物理自然界的‘普遍代换’之间有着思想上的血缘关系。这是同一种思想，不过前者主要是用美学观点来表达的，而后者主要是用认识论观点来表达的。”５２把反映论运用到美学，就是苏联学者梅拉赫阐释的：“不是非理性的‘艺术家的意志’，不是他善于在艺术中描写主观主义的‘感觉的复合’的精湛技巧，也不是‘对异相存在的直觉的豁然贯通’，而是生活本身就是艺术的内容，并决定艺术创作的原则，——这就是列宁在分析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谈到美学问题时所遵循的基本观点。”５３不过，列宁只是在认识论方面划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他没有直接讨论文艺问题，因而其严厉批评没有使“组织”论销声匿迹，亚·波格丹诺夫依然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主要理论家，其1918年出版《艺术与工人阶级》一书仍然以其“组织”论为“无产阶级文化派”提供理论基础。原因在于，第一，列宁哲学批判还不是后来的“政治判决”，而且他并未具体批评美学上的“组织”论。第二，“组织”论可以脱离其经验批判主义的语境而获得一种唯物主义的解释。并无经验批判主义思想基础的“拉普”就认为：“无产阶级文学就是这样一种文学，它把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心理和意识组织起来，使其适应于作为世界改造者和共产主义社会建设者的无产阶级的最终任务。”５４第三，列宁对卢那察尔斯基相当尊重，后者在尊重文化遗产、宣传党性原则方面，都与列宁一致。卢那察尔斯基长期担任苏联文化教育界的最高领导，享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权威的地位。

　　“组织论”既是苏俄无产阶级文艺的主要观点，理所当然地为中国革命文艺所信奉。不但瞿秋白、鲁迅等人引进了卢那察尔斯的多种论著，1930年苏汶也翻译了波格丹诺夫的《新艺术论》由水沫出版社出版。据目前可以看到的材料，沈泽民1924年11月发表的《文学与革命文学一文就认为：无产阶级文学是“民众的舌人，民众意志的综合者”，要“把他们散漫的意志，统一凝聚起来。”“一个革命的文学者，实是民众生活情绪的组织者。”５５李初梨1928年亦强调：“文学，有它的组织机能，—— 一个阶级的武器。”５６冯乃超在1930年的《艺术概论》中还勾勒了一条托尔斯泰、普列汉诺夫到卢那察尔斯基的“组织论”理论线索。５７这不是偶然的，“组织论”作为无产阶级文艺理论，与五四以来两基本的文学观念——文学是自我的表现（创造社）和文学的任务在描写社会生活（文学研究会）——划清了界限，把文学置于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之中，说明了文学之于社会政治的积极主动的功能。因此，只要是文艺工具论者，就不可能摆脱“组织论”。“在左翼文学家看来，文学的是社会任务主要是组织功能，即把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的意识和心理形象化地组织起来，使文学成为‘一个阶级的武器’，并且由此据估计得出‘一切文学艺术都是宣传’、‘文艺是政治的留声机’这样一些、完全不顾文学艺术特征和特殊功能的荒谬结论。”５８

　　接受了列宁反映论的瞿秋白就没有简单地抛弃“组织”论，而是对之进行唯物主义的改造：“以前钱杏村等受着波格丹诺夫，未来派等等影响，认为艺术能够组织生活，甚至于能够创造生活，这固然是错误，可是这个错误也并不在于他要求文艺和生活联系起来，却在于他认错了这里的特殊的联系方式。这种波格唐诺夫主义的错误，走唯心论的错误，它认为文艺可以组织社会生活，意识可以组织实质。”５９瞿强调文艺不可能组织社会，但可以组织感情：“客观上，某一个阶级的艺术，必定是在组织着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意志，而表现一定的宇宙观和社会观；这个阶级，经过艺术去影响它所领导的阶级（或者，它所要想领导的阶级），并且去捣乱它所反对的阶级。”６０所谓“组织”就是“在情绪上去统一团结阶级斗争的队伍，在意识上、在思想上，在所谓人生观上去武装群众。”６１无产阶级文艺是为“组织斗争”而写的，它应当赞助革命的阶级意识的生长和发展。毛泽东也许不清楚“组织论”的波格丹诺夫起源，但也认为：“……‘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似乎不但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或者列宁这话的意思是在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６２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一个如何“组织”广大群众的问题。革命是由一小批边缘精英发动的，但革命的完成，则需要一大批群众的参与和献身，只有在这些脸朝黄土背朝天、从未受到尊重的农民中，革命才能找到源源不断的人力支持。如所公认，在中共党内，瞿最早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共产党政党策略的中心问题，1922年他就讲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在党的三大上，他指出“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毛泽东对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性更是高度评价。但是，分散在广漠土地上、长期从事一家一户生产的农民，并不具备产业工人那样的阶级意识，而且正像瞿认为的，中国社会是宗法式社会，农民不是靠政治组织、阶级结构来整合的，而是根据血缘、宗族、乡党等先赋纽带聚合起来的，社会整合程度一直很低。瞿总结历次农民革命失败的教训，第一条就是没有良好的组织，所以他认为：“革命的力量何在？在于组织。”６３毛比瞿更加充分地发展了关于群众、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的思想，他的最高成就是通过阶级斗争这一概念建构了一整套组织、控制农民的艺术，无论是在大革命时期还是合作化时期，毛的名言是“组织起来”。刘少奇说：“伟大的中国农民战争，如果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就与历史上一切农民战争不同，是完全能够胜利的。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我们的党，要长期在农村中用最大力量来组织和领导这个农民革命，乃是必然的道理。”６４组织农民一靠马克思主义（信仰系统），二靠严密的党（控制系统），而文化的作用则是毛泽东说的：“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组织”群众感情的基础是“极化”群众感情。革命需要同志和敌人，把混沌的社会整体分化为诸种对立的阵营是革命的前提。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武器，基础就在了它的阶级分析表达了社会冲突的意向。1926年春，瞿秋白在《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一文中分析了“中国各阶级力量之相互关系”，毛泽东则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们共同认为中国社会有五个阶级，分属于“敌”、“我”、“友”。阶级分析的方法就是要把生活状况不同的各个群体之间存在的差别明晰起来，斩断它们之间原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阶级意识就是对穷、富的自我意识，并把“我们”的穷归结为“他们”的富：穷人是受苦受难的，因为富人依靠政权的支持在压迫、剥削穷人，穷人只有团结起来打倒富人，才能获得幸福。既然阶级之间势不两立，非此即彼，相应地，阶级感情也只能是爱恨两种极端感情，并有各自的投射对象。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般无情。1927年瞿就指出这种斗争策略：“党应当利用每一次工人与资产阶级在工厂中的冲突，农民和地主在乡村中的冲突，兵士和军官在军营中的冲突；——无论如何琐细的冲突，也要利用——去激动并且深入到这些阶级冲突，调动极广大的工农群众到自己方面来。”６５所谓革命动员就是唤醒贫富意识、激化阶级矛盾，把阶级斗争的观念灌输到人民群众之中，造成革命态势。“革命的精神，革命的情绪，革命的意志，在平民之间是现成的；必须组织他，集中他，他才能变成一种势力。”６６毛进而强调革命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这是《讲话》中最著名的一段话，回答了文艺写什么（社会中的不平等和差距）和怎么写（典型化）的问题。社会生活丰富复杂，在革命者看来，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社会存在的根本法则，统治与被统治、压迫和被压迫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毛也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虽然农民有天然的反抗愿望，但旧秩序、旧文化也在他们身上烙印了安命、麻木、愚昧等传统毒素，作为革命动员的有力方式，文艺在反映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时就要使它们“更集中”、“更强烈”，把实际生活本来十分复杂的社会群体典型化为截然对立的两个阶级。美国记者斯诺记录了红军将领徐海东的阶级意识：“他真心真意地认为，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善良、勇敢、无私、诚实，而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干尽了。”６７爱恨对峙是革命者的情感结构，它们之间的强大张力，推动着革命者义无反顾地赴汤蹈火。

　　“组织”群众感情的目的是“改造”群众感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面对优势敌人的中国革命特别需要意志和勇气，需要流血和牺牲。“组织感情”不能停留在表达、强化农民原有的感情和愿望，更要灌输革命理念和政党要求，把一切个人都组织到集体中去，把一切感情都转化为革命感情。革命的意识形态一再把人道主义、个性解放视为革命的敌人，一次次的整风就是要肃清一切为残酷的斗争所不需要的种种个体性的思想意识、情性心志，用强有力的统一意志把无数群众整理、化合为一个无差别的整体，使个体获得新生。瞿秋白说得清楚：“现在剥削制度之下的一定的阶级关系，规定着群众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然而群众之中的一些守旧的落后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并不是群众自己所‘固有’的，而是统治阶级用了种种方法和工具所确定的，所灌输进去的。这些工具之中的一个，而且是很有力量的一个——就是文艺。所以这些新兴阶级，——同时也就要用文艺来帮助革命。这是要用文艺来做改造群众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武器。”６８胡乔木回忆：“就在延安，毛主席提出了组织起来的口号，这个组织起来不是说要固守农民的本来面貌，而是作为改造农民的手段提出来的。”６９斯诺在延安时发现，“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他的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但是一旦他参加红军的之后，他就把自己忘掉在什么地方了。”入党以前的那些日子往往被“看做一种黑暗时代，真正的生命只是在成为共产党人以后才开始的。”７０几乎所有的革命文艺都直接、间接地以阶级斗争为主题，而类似《红旗谱》中的朱老忠、《红色娘子军》中的吴清华这样的形象之所以特别高大，在于他们演绎了这一把个人复仇整合到革命运动的过程，具体体现了“组织感情”的过程和意义。

　　在浩荡的革命潮流与强大的权力组织的支配下，文艺政治化、文艺通过“组织”感情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成功地达到了。在延安的文艺家成为革命体制中的一员，文艺成为革命运动的一翼。周扬描述当时的“组织”效果：“农民和战士看了《白毛女》、《血泪仇》、《刘胡兰》之后，激起了阶级敌汽，燃起了复仇火焰，他们愤怒地叫出‘为喜儿报仇’、‘为王仁厚报仇’、‘为刘胡兰报仇’的响亮口号。”７１就是在1949年后，阶级之分也压倒了、切断了亲情关系。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回忆1960年代：“我在填写‘主要家庭成员和成份’这一栏时，刚从妈妈嘴里知道我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竟然统统都是地主。我在吃惊之余是深深的失望。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地主就是‘半夜鸡叫’的周扒皮，是剥削人民、压迫劳苦大众的吝啬鬼。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和这样的人发生关系，所以我不喜欢地主姥爷、姥姥的到来。”７２这就是小说《高玉宝》的力量。而且，阶级感情还挤干了任何其他感情，除了阶级感情就不应当有其他感情存在。真实的如1964年9月，中央音乐学院的一名学生给毛泽东写信，其中说到一个来自农村的同学听了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乐》开始不懂，后来读了有关传记和资料，听懂了，还联系到自己，在碰到困难、遇到不如意的事时，就掉泪了。７３学音乐的学生听柴可夫斯基而流泪，在当时就是一个大事，以至要上达天庭。虚构的如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在该哭的时候不敢哭，以免犯“温情主义”和“人性论”的错误，以至于周恩来感到：“思想上的束缚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要哭了，他却不让我们哭出来，无产阶级感情也不是这样的嘛？”７４足见组织感情不只改变了政治立场阶级意识，也培养了对美的艺术的恐惧。革命文艺有效地、超额地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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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6-3 9:46:50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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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