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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清 :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

》第1卷第5期，1924年5月。），相应的也将“智识阶级”定位于革命不能依赖的对象。恽代英《评醒狮派》就明显有这样的用心，文章写道：“自从《醒狮周报》出版以后，我又加了一种不赞成他们的理由：便是他们的‘士大夫救国论’。他们把士商阶级看得很重要，而很忽略农工平民的力量。”而没有民众站在背后之士大夫，总不能担任革命的责任，“二三十年来，康有为、梁启超、章行严、黄炎培、胡适之辈，皆曾为一时士大夫救国者之领袖，然都一一堕落，成为过去之人物”（注：恽代英：《评醒狮派》，《中国青年》第76期，1925年4月25日。）。

　　从恽代英文章点到的这些名字中，也可以获得这样的信息，“胡适之辈”与前所论及的“敌手”划归在一起，理由则是阶级——“士大夫救国者之领袖”。这也给出重要的信号，思想界的分化，缘自阶级意识的提升。而中国社会重新组织起来，于“思想界”的意义也显露无遗。笔者联系中国社会的重组检讨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其用意也在此。因为中国进入以阶级方式动员的社会后，读书人所仰赖的那个“界”，其凝聚力，是远不能与阶级动员的方式相提并论的。因此，所谓思想界的“分裂”，实可看做中国社会重新组织的产物。事实上，正是这段时间，尽管“赤与反赤”的论辩已甚嚣尘上，但“阶级专制”还是更多引起胡适的警惕。在草拟给陈独秀的信稿中，他就明确表示难以相容于“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甚至提出，“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注：胡适：《致陈独秀》，《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0册，第72—77页。）

　　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大致可以判定是在20年代晚期愈发突出的，实际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同步。如将问题延伸到代表“左翼”思想的“创造社”的崛起，则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枢机，当有进一步了解。因为这个“思想界”，较之“五四”时期，已有宵壤之别。

　　创造社作为一个文学团体，从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五四”一代：“自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我国新文艺由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文艺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同仁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学术独立，愿与天下无名之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注：见《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1921年9月29、30日《时事新报》，收入饶鸿竞编《创造社资料》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4页。）郭沫若后来将创造社的“异军突起”，做了详尽说明：这个团体初期的主要分子，不曾直接参加《新青年》时代的文学革命；和那一代的启蒙家也没有师生或朋友关系。但这一团体的出现，意味着文学革命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前一期“主要在向旧文学的进攻”；这一期“主要在新文学的建设”。结果，“他们第一步和胡适之对立，和文学研究会对立，和周作人等语丝派对立，在旁系上复和梁任公、张东荪、章行严也发生纠葛，他们弄到在社会上成了一支孤军。”（注：郭沫若（署名麦克昂）：《文学革命之回顾》，《文艺讲座》第1册，1930年4月10日。）

　　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算得上点题之作。文章写道：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项工作为旧思想的否定，第二项工作为新思想的介绍，但这两方面都不曾收得应有的效果，“胡适之流才叫喊了几声就好象力竭声嘶般逃回了老巢”，“新文化运动不上三五年就好象寿终正寝”。（注：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1日。）冯乃超也质疑文学革命这个所谓“文化上的新运动”究竟获得了什么。在他眼里，《红楼梦》的考证，《儒林外史》的标点，都能风靡天下，“这又有什么意义？”“考古！疑古!!动地般敲着退军的鼙鼓，博士的责任就此告终了，博士的历史的使命就此完结了，不太仓皇了么？”提到鲁迅，用了“这位老生”的字眼，认为鲁迅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落伍者的悲哀，“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注：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文化批判》第1号，1928年1月15日。）。

　　创造社的崛起，展现了思想界分化新的缘由。冯乃超后来对此有坦率检讨，指明参与其中者，主要受当时日本流行的左倾“福本主义”的影响，这种“天马行空”式的理论，明确主张文艺运动要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注：冯乃超：《革命文学•鲁迅•左翼作家联盟》，《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3期。）受到这样理论影响的青年回到中国，并祭起革命文学的旗帜，也意味着文学本身，都让位于政治的考虑。首先，过去的作家，都必须转变方向；过去的文学活动，也必须进行全部的清算和批判，否则，按照成仿吾的说法，“文艺的方向转换是不能实现的”（注：成仿吾：《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创造》月刊第1卷第10期，1928年3月1日。）。于是，所谓“思想”的争鸣，主要不是通过文学和学术来表达；“思想界”的分化，也并不取决于“思想”的标准，实际取决于政治的立场。郭沫若还是就胡适的资格发问，“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注：参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而到成仿吾那里，则是掷地有声的，“打发他们去！”具体地说，那就是“在意识形态上，把一切封建思想，布尔乔亚的根性与它们的代言者清查出来，给他们一个正确的评价，替他们打包，打发他们去。”（注：成仿吾：《打发他们去！》，《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15日。）

　　约至1930年代前后，思想界的“分化”也呈现出新的形态，双方都着眼于彼此的不同。最突出的是围绕“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前后的评价就颇有不同。1928年彭康就坦陈要对这场论战“算个总账，一笔勾销”，他认为从“玄学鬼”张君劢，“科学神”丁文江，一直到“柴积上日黄中的老头儿”吴稚晖，都只是蛇蝎一篓，“没有区别”，“都是我们理论上的敌人，所以非彻底地决算一下不可”。（注：彭康：《科学与人生观——近几年来中国思想界底总结算》，《文化批判》第2期，1928年2月15日。）彭还努力区分“我们的文化运动与胡适等的文化运动”，具体地说，“胡适的文化立场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只是‘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我们是阶级的意识和斗争的精神。”所以，“在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上，我们又不能不说胡适自己是反动的”（注：彭康：《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新思潮》第4期，1931年2月28日。）。有意思的是，王明在批评“李立三路线”时，也特别提到，“资产阶级的大中层及一切资产阶级改良的派别（汪精卫改组派、胡适之民权派、陈独秀托洛茨基取消派等），都各是反动营垒的一翼”（注：王明（陈绍禹）：《中国革命底根本问题》，《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1931年版；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09—515页。）。这里的意味是，尽管对胡适等人的命名，各不相同，但已将这一派作为“反动”的一翼。

　　一方既然表示要“打发他们去”，那么另一方的反应也是可想而知的，思想界的争斗愈趋激烈，与此不无关系。被目为落伍者的鲁迅、胡适等人，就卷入种种是非之中。以胡适来说，1925年的武汉之行，就让他“挨了不少骂”。他称这些文字为“妙论”，从中我们也可领略新的意识形态化的批评在中国的呈现。（注：胡适在日记中提到，“湖北一班共产派的学生出的《武汉评论》出了一个‘欢迎’专号，其实全是谩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5册，1925年2月1日。）值得重视的是，也就是那段时间，胡适发表的文字，也在进行着“派别”的划分。

　　1929年发表的《我们走那条路？》，胡适列举了思考中国未来前途具有代表性的三种设计，包括国共两党及国家主义的主张，以此表明他们另有主张。在所要解决的问题中，他明确说，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只有几个小富人；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势力早已在两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如此一来，既否认了国共两党所确立的目标，又阐述了他们对此的思考。（注：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卷第10期，1929年12月10日。）稍后胡适所写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就着重强调他与陈独秀等的分歧，“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这个希望是错误的。辩证法出于海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注：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收入《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显然，重要的不是胡适所区分的不同点（这仍然不免“后见之明”的痕迹），而是这里给出明显的信息，大约在30年代前后，双方都立足于不同来看待对方，分歧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稍后胡适谈到这段历史，就指出，1926、1927年的国***动至少有两点是和新文化运动不同的：一是苏俄输入的党纪律，一是那几年的极端民族主义。这些都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注：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2日。）似乎是为“后五四时期”《新青年》同人的分化，做了论定。

　　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显然是过于宏大的问题，即便限定于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也难将所涉及的问题有较为充分的“呈现”。毕竟，现代中国是一个社会变动急遽加剧的年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流动（包括身份的转变），较之以往，也不可同日而语。故此，所谓结合中国社会的重组以审视思想界的“分裂”，能顾及的只是很有限的思想资源。只能期望略陈己见，以增进对这个“年代”的了解。

　　总结起来，面对思想界“分裂”这样一个易于搀杂种种恩怨的话题，在我看来，或者须对纠缠于其中的“后见之明”有相应的警觉。基于此，则对“后五四时期”（主要是1920年代）中国的思想及社会的走向，也能有新的视野。这里的意味是，审视思想界的走向，确绕不开《新青年》“分裂”这一起点，因为“五四”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分裂”，往往在《新青年》群体中率先得以体现；思想界的“重组”，也与这个群体的分化息息相关。只是，此时的“分裂”主要由陈独秀的“出走”表现出来。《新青年》群体分化后，其同人各自搭建起新的发言台，而且均关注于现实政治。这也提供了重要资源，可以把握“双方”在政治上的“歧见”究竟有什么具体的表现。看得出，依托新的发言台的《新青年》同人，都在各自表述改革中国政治的意见，只是具体的主张并非完全不能相容。或许用“一个目标，两条道路”归纳双方的“歧见”，更为确当。正因为此，“后五四时期”的思想界相应也有明确的“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思想界的联合战线”或还停留在呼吁环节，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思想上的协同动作。最突出的是，双方均将敌对的一方纳入相应的谱系。这多少表明，20年代上半期的思想界，识别思想派别的主要因素仍保持着鲜明的“文化色彩”。然而，随着中国社会进行重新组织，特别是依托“阶级”进行社会动员的“列宁主义政党”涌现，于“思想界”的影响却甚为明显。思想界的“分裂”在20年代晚期愈发突出，实际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同步，这也多少说明所谓思想界的“分裂”，实是中国社会重新组织的产物。《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枢机，于此也有充分体现。

　　前已述及，胡适批评周作人把“不思想界”的情形看做“思想界”的情形，实际是提出了“思想界”有一个当得起当不起的问题。我们也会问，依托阶级进行社会动员的中国社会，在完成新的组织之际，还为“思想界”留有位置吗？将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悉归于中国社会的重组，甚而判定中国社会的重组导致“思想界”的瓦解，或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但可以说明的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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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6-2 14:14:22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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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6-02